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全国各省涌现出了很多的“科举世家”，能称得上科举世家的是有一些基本门槛的。比方说，父子兄弟数人考中进士算不算？一门数代没有出过进士，但有很多举人、贡生算不算？等等。
关于科举世家清代以及后世普遍有个认定标准，其标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一、世代聚族而居，凭借家族组织支持族人应试。科举家族与其他家族一样，往往同一祖先的子孙世世代代居住在一起。同一祖先的后代聚族而居，就可以发挥家族组织的经济力量，帮助族人读书应考。
从清代的进士群体来看，大部分都不是以单独家庭为单位的，他们的后面都有一整个家族作为支撑而走上科举应试之路的。
科举时代，培养一个进士难度极高，需要几代人为此付出努力。就拿曾国藩来说，他就是依靠祖上几代人的辛勤劳作，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才得以应试。普通的穷苦人家，维持生计已是万难，根本没有精力和实力供子孙应举。
科举家族会通过设立族田对家族成员在经济上给予援助，另外科举家族还设有族学，由家族出资聘请教师对本家族成员免费提供教育。
对于那些有志于应试的族人，由家族给予必要的帮助。同时，家族成员一旦考中举人、进士成为官僚之后，又要反哺家族，或出钱购买田地、或直接以现银的方式为家族成员提供经济支持。
二、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而且世代应举。一个家族如果只有一代人或二代人参加科举，哪怕是出了几个翰林或进士，也不谈不上科举世家，必须是世世代代持续应试。
考举人、进士概率极低，按照清代的乡试录取标准，大省每一科乡试才一百多人，如直隶135人、江南114人、浙江94人；中省如广东72人、河南71人、山东69人；小省如云南54人、广西45人、贵州36人。
举人的名额就摆在这里，对于一个省来说，一个家族是渺小的，谁也不敢保证自己的子孙就一定能获得功名。所以为了提高成功率，唯一的办法就是世世代代应举。
清代这样的家族很多，比如安徽桐城的张氏家族，他们家巅峰的时候一代人就能出4至5个进士，但是五代以后绝大部分都是举人和贡生。
所以衡量一个家族是否为科举世家，不在于进士、举人数量有多少，关键是每代人都要读书应举。
三、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的功名前面提出的两条是成为科举世家的基础条件，讲的是家族的经济实力和科举的持续性。但问题是，如果一个家族拼尽了全力，却没有取得理想的功名，那么也不能称之为科举世家。
为什么一定要取得举人和五贡呢？道理很简单，因为清代任用官员，首重“科甲出身”的士人，文进士、文举人均为科甲出身，有了出身才能入仕当官。
科举的最低功名为生员，即俗称的秀才。但是朝廷有制度，生员不列科甲出身，不具备入仕为官的前提条件。
五贡即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这五类贡生均为“正途出身”，虽然功名的含金量不及举人，但是朝廷规定他们也能直接入仕，而有别于其他杂流。
五贡入仕的起点比较低，大部分都是担任府州县的教官，或者是州县佐贰杂职，最理想的就是混个七品知县。虽然五贡的起点不高，可他们在生迁的过程中不会受到限制，与进士、举人一样，都能升到更高级别的岗位。
家族中只要有人取得五贡功名，在封建社会中便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即由功名获取权力，以由权力赚取金钱，再由金钱取得功名。
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与家族社会声望的不断提高，使有些人满足于获取五贡功名，以至于不再出继续参加乡试。
简而言之，科举功名是做官的敲门砖，得到五贡以上功名，就相当于拿到了这块砖。这也是人们把五贡和生员严格区分的一个关键因素，生员就是因为拿不到这块砖，无法进入仕途，才被排除在科举世家的门外。
客观地说，任何一个大的家族都无法抵挡科举的诱惑。明代立国276年，举行乡会试计89科，平均三年不足一科。清代统治者正是看到了广大的汉人热心追逐功名，故而以增加开科次数来拉拢读书人。
从大清入关开始算起，立国268年，至光绪二十九年最后一科为止，实际举行乡会试112科，共录取进士26391人，举人以乾隆初年每科1290人算起，总数为144480人。
而生员数量更是恐怖，据不完全统计，同时期存在的生员有上百万人，而这么多的进士、举人以及五贡，分布与全国各省，形成为数众多的科举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