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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真正的皇叔,袁绍极力想拥立的皇帝

官渡之战是曹操与袁绍的一次大决战,这场战役的胜败不仅决定着双方的盛衰走向,也标志着东汉帝国北方群雄割据的局面渐告终结。抛
官渡之战是曹操与袁绍的一次大决战,这场战役的胜败不仅决定着双方的盛衰走向,也标志着东汉帝国北方群雄割据的局面渐告终结。抛开军事方面的博弈,如果审视官渡之战前后曹操与袁绍的优劣,可以发现,奉天子以令不臣成为曹操常被提及的政治优势。

相较而言,袁绍在这一点上显得相形见绌,但事实上,他曾经拥有类似的机会。袁绍出领冀州牧时,谋士沮授建议他将远在长安的皇帝刘协接来,即挟天子以令诸侯。无论挟天子以令诸侯,还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政治目的如出一辙。但沮授的建议却遭郭图、淳于琼等同僚的反对,最终作罢。由此可以看出,袁绍阵营内部对于迎立天子的意见分歧。袁绍本人的态度在决策中无疑占据着关键地位,但他对刘协的看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看待。

第一阶段,关东诸侯联合讨伐董卓期间,沮授给袁绍提出过一套拿下北方四州,迎献帝、立朝廷的战略规划,袁绍十分高兴,还提拔沮授为监军奋威将军,可见他至少在早期确实有兴复汉室的想法。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不久,袁绍其实已经与冀州刺史韩馥商量过拥立幽州牧刘虞为皇帝的计划,不过他当时的身份仅是渤海太守,名义上还隶属于韩馥,而且在拥立刘虞这件事上,韩馥出力并不在袁绍之下,他们的意图应该还是想要出师有名,担心被董卓借刘协之手将自己定为反贼,所以当拥立刘虞不成后,袁绍还能接着认可沮授迎奉刘协的建议,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阶段是在袁绍成为冀州牧的时候,袁绍对于是否迎奉刘协,内心深处开始产生动摇。主观意愿上,刘协当年由董卓废掉少帝刘辩,才登基为帝的。而袁绍是因为支持刘辩、反对董卓而逃出京师的,故而有“天子之立非绍义”这种说法。至于客观理由,献帝传中郭图分析的很清楚,他认为汉室衰落,正是袁绍建功立业、成就大事的时机,迎奉皇帝到身边,必为掣肘,弊大于利。而且汝南袁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即便没有天子的号召力加成、袁绍依旧不缺人才。再者,袁绍当前的大敌是公孙瓒,与其兴师动众迎奉皇帝搞面子工程,不如先平定河北四州。姑且不论,以事后诸葛的角度看这番分析是否缺乏远见,显然现阶段的袁绍对此是认同的。

第三阶段,袁绍灭掉了公孙瓒,雄踞北方。此时袁绍实力强劲,多少萌生了称帝的想法,这从他分配至下四州的举动可窥见端倪。长子袁谭去青州,次子袁熙去幽州,外甥高干去并州,三子袁尚最后继承了冀州。北方四州已经被他经营成了私有领地,相当于有了自己的公国。哪怕后来曹操打赢了官渡之战,但是彻底灭掉袁绍及其后嗣也花了整整七年时间,如果不是袁绍的儿子们内斗,恐怕还需更久。可见袁绍对于自己地盘的经营是到位的,百姓更愿意追随袁氏,而不是曹操所把持的朝廷。

此外,袁术失败后,想要跑到袁绍的地盘,把皇位让给袁绍,袁绍也是想要的,野心昭然若揭,已清楚了袁绍的心路历程,可见他在刘协为帝的大背景下,对汉室的忠心并不坚定,迎奉刘协显然不是他心之所愿。那么,他在尚不足以自立为帝时,对于皇权就没有半点行动吗?从他早年热衷于协助大将军何进对抗宦官的表现来看,他从始至终都在追求权力的最大化,皇权作为权力的最高点,他当然不会忽视。他的选择是另辟蹊径,另立皇帝。

公元189年,东汉先后换了四个年号,政局混乱程度可见一斑,汉灵帝刘宏驾崩,宦官杀大将军何进,袁绍大杀宦官,董卓、废立等一系列事件,迅速瓦解了帝国权威。而公元190年,以袁绍为盟主关东诸侯联合讨伐董卓的军事行动,则将权威瓦解的后果用地方割据的形式赤裸裸的表现了出来。当事态发展到关东联军鸟兽散,董卓焚毁洛阳,挟持皇帝西走长安时,战争明显有了长期僵持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手段难以直接解决问题,袁绍与董卓就需要争取在政治、道义等方面压倒对手。

公元190年,时任渤海太守的袁绍与冀州牧韩馥开始谋划拥立幽州牧刘虞为帝。与此同时,董卓也通过自己掌控的朝廷,不断给刘虞加官进爵,与袁绍进行政治角力。灵帝时期,刘虞已经位居太尉,封容丘侯,董卓主政后。晋封他为襄贲侯,并先后受大司马、太傅等显贵之职。董卓对于刘虞的重视体现的淋漓尽致,袁绍与董卓都在以不同形式争取刘虞的支持。刘虞到底拥有怎样的特质值得再三笼络呢?

