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偶尔在城市碰到农村务工年轻人，若问及其家乡村级事务，十问九不知！农村一些涉及补贴发放引发的信访问题，一个普遍缺失的环节，就是当事人在事项公示环节时根本不闻不问。而更普遍的是，本应是很严肃而庄重的如投票、签字画押这样的程序，在农村很可能也是极少数就给代劳了，因为好多人不参与、不回应、不关心！

就农村事务在多数农民那里得不到回应的现象，“原生态乡村”试着深层次探析其中因由，有想到解决办法的欢迎在评论区给出好的建议和意见，喜欢本文请点赞、收藏和转发，关注我接下来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

在曾经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乡村，村委会的公告栏如今常常冷冷清清，只有风卷着落叶从它面前匆匆掠过，似乎在诉说着往昔的热闹不再。村民代表大会的会场里，座位常年空置，仿佛在无声地质问：曾经那些热烈讨论村级事务的场景，究竟去了哪里？乡村公共生活的热度，如同冬日的暖阳，逐渐变得微弱，沦为了时代的背景音。农民们对村级事务的疏离态度，不禁让人深思：这究竟是他们基于利益考量做出的理性抉择，还是意味着乡村治理正面临着深层次的危机？

在湖北孝感那广袤的稻田边，老周蹲在田埂上，一边抽着旱烟，一边掰着手指算了一笔账。他无奈地说，参加一次村务会议，耽误的时间算下来误工费得80元，可要是进城去打零工，一天就能挣200元。这简单的数字对比背后，反映出的是农业收入在农民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的现实困境。根据2022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农业收入仅占农民总收入的37%。如今，种地对于许多农民来说，已然渐渐沦为了“副业”。像村级修路、水利设施建设等集体事务，虽然从长远来看对乡村发展有益，但它们所带来的收益，远远比不上进城送外卖或者进厂打工所获得的即时回报。农民们为了维持家庭生计，不得不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能快速增加收入的工作中，也就无暇顾及村级事务了。

而土地流转现象带来的影响更为复杂。在四川成都郊区，王姐把自家的5亩地租给了企业，每年能稳稳当当收到6000元的租金。她直言：“现在土地租出去了，地里的事儿都归公司管，村里开会讨论那些事儿，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据农业农村部调研数据显示，全国2.3亿土地流转户中，高达68%的人都表示“不再关心村集体事务”。随着土地从农民手中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租赁资产，农民与村庄之间原本紧密的经济纽带，正悄然发生着断裂。这种经济关系的变化，使得农民对村级事务的关注度大幅下降，他们更关注租金收益和自身在外的工作，而对村庄公共事务逐渐变得漠不关心。

每当黄昏降临，豫东的村庄里，麻将碰撞的声音在留守老人中此起彼伏。在这里，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超过了45%，初中以下学历的人群更是达到了82%。这些老人，或许还清晰地记得集体生产时期，每天听到敲钟声就去上工的场景，但面对如今“三资管理平台”复杂的电子账单，他们却感到一脸茫然，不知所措。一位村支书无奈地苦笑着说：“去年改选村民代表，想凑齐10个识字的人都困难重重。”

而青壮年劳动力的“数字缺席”，对村级事务的影响更为致命。在江西赣州，村干部为了适应时代发展，尝试通过微信群召开“云会议”，方便在外的村民参与村级事务讨论。然而，让人沮丧的是，在一个278人的群里，竟然有167人长年处于潜水状态，几乎不参与任何讨论。农民工李强在东莞的车间里，趁着短暂的休息时间，疲惫地说：“每天都加班到晚上10点，累得只想倒头就睡，哪里还有精力去管老家修不修广场这些事儿呢？”据北京大学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2.86亿农民工中，仅有12%的人参与过村级事务决策。青壮年作为乡村发展的主力军，他们长期在外务工，无法有效地参与到村级事务中来，使得村级事务的议事主体严重缺失，乡村治理缺乏新鲜血液和活力。

在华北的某个村庄，原本旨在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的“厕所革命”，却沦为了村民们口中的笑谈。政府补贴修建的冲水厕所，由于没有配套的下水道设施，只能成为毫无用处的摆设。村民老张气愤地指着崭新却无法使用的马桶，说道：“这就是村干部搞出来的‘业绩’，我们早就提过意见了，可是提了三年，根本没人理会！”类似这样的形式主义项目，严重打击了农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中国社科院的调研显示，73%的农民都认为“提建议也没用”，他们对村级事务的管理和决策失去了信心。

更令人担忧的是村级财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湖南的某镇，村级工程招标常年被3家“神秘公司”包揽，村民们对其中的猫腻深感怀疑。在一次查账过程中，他们发现1公里村道的预算高达80万，可实际到账却只有50万，大量资金不知去向。当“三务公开栏”只是徒有其表，成为一种应付检查的装饰品时，农民们感到自己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于是只能用“不参与”这种消极的方式来表达不满和抗议。一位德高望重的乡贤痛心疾首地叹息道：“过去在祠堂议事，大家都讲公道，为村里的发展出谋划策。可现在的会议室里，只剩下应付检查的台账，却没有了真正为村民办实事的氛围。”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农民们看似消极的“不参与”，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的政治表达。在浙江义乌，村民们因为不满垃圾清运外包过程中出现的乱象，集体拒交卫生费。他们用这种看似沉默的方式，向村委表达了强烈的抗议。最终，村委不得不重新进行招标，改善垃圾清运的管理。这种“以沉默为武器”的策略，体现出农民们在面对问题时的底层智慧：当正常的制度性参与渠道无法发挥作用，无法有效解决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时，消极回避便成为了他们维护自身权益成本最低的方式。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技术赋能正在为乡村治理带来新的转机。广东清远推出的“村务区块链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的特性，让每一笔村级支出都可追溯且不可篡改，极大地提高了村级财务的透明度。在试点村，村民对村级事务的信任度大幅提升，参会率也从原本的19%跃升至67%。这一案例充分证明，农民并非天生对村级事务冷漠，而是乡村治理中的信任机制出现了问题，亟待重建。

农民的沉默，既是在市场经济浪潮下，他们基于个体生计考量做出的理性选择，同时也是对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警示。当土地不再是捆绑农民生存的唯一要素，当农民在参与村级事务过程中遭遇信任危机时，我们需要深刻反思，重建乡村公共性的关键或许并不单纯在于田间地头的物质建设，更在于如何从制度和观念层面，让农民真正成为村庄的主人，切实保障他们的权益，让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村级事务中来。毕竟，没有人会对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自家事”永远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只有当农民重新找回对村庄事务的热情和责任感，乡村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