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列传第六十八 夷貊传上》：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阯，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时诸葛恪讨丹阳，获黝歙短人。论见之曰：“大秦希见此人。”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乃径还本国也。
这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很简单，即226年，大秦商人秦论航海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立即派人把秦论送去拜见孙权。孙权召见秦论，问大秦风土人情，秦论一一回答。后来，孙权提到诸葛恪伐丹阳所获的“黝歙短人”，秦论说，在大秦很少见到这样可爱的小矮人。孙权就将“黝歙短人”男女各十人赐给秦论，还派了会稽人刘咸随他一道返回大秦，不过刘咸半道而死，秦论独自回国后，亦无回音。
交趾，又名“交阯”，中国古代地名，位于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
“交趾”一名在南越国时代之前已有之。交趾名称来源于《礼·王制》曰：南方曰蛮，雕题交趾，雕题是纹脸，交趾注曰“足相向”。《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的解释为：《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
越南是一个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国家。自中国秦朝以前，传说中的雄王在越南北部成立国家，名叫鸿庞。前214年，秦将越南北部归属于象郡管理，并向越南北部大量移民。前111年，汉武帝灭南越国，并在越南北部地方设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实施直接的行政管理，交趾郡治交趾县即位于今越南河内。在之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交趾地区虽然屡有反抗，但是大体上一直受到中国古代政权各朝代（汉朝、东吴、晋朝、南朝、隋朝、唐朝、南汉和明）的直接管辖。
吴国统治的交趾郡的越南北部地区。226年，东吴任命将军戴良为交州刺史，接管原交阯太守士燮的地方政权，士燮之子士徽起兵对抗戴良，后被东吴将领吕岱率军平定。士燮这个人在此很值一提，他出生于交州的广信（今广西苍梧县）。其先祖为鲁国汶阳人，为躲避新莽末年的动乱而移居交州，经过六世到士燮的父亲士赐，士氏成为当地豪族，士赐曾于汉桓帝时任日南太守。
士燮年轻时随颍川人刘陶学习《左氏春秋》，后被推举为孝廉，补任尚书郎，因公事而免官。其父士赐去世后，士燮被举为茂才，任巫县令一职。中平四年（187年），士燮被任命为交趾太守。此时朝廷已先后经历了多年的混乱，对交州的影响力大为减弱。士燮名义上是效忠于汉朝的交趾太守，实际上已成为割据岭南各郡的军阀。
士燮为政开明，在他的统治下，交州为当时的世外桃源，居民富庶，安享太平四十余年。许多中原人也纷纷南下交州避难，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学文化，促进了交州的繁荣发展。
士燮热爱学术，治学精微，而且胸怀若谷，宽厚待人，礼贤下士，所以数以百计的中原名士前来投靠他，其中名望较大的有刘熙、薛琮、程秉、许慈、刘巴、许靖、桓晔、袁徽、牟子、康僧会等人。牟子便是在这个时期，写成佛教要籍《牟子理惑论》。
士燮喜爱儒学研究，重视儒学传播，与前来交州避难的儒家学者一起交流儒家学术，著书立传，掀起了交州儒学兴旺发达的局面，造就了岭南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正是士燮的统治和他对教育文化的重视，使得儒学在交趾地区的传播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交趾成为当时南方的学术文化中心。
交州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海陆交通使其在汉代三国时期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枢纽，它既是中原文明对外交流的窗口，又是了解引进外来文化的南大门。士燮掀起的儒学热深深地影响了越南等周边国家，受到了越南民众的高度赞赏，士燮被越南统治者和学者尊奉为“士王”、“南交学祖”，先入帝王庙，后入文庙，至今祭祀不绝。