刘虞是正儿八经的汉室宗亲,为汉光武帝嫡长子,东海恭王刘彊之后,袁绍看中刘虞宗室长者的身份,这是他拥立刘虞为帝的前提条件。对于袁绍来说,拥立刘虞短期内带来的皇权影响力,不仅能加强关东诸侯的凝聚力,更能使袁绍这个盟主拥有与长安朝廷分庭抗礼的政治资本。一旦袁绍拥立成功,董卓主政下长安朝廷的合法性便将受到挑战。还有刘虞,长期担任幽州最高军政长官,贤明在外受到军民拥戴,与鲜卑、乌桓等边塞外族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通过公元189年平定张纯、张邯叛乱之战,不但树立了自己在幽州的威信,又从叛军中接收了数万军队,其中就包括素以骁勇善战著称的乌桓骑兵。与此同时,刘虞与幽州本地豪族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部下从事田畴、鲜于辅等人,无不出身幽州地方豪族。这对刘虞在幽州的统治,大有裨益。此外,幽州在财、谷、民这三个要素上都处于优势地位,既有上谷胡市之利,又有渔阳盐铁之饶,同时吸纳了来自青、徐等州百余万流民,可谓物丰民稠,兵精粮足。因此,无论袁绍还是董卓,只要得到刘虞的支持,就能获得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也就更有把握在汉末历史的实力天平上压倒对手。那么,袁绍拥立刘虞结果如何?在联合讨董期间,关东诸侯们就各怀心思。尽管袁绍不遗余力推动拥立刘虞为帝,但关东诸侯对此多持反对态度。袁绍之弟袁术当时具有南阳郡,袁绍与韩馥在策划此事时曾与他沟通,但遭到拒绝。袁绍用来游说袁术的论据主要是,质疑刘协被贼人拥立的正统性。可是袁术心怀不臣之心,不愿意看到年富力强且握有实权的刘虞被尊为帝,成为自己往后权力道路上的阻碍,便通过极力为刘协合法性辩护的方式予以拒绝。

袁绍第二次劝说袁术时,甚至不惜,將刘协视作杀害叔父袁隗等人的罪魁祸首来说服袁术。然而,袁术仍然用只想讨伐董卓为借口进行回避,曹操同样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甚至不惜孤军奋战,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仔细审视曹操、袁术拒绝袁绍的言辞,能够体会出他们对东汉正统的看法,自身政治目的的不同,以他们为代表的关东诸侯的反对,也成为了袁绍拥立刘虞的极大阻力。当然,关东诸侯的意见固然重要,刘虞本人的态度同样不可忽视。袁绍最初私底下派人找到刘虞,刘虞断然拒绝,后来甚至表示要投奔匈奴。等到袁绍、韩馥以关东诸侯的名义,正式上刘虞尊号时,刘虞的抗拒更加激烈,并表达出了对刘协法理的认同。当袁绍、韩馥暂退一步,请刘虞先暂领国事时,刘虞直接将使者斩首了。

与之相对的是,在此期间,刘虞仍在不断替边塞部落传递朝贡品去往朝廷,并派心腹去长安觐见皇帝,又差遣数千骑兵至南阳郡,为迎接刘协到自己身边做准备。由此可见,刘虞对刘协皇帝法理的认同,以及对自立为帝的强烈抵触。由于在袁绍、董卓两方的笼络面前,始终保持着政治立场的独立性,可以说,在东汉末年的历史舞台,“汉末所知牧伯无不相延为大贼”的历史背景下,刘虞实际上选择了一条“一人立守忠欵”的政治道路,坚持在东汉既有政治框架内行事,力图恢复旧秩序。

那么,刘虞能否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呢?刘虞的儿子刘和早先跟在刘协身边做事。刘和奉刘协的命令,由武关逃出长安,想要找父亲勤王,经过南阳郡时被袁术扣留。袁术骗刘和说自己将与刘虞并力西向,让刘和写信给刘虞请求兵力支援。刘虞不疑有他派出了数千骑兵。对于手下实力派将领公孙瓒,认为袁术不值得相信,坚决反对出兵时,刘虞不听。公孙瓒原本就与刘虞在对待外族的态度上生出龃龉,此事更成为两人进一步交恶的引线。公孙瓒在阻止刘虞不成后,为避免与袁术结怨,也派遣族弟公孙越及1000骑兵开赴南阳,并建议袁术软禁刘和夺其兵权,可以说已经完全不把刘虞放在眼里了。事态的发展逐渐超出了刘虞的控制范围。后续公孙瓒派出的公孙越被卷入了袁绍、袁术争夺阳城的战斗,并死于流矢。公孙瓒大怒之下,借机起兵讨伐卧榻之侧的威胁袁绍,北方四州从此陷入公孙瓒、袁绍、刘虞等势力交相征伐的混战中。

到了193年,刘虞起兵攻公孙瓒,反而被击败,最终被俘。刘虞既为宗室,又在幽州广结人心,因此即便到了这时,公孙瓒依旧对他维持着表面上的礼节,尊他为州牧,把他当做傀儡,代为下达命令。刘虞的利用价值袁绍、董卓没能利用到,反而让公孙瓒近水楼台先得月,等到借由刘虞将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后。公孙瓒便毫不留情地将刘虞处死了。

根据后汉书等史料的记载,在遣兵南阳、通史长安与起兵攻公孙瓒的近三年时间之内,刘虞并未完全参与到割据势力的争斗当中,他的军队缺乏实战历练,战斗力很差。从这一点中我们也能够得出,由于在奉迎皇帝之外的基本政治目标保境安民,即使是在进攻公孙瓒时,刘虞依然告诫军士不要滥杀无辜,同时要求军队保护房屋,他死后百姓悲痛不已的反应也能体现出他的政治特点。由于选择保境安民而非逐鹿中原,说明他忠实的履行着州牧的职责,也恰恰反过来为他选择尊崇皇帝刘协提供了证明。只是刘虞想要迎奉刘协,就意味着他已经进入到了中原围绕皇权的斗争之中,却没能将这种政治路线转化为政治优势。手下兵精良足,却只想置身乱世之外,驾驭不了部下骄兵悍将,最终遭到反噬。这种政治路线的内在冲突奠定了刘虞命运悲惨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