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年（1913年）3月20日的上海火车站人声鼎沸，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及陈其美等一众大佬的簇拥下，准备登上北去的列车，应袁世凯的邀请，去北京商谈组阁事宜。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人，向宋教仁连开三枪后逃离，宋教仁中弹后立即被送到医院，两天后不治身亡，年仅31岁；这便是引起全国震动的宋教仁被刺案，也是民国第一大案和谜案。
之所以被称为“民国第一谜案”，是因为宋教仁之死的谜团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开，谁是幕后指使者？为何要刺杀宋教仁？“二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吗？如果宋教仁不死，中国将成为一个什么样体制的国家？这一切都随着宋教仁的离世陷入了云遮雾罩的迷蒙中，也使得本来清晰可辨的历史进程突然地拐了一个大弯，接下来的中国又重新回到了混战的局面。
宋教仁之死直接引发了“二次革命”，然而，了解这次革命的人并不是太多，而且经常还与“护法战争”和“护国战争”混为一谈，成为一个似曾相识又似是而非的名词。究其原因，首先，这是一次失败的革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其次，时间太短，从李烈钧的湖口誓师到南京被攻陷，仅有不到两个月，便如闹剧般地一哄而散。
武昌起义后，关内十八行省脱离北京满清政府，宣布效忠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只有山西、山东、甘肃、直隶及河南5个省继续效忠北京，直到清帝逊位，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中国方才完成了总统内阁制的国家。
这对革命党人看来，推翻满清政府是一次革命，而刺杀宋教仁必是袁世凯所为，所以，推翻袁世凯就是二次革命，只要革命党没有掌握最高权力，那就必须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革命。
袁世凯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是当时主流的看法，也是以前被灌输的认知，从推理上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袁世凯想当皇帝，自然要铲除所有的反对势力，宋教仁要来组阁，当然要下狠手灭之。
其实，相对于革命党领袖的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只是同廖仲恺或胡汉民这些人一样，是属于低一个级别的领导人，为何孙、黄不出面，而由宋教仁代表南方来同袁世凯对话呐？
原来，袁世凯当了大总统以后，孙中山拿着袁世凯给的一百万大洋修铁路去了，而黄兴也辞职回乡，“避政界而趋实业，尤专注于矿业。”同盟会成员也分散于各地的议会或社团中各行其是，成为“在野党”，呈一盘散沙的状态，而章太炎更是脱离了同盟会，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湖北的同盟会员孙武等人则拥戴黎元洪，组织了“民社”，继而壮大为“共和党”，成了袁世凯的御用工具。
同盟会本是一个带有会党性质的地下反清组织，进入民国后，早已不适应新体制的国家形式，宋教仁在孙、黄离去后，为适应新形势，宋教仁“毁党造党”，在原同盟会的基础上，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及国民公党等，改组成国民党。
虽然仍然奉孙中山为领袖，但宋教仁以代理理事长的身份，成为主持国民党的真正党魁，在此时已取代了孙中山在国民党的地位，而该党的奋斗目标就是“宪政”。
宋教仁
所谓“宪政”，即以宪法为基础的民主政治；所以，宋教仁是革命党人中最早提出宪政主张，并探索实施且卓有建树的政治家，作为民主立宪与法制建设的拓荒牛，宋教仁是当之无愧的“宪政之父”。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刺宋案”的发生，中国也许能在宋教仁的倡导下成为一个真正的宪政国家，历史将向着另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在的形式行进。
宋教仁，字钝初，号渔夫，湖南省桃源人，幼年聪颖异常，17岁入彰江书院，接受了大量的新思想，并结识了黄兴，虽然二人相差8岁，但一见如故，遂同章士钊（1881年3月20日——1973年7月1日）等人一起成立了华兴会，担任副会长。
在策划长沙起义失败后，宋教仁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孙中山来日本演讲时，他担任同声翻译，后又与陈天华一起，创办了留日学生革命的杂志《20世纪之支那》，影响巨大，即后来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前身。