士燮不仅将儒学传入交州，而且对越南文字的创造也作出了贡献。明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说士燮“取中夏经传翻译音义，教本国人，始知习学之业。然中夏则说喉声，本国话舌声，字与中华同，而音不同。”士燮为越人创作‘喃’字，假借汉字形声演为越字，为古越文字之嚆矢。士燮并将汉字音韵译作越声，平仄都有一定方式，越人之所以能吟诗聊对，都是因此。正由于此，越南人至今怀念、歌颂士燮的功绩。
建安（196年—220年）末年，士燮将儿子士廞送至东吴为人质，孙权任命其为武昌太守，士燮、士壹在南方的儿子们，都被任为中郎将。同时，士燮在吴国和蜀汉的冲突中支持吴国，诱导益州的豪族雍闿叛蜀附吴，被孙权拜为卫将军、龙编侯。
士燮常常派遣使者去觐见孙权，进献各种香料和细纹葛布，动辄就是数以千计，其他如明珠、大贝、琉璃、翡翠、玳瑁、犀角、象牙之类珍品，以及奇物异果，及香蕉、椰子、龙眼之类，无岁不贡。士壹有时贡献好马几百匹。孙权总是亲自致信，厚加恩赐来回报慰抚他们。
黄武五年（226年），统治交州近四十年的士燮病逝，享年九十岁。其子士徽因背叛吴国自立，最终为吴国攻灭。吴邈便将大秦商人秦论送到了孙权处——根据《三国志》，从公元221年一直到公元229年，孙权的都城并不在南京，而是当时的武昌（今湖北鄂州），因此，孙权第一次见到罗马商人秦论是在湖北鄂州。
“黝歙短人”即生活在安徽省东南部一带的肤色黝黑、身材矮小的山越人，嘉禾六年（公元237年），丹阳太守诸葛恪讨伐山越，俘虏了很多“黝歙短人”。这时，孙权迁都建业（南京），秦论还在孙权身边，算起来他已在中国待了10多年。对此，有学者推测秦论可能不是普通商人，而是类似于商会领袖的人物。他的主要活动不是自己经商，而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大秦商人们开拓市场。从史料记载看，魏晋以后大秦和中国的贸易日益频繁。大秦从中国购买丝绸，出口的货物主要是珊瑚、琥珀、珠玑、琅玕这些珠宝和玻璃工艺品以及各种香料，其中少不了秦论这些商业领袖的功劳。（《秦论：和孙权聊天的罗马商人》扬子晚报，2021-11-09）
有学者推测，罗马人习惯把出生地放在姓名之后，秦论的古音和利比亚的古城昔兰尼非常相似，他很可能来自地中海南岸的北非地区。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测。3世纪成书的《魏略》率先记载了一个“大秦国”，其云：“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因为大秦所临的“西海”如此辽阔和奇幻，所以就有许多学者说“大秦是罗马”了。究其实，西海是西域诸国正西的里海，因此大秦国应该是在南高加索一带。《后汉书·西域传》：
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以石为城郭。列置邮亭，皆垩塈之。有松柏诸木百草。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黜不怨。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土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虎魄、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石棉纤维纺织而成的防火布）。
秦论归去后的杳无信息，似乎是一段历史的遗憾。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史书有记载的第三个来到中国的大秦人，其背后的历史事实是，罗马帝国及其近东地区来中国已经可以走水路。汉代时云南可走水路沿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出孟加拉湾航行到印度，与印度洋航道连接起来。英国历史学家哈威在《缅甸史》中说，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以缅甸为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弥诺江(chindwinr，今亲敦江)经曼尼普尔(Mannipur)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而三国《魏略》则在更早的时候，更加明确地描述了这段由西方前往东方的路线：
大秦国，既从海北陆路，又循南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通，又有水道（沿伊洛瓦底江）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意思是，罗马帝国经陆路可到达中国西域；如果从海上，也可沿伊洛瓦底江最终到达益州永昌郡，所以永昌那里新奇的物件很多；航行到南海，则可与和中国交趾郡接壤的南海各国接触。
永昌郡是古代中国东汉、蜀汉、晋、宋、齐、梁等王朝的一级行政区，实际管辖范围则随着时代不同而有变化，位置涵盖中国云南省西部。永昌郡设立之初，下统不韦县、嶲唐县、比苏县、叶榆县、邪龙县、云南县共8县，其中嶲唐为郡治。77年永昌郡治由嶲唐迁至不韦。属益州刺史部。
