1953年，先室去世后，父亲派我到美国陆军指参学院正规班受训，我遂从装甲兵旅旅长变成留学军官。
1954年6月，我在美国陆军指参学院正规班毕业之后，取道日本回国时，曾经参观了日本陆军的若干教育措施与后勤设备。
在教育措施中，我特别注意到一所富士学校，该校因位于富士山脚下而得名，其教育课程包含陆军的装甲、炮兵与步兵，等于将三所学校合并在一个学校里面，设立三个班。
这种做法非常具有效率，比我们纯粹吸收美制之后，分建三所兵科学校来得有效。
但是，最令我们有所感触的是该校副校长所说的一句话，我到富士学校参观时，适逢校长出差，由副校长代理校务。
一般来说，校长主管行政，副校长主管教育，在参观时，他告诉我日军的做法，我觉得很值得学习，他说：
“我们自从建新军（陆上自卫队、海上自卫队、空中自卫队）开始，无条件接受美军有关一切的手册。
典、范、令三类归并为一类，统称为手册。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野战手册，一类是技术手册。
使用美军的手册，我们一方面教授学生，另一方面，我们在每一次演习及讲堂推演中来检讨典范令内容。
两年以后，我们要召开一次会议，建立日军的第一本手册，到那时即使一个字不改，也要将手册赋予日军的编号，建立起日本军队的典范令。”
回到台湾后，我担任“国防部”高参室的高参，编入第五组，负责完成陆、海、空三军教范的重编工作。
我们从大陆撤退来台之后，从原先的德军体制变成美军体制，制度上有些混淆不清，但是，却没有人将教范重新整理，也没有人研究美军制度的原理。
美制有许多好处，但是也有一些方面不如德制，我认为，我们应该取长补短，变成自己的一套。
蒋纬国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我把这个观点带了回来，并且建议父亲一定要重编典范令。
没想到，父亲第二天下了一个命令，要高参室重新检讨陆、海、空军过去所有的旧典范以及新的美军手册，而这件工作也正好分配给第五组。
组长接到命令后，就将这件工作交给我。我跟组长说：
“这件事我可以做，但是，光是陆军就有许多稿典范令，还未校正完十分之一时，就要做第二次修正了，何况，要做三军及后勤典范令的校正，不仅仅是陆军的典范令，所以，一定要重新加以分配。”
接着，我就建议先检讨陆、海、空三军各学校的干部教育，是否已经有完整的教育体制，若完整，就可以把重编新手册以适应国军需要的任务，赋予各军事学校。
例如，炮兵手册交给炮校来编写，步兵手册交的旧典范以及新的美军手册，而这件工作也正好分配给第五组。
以此类推，如此正面展开之后，效果自然提高。一方面教官在讲堂上教授时，如果觉得原手册对国军不合适，就立刻加以修改。修改之后，先在教官团里进行检讨，之后再送到部队检讨，最后修正我们的典令，编写手册的任务就大功告成了。
但是，这件事情在推动上，并不太如人意。终究我们不能够从头到尾彻底执行，也不能正面地监督，后来我也调离高参室。
另外，我还向父亲报告，美军除了野战手册和技术手册之外，每一个军种还有一个规范手册。
比如，美军的军语辞典很专业，而我们的军语辞典则被视为普通辞典，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将它编入规范，大家就非遵守不可。
举例来说，同样的名词，陆军称为保养，空军称为维护，海军称为修理，又称维修，都没有统一名称，所以我们一切的典令，包括野战手册、技术手册与军中规范，都必须重新整理。
整理时，还要注意编组与审理的方法，再将这个网与干部教育网打成一片，凡是步兵的有关手册都由步兵学校来负责，才能做到规定与教学相符合。
美国的方法是在步校设立几组人员，分别负责授课与编审，大家常在学校接头，但不是同一个系统，而是分别属于编修系统与教育系统。
我们的人力与财力均缺乏，所以我们可以编成一套，炮校负责炮兵的手册编修，装甲兵学校则负责编修装甲兵手册。
此外，还要和人事打成一片。美军有一种专长编号，我向父亲报告过，国军光是装甲兵就有一千一百多个专长，其中技勤方面有六百多种，作战方面有五百多种。
其中，每一种专长都必须要有训练的场所或学校，或者是部队专设训练班，或是在学校里附设训练班，授课时间可以随机调整，从官到兵都要先接受这种教育训练，然后再去就职。
根本不许可在就职后才去摸索，因为经过摸索，等到熟悉后，又要面临调职的问题，我把整个体制设计好之后，要调到哪里都可以，不会受到影响。
可惜的是，我设计的这些体制，在我离职后就没有人过问了。
我曾经参考德军编写手册的观念，同时，又计划统一三军的沟通方式，我发现最重要的就是军语辞典的编写工作。
我们常常看到军官之间谈话，原本以为非常投机，但是到最后却发现，原来大家虽然用一个军语，但是解释却不同；
还有，看到军官之间争论不休，到最后才发现，原来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只是使用的军语不同。