有趣的是，在孙中山来杂志社同他商议建立组织时，同他交谈了很久，要是旁人，早就大肆宣扬了，而他则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逸仙话说得太多，不稀记；从中也能从这位民国实干家的口中得出一些他对孙中山的态度。
宋教仁
无论在华兴会还是同盟会，宋教仁都被认为具有非凡的组织力和深邃的思想性的干将，作主要同盟会的领导人，他主要负责同盟会的法律事务。
相对于采用暴力推翻满清的革命党人，宋教仁更看重的是重建国家形式的手段，他多次表示：光有破坏力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建设力，反满排清是破，而建立民主政体则是立，不破不立，打破的目的，是为了构建一种更先进的秩序和公平的社会。
说起他同袁世凯的关系，源自于一次对维护中国领土的论争上，这就是所谓的“一本书捍卫一块国土”的故事。
当时在长白山东南有一个叫间岛的小岛，历来都是中国的领土，可日本当局指使朝鲜殖民当局在岛上设立派出所并派驻了警察，企图占有。宋教仁亲自登岛考察，并去汉城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写出了《间岛问题》一书，寄给了袁世凯，中国就凭着这本书的内容在谈判桌上“斥退日人口实”，终于使得这个离开祖国怀抱两百多年的岛屿回归中国。
一本书保住了几万平方公里国土，袁世凯大喜，给宋教仁寄去酬金，以示奖励，但被宋教仁拒绝，自言自己是为了中国领土完整，绝不是为了赚这奖金。使者强行将酬金扔下后离开，无奈之下，宋教仁便将这笔钱用来资助了在东京生活困难的留学生，一时引得好评如潮；据说老佛爷认为他是个人才，还准备授他四品京官，宋教仁当然是一笑而过，不以为是。
武昌起义爆发前，同盟会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多次起义，但均遭失败，特别是黄花岗一役，实力大损，士气低落；而革命党内部又由于地域、性格和观念的差异，内部斗争日益尖锐，矛盾重重，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宋教仁
鉴于当时的惨痛教训及所面临的形势，宋教仁适时提出了上、中、下在策，上策即中心开花，占领北京，号令全国；中策为长江流域同时起事，继而北伐，覆盖全国；下策则是先在广东或东北等边远策动起义，再向周边徐图扩展。
宣统三年（1911年）7月，宋教仁和谭人凤等人毅然奋起，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被推为总务干事，这是为他所提议的中策作准备，然而，随着四川保路运动兴起，中部总会抓住这一契机，派要员在长江流域八省设立分会，连成一片，协同作战。
然而，武昌首举义旗并获得成功，可惜的是，当时同盟会的六大巨头均不在武昌，群龙无首的起义军只好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相号召，而黄兴和宋教仁赶去武昌时，已是半月之后。
南北和谈成功，孙中山回国，而袁世凯趁机窃取了大总统之位，宋教仁连夜写成《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以限制其权力，继而按照约定，孙中山和黄兴均退出了权力中心。而宋教仁则出任了第一届内阁的农林总长，但三个月后，随着内阁总理唐绍仪的辞职，宋教仁也离职而去，为使同盟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议会性政党，他重新组建了国民党，决心在议会选举中获得领先的席位。
果然，在国会议员的选举中，国民党得票率高达45%，远超其他政党，此时的宋教仁踌躇满志，作为国民党党魁的他准备北上组阁，以实现他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宪政国家的理想。
宋教仁
然而，就在宋教仁即将登上北去的列车时，枪响了，他倒在了血泊中，临终前，他对黄兴说出了三个遗愿：一、将他存在东京、南京及北京的所有图书，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请各位仁兄予以关照；三、请诸位同志继续奋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务必继续走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民主宪政之路。
最后，他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了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最后希望袁世凯能够竭力保障民权，自己则虽死犹生。