三国时代，永昌郡东部的叶榆县、邪龙县、云南县等县份与建宁郡的一部分被划出来设为云南郡。增加了南方的永寿县。西晋时，永昌郡辖域向南方扩张，新增了南涪县，共统辖8县，不韦县、永寿县、比苏县、雍乡县、南涪县、巂唐县、哀牢县、博南县。
云南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今保山市西南方四公里的一片平坦的田坝里发现了一座古城。这座古城呈正方形，内城方圆为一万零五百多平方米。四周残存城墙面宽八米，高一到三米，是用土逐层夯筑而成的。前些年从内城田坝和四周墙脚挖掘出较多的五铢钱纹、菱形纹、云纹和布纹、绳纹图案的汉砖、汉瓦。证明这座城是东汉时的古城。
根据这个城址的规模和位置，它很可能是东汉永昌郡治城的遗址。
秦论从交趾来，回去的时候是不是还会选择交趾，至中国南海，过马六甲至安达曼海、孟加拉湾的航线，已经不得而知。但人们可以知道，永昌郡和交趾郡之间存在陆路连接的，
二者之间的陆路连接是通过怒江进行的。根据《新唐书》卷四十三的记载，从羊直佯城（大理）向西行进三百里即可到达永昌故郡。接着，再向西渡过怒江（流入缅甸后改称萨尔温江，最后注入印度洋的安达曼海），继续前行二百里，便可到达诸葛亮城（位于高黎贡山分水岭上）。这段描述揭示了从永昌郡到交趾郡之间存在明确的陆路路径，通过穿越山脉和河流来实现两地之间的连接。
此外，交趾郡与内地的交通自古以来就十分密切，尤其是在六世纪前，交趾与内地之间的交通线路虽然尚不明晰，但主要以水路为主，并且交通中合浦的地位尤为重要。这表明在古代，交趾与内地之间存在着多种交通方式，包括陆路和水路，以促进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综上所述，永昌郡和交趾郡之间确实存在陆路连接，这些陆路连接对于促进两地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历史上，红河地区是云南最早开放的地区和重要的商品物流通道:从公元一世纪初的“马援古道”、公元七世纪的“步头路”，到近代的滇越铁路;还有始于秦汉时期的红河航运在明清也盛极一时，到民国初年也还有“大船三百，小船千艘，往来如蚁”的繁盛。这些通道都被纳入“南方丝绸之路”的范畴。
马援古道是指东汉将军马援在平定交趾后，于公元43年(建武19年)上书朝庭，建议开通今越南河内经昆明连通西南丝绸之路到成都的交通线，以強化对交趾地区的管理。昆明至成都为原有的西南丝绸之路，新开通的道路主要是今越南河内到昆明这一段，史书中称为“马援古道”。大致与今天的滇越铁路重合，局部地区有些出入。
红河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商品物流通道，历史上有着丰富的航运历史。最早记载红水河航运历史的资料是司马迁的《西南夷列传》，其中对夜郎国的交通写道：“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夜郎国在红水河上游，夜郎国就通过这条河流和南越国进行着贸易。当时，巴蜀地区出产的枸酱等特产也经过红水河转运到了南越销售，可见红水河在西南地区的交通地位十分重要。
早在秦汉时期，红河航运就已经开始发展，并在唐朝时期繁荣到相当高度。红河航道自先秦至元代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变化，史书对此有不少记载。红河航道的商业运输可以由今越南河内北上，入今云南东南部、南部，转陆路交通路线，北上至今昆明，再转西折至今云南西部、西南部，入今缅甸境内，更北折西入今印度，形成了通往东南亚、南亚的国际水陆交通路线。同时，红河航道也可以自今昆明陆行北上，入今四川，更达中原。这些记录表明，红河上古代确实有航运船进行商业运输。
此外，红河航道在汉唐时期也极为繁荣，与隋唐时代蓬勃发展的海上商业贸易活动以及红河平原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有着密切关联。唐代地理文献将流经交州境界的红河下游河段称为“朱鸢江”，这进一步证明了红河上古代航运的存在和发展。这些航运活动不仅促进了地区间的经济交流，也为红河地区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
所以，秦论到交趾可以选择多条回国路线，孙权派去送他回国的刘咸，虽然在半路上得病去世，但孙权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对海路的探寻，而这背后是东吴海上力量强大以及中国造船技术的发达，《水经注》引《江水记》云：“樊口之北有湾。昔孙权装大船，名之曰长安，亦曰大舶，载坐直之士三千人。”能乘坐3000人的大船，何其壮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裴注引《晋阳秋》中提到，东吴亡国时还有大小船只5000余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