“老总统”曾经多次下达命令，要国军重整军语，但是，这个命令始终没有好好贯彻实行。
元首具有哲学基础与事实经验，他的指示也非常远大，但是，高级干部却没有好好贯彻，致使建军建国备受阻碍，这实在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罪过。
1955年1月，我调任第三厅副厅长，至一九五八年四月为止，历时共计三年三个月。
本来父亲要我到第二厅当厅长，后来哥哥知道以后，就跟父亲说：
“第二厅能讲英文的人比较多，第三厅一个都没有，弟弟还是到第三厅比较好。”
结果，父亲就着了他的道，把我改调到第三厅。
第三厅厅长王多年和我一样都是第十期的，那一年，我已经是少将第七年，他还是上校，担任第四厅副厅长。
因为他陪哥哥一起到大陈，帮忙设计撤退，许多海上运输的问题都是由第四厅主管，所以，哥哥与他较熟，便将王多年升少将，接任第三厅厅长。
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并没有造成我的困扰，我也没有别扭，我与王多年私交不错，何况，他还比我大几岁，只是从军较晚而已。
大陈撤退时，还曾经发生一个插曲。
当时大陈的指挥官为刘廉一，黄埔六期毕业。师长为胡炘，黄埔十期毕业。
哥哥有一次到大陈去，那时候还没有谈到撤退的事，刘廉一向哥哥表示，要守住大陈还要加一个师，光一个军守大陈，而且没有炮兵部队与装甲部队支援，很难固守。
当哥哥问胡炘时，胡炘说军人守土有责，无论有无部队增援，我们一定打到一兵一卒为止，他的话很合哥哥的胃口。
事实上，王多年与胡炘为同期同学，在哥哥到大陈之前，王多年已经向胡炘暗通消息了。所以，胡炘把大话说在前面，得到哥哥的赏识。
撤退来台，他也当过装甲兵司令、军长，后来也当了侍卫长，进展不错，完全得之于他当年的表现。
而刘廉一从大陆回来就开始抑郁不得志，不久他也就丢官了，就是因为他在哥哥面前说一个军无法守住大陈，哥哥认为他很“孬”。
其实，刘廉一是以指挥官的立场来考量事情，并没有错。而哥哥非常欣赏王多年，就是因为他认为王多年将大陈撤退一事处理得很好。
国民党军大陈岛撤退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事实上，大陈在海空军支援距离之外，非撤退不可，而且，中共那时已有米格战机，而我们才刚刚脱离螺旋桨机。总之，是非撤退不可，即使我们有F-86也无济于事。
因为距离太远，海军、空军都支援不上，守着孤岛，突出在外头是不可以的。大陈撤退时，我们得到美军顾问团的全力支持，美方本来就主张我们撤退，所以凡是能撤退的都撤退。
第三厅主管全国作战，但我们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几个重要的案子都由上级直接掌握，他们不大用幕僚，这件事情，我的感触很深。
我们虽然从事作战的参谋业务，但是厅长、副厅长都不受重用，动辄都是作战次长来掌握业务，而作战次长也不过是给参谋总长传令而已。
这种分层而不分工的体制实在是不足取，在上位者总是掌握权力，任意编派，也不顾及职务和工作性质的相关性。
我记得，德国的古德宁将军曾经对此情形有过批评，他说：
“到后来参谋总长似乎只是一个阶级过高、待遇过大的传令官而已，总是样样事情掌握着，自己吩咐自己做。”
我在第三厅时，别说是副厅长，就连厅长也没有用处，我举刘自然案一事来说吧。
刘自然案的发生，根据美方的说法，该案是美军顾问团的士官雷诺兹，在家里面用四五手枪杀死一位中国联络官刘自然。
台湾群众冲破警方阻拦捣毁美国大使馆
因为美国人把家视为堡垒，神圣不可侵犯，第三者若要进入，必须得到主人的同意。那天，刘自然到他家去，究竟是为什么事情，我们始终都不知道。
不过，刘自然是在雷诺兹的院子里被杀的，而不是在屋子里，此事引起的争议很大。
雷诺兹定于1957年5月24日做最后审判，22日那天早上，我主动到参谋总长彭孟缉的办公室，向他报告：
“刘自然的案子不宜扩大。这几天，报纸与民间的状况发展非常不利，如果对于雷诺兹不能课以重刑，民众不会接受；倘若被人利用，这个案子就可能扩大，变成不容易收拾的状况。
请总长慎加考虑，早做准备。24日就要审判，我方会派有关人员出席作证，说明雷诺兹与中方合作时的表现，我希望不会判得太轻，请总长早些与美方协调。”
台湾刘自然案旧照
24日那天，刘自然的太太扛了一块牌子，坐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前做无声的抗议。
审判结束后，雷诺兹竟然获判无罪，于是，民众不满的情绪愈来愈严重，背后究竟是谁利用这个状况，造成扩大型的暴乱，我就不敢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