良久后，宋教仁蹙眉忍泪道：“今国基未固， 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此时他已是无力再言；及黄兴附在他的耳边轻声说道：“纯初，你放心去吧。”宋教仁这才气绝，闭上了双眼，一代英豪，就此殒落。
宋教仁如同黑暗夜空里一颗耀眼的流星，随着他而去的还有来之不易的宪政远景，刚刚开幕便宣告终结，中国痛失了一次民主宪政的实践机会，国运之衰，莫此为甚，痛哉，惜哉。
“破坏建设一身兼，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谓之政治大家曾何愧；瘈狗毒蛇全国布，无人心，无天理，无国法，成此暗杀世界岂能堪？”这是他的好兄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谭人凤所撰的挽联，不仅道出了对宋教仁的评价，还控诉了那个黑暗的时代！
孙文
接下来，孙中山不顾黄兴等人的反对，坚持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而袁世凯则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向着帝制的目标疾进，而孙中山则组建了效忠自己一人的中华革命党，最终，中国又再次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到底是谁刺杀了宋教仁？当时一致认为是袁世凯，但是，宋教仁作为南北矛盾的协调者，也是袁世凯在革命党人中“能够说得上话”的旧相识，他似乎没有必要将宋教仁置于死地。因为，用他自己的话说，宋教仁是“国民党中的一个明白人”。如果是他刺杀了宋教仁，就必然再次成为南方革命党人的死敌，让自己今后再面对一个谁也不知道的人来组阁，他会这样自找麻烦吗？
直接开枪的杀手是武士英，一个纯粹的地痞流氓，指使他的人叫应桂馨，他曾担任孙中山卫队的队长；后来当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是庶务科的科长；他也是陈其美的亲密战友。
二人被捕后，关押在陈其美的结拜兄弟黄郛的军营中，可是，两天后，武士英在庭审前一天突然被毒死，而应桂馨居然也在戒备森严的军营逃跑，后被人射杀在去天津的火车上。
然而，这两人的背后牵涉到两个人，内务部的秘书洪述祖及总理兼内务部长赵秉钧；洪述祖逃到天津，四年后在上海被捕，被处以绞刑，临终前留下一联作为遗言，内容很有些意味深长，其联曰：“服官政，祸及于身，自觉问心无愧怍；当乱世，生不如死，本来何处着尘埃。”
赵秉钧
赵秉钧下台也是自然的，但半年后莫名其妙地死于家中就有些不对了，赵秉钧是过渡性的总理，这点大家都明白，他的死同“宋案”有何瓜葛，实在让人费解。
只是这洪述祖还真是个人物，清代大名士洪亮吉是他的曾祖父，儿子洪森是著名剧作家，新中国外联局局长；而他的孙子更有名，长得极像乃祖父，名叫洪金宝。
洪述祖虽说是袁世凯和赵秉钧的人，却也是青帮大哥和革命党，曾在陈其美手下负责情报工作，二人有很深的渊源，如此看来，他可以说是个双面间谍。
如果说洪述祖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那么是否可以说，以他的猜测，宋教仁是袁世凯和革命党都不愿意其来北京组阁，实行宪政，所以，一举两得地替两边的老大去除心腹之患，只有怀着这样的心情，才能写出那颇有豪气的绝命联。
然而，武士英被毒杀和应桂馨的越狱却不是洪述祖能办得到的，能办这样事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陈其美，无论此案的发生过程和逻辑推理，都带有明显的“陈其美式”的风格特征。
陈其美
认为宋教仁被陈其美所害，尽管在当时不占主流，但早就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比如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就曾说到，此事是陈其美所为，而自己则名列黑名单第二，以后得多加小心云云。
至于陈其美为何要刺杀宋教仁，作为同一战壕的战友，为何要下如此狠手，如果细究的话应该能得出结论：当时袁世凯如日中天，立宪派势力强大，宋教仁已经成为国民党实际的领导人，如果三方联手，实行议会政治，大权旁落的孙中山将彻底出局，他那修建25万公里铁路的计划更是没法交代。
宋教仁死后，宪政便成为一个永远不能实现的美丽神话，泯然于“二次革命”的战火中，在后来的时光中，所有相关的证据也在蒋介石和戴笠等人的操纵下被抹得干干净净。
宋教仁墓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宋教仁，一个英年早逝的革命家，一个宏伟蓝图的规划者，从民族危难时的挺身而出到革命时期的舍身赴难，他用自己的生命树立了一座高耸云天的丰碑。
最后，用上海宋教仁墓碑上于右任先生所书的铭文作为本文的结尾，其铭文写得十分隐晦，透着满满的无奈之情，然而，他也只能这样写了：“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