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距离上一篇这一系列的文章居然已经半年有余，只能说自己不够专注和勤奋了。上篇末尾，提到了“五行风水”，那么还是按照咱们想哪写哪，想啥写啥的习惯，就这“五行风水论”咱们走起。
近年来不少人对于“五行风水”的学说是越来越感兴趣，其很大程度上，恐怕都是源于网络作家“天下霸唱”的《鬼吹灯》系列和“南派三叔”的《盗墓笔记》系列小说。尽管其内容不尽相同，但是书中对于“五行风水”的一些描述，也可谓是精彩纷呈，更为小说增色不少。其间，尤以《鬼吹灯》系列中胡八一那本祖上传下来的半部“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最为神秘，甚至网上都有了专门的“百科”，来详解这部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奇书”。
咱们自然也没有准备就这“盗墓”题材开始聊了，就是借这个来引出主题，那就是“五行风水”的来历。其实呀，聊这个确实还真和这一系列文章的两个“书胆”——西安与洛阳有着莫大的关联。要聊“五行风水”，就得分为“五行”和“风水”两方面来说。先说“五行”，这两字成词，经考证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夏书·甘誓》。其原文为：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原文之中所表述的，是一次发生在夏朝时期的战役之前的“战前动员”。这里面就有个非常有趣的知识点了，岔开聊几句。交战的双方是夏王朝的君主“夏启”和一个名为“有扈氏”的部族，而发生这场战役的战场，是在一个叫“甘”的地方。这场战役，在夏王朝建立的初期起到了平定反对势力、稳定政权统治的重要作用。那么，这些和西安与洛阳这两座城市之间有关联吗？当然有了！咱们聊着说。这个发生对于夏王朝如此重要的一次战役的古战场，究竟是位于什么地方呢？现在史学家普遍有几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是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的鄠邑区，另一种则认为是在现在河南省郑州市附近，再有一种，则认为是在如今河南省洛阳市的西南区域，具体地不可考。那么，这三个说法哪种更合理呢？
当然了，这也是我个人的一些理解与看法了。首先，咱们得大致清楚夏王朝的本身疆域和都城所在。相传夏都曾经十余次搬迁，其绝大多数都是在如今河南省境内的不同地点。既然“甘之战”是在“夏启”时期，那么，夏当时的都城就应该是在“阳翟”（翟念zhai，也有一说念di），也就是有“钧瓷之都”之称的今天河南省许昌市禹州市。其次，咱们再来讨论这个与夏作战的“有扈氏”。他们是在夏朝初期一个非常强大的部族，强大到至少可以与“大禹”部族形成对抗的程度。他们的势力范围，有说是就是在今天陕西省西安市的鄠邑区附近，也有说是在今天河南洛阳附近的。最后，我们再算上夏启之前，大禹曾在平阳建都，也就是今天的山西晋阳辖内。那就是说这个战场，肯定是在今天北至山西晋阳，南至河南禹州，东到今天河南郑州一带，西最远至今天的陕西西安的这个区域内。
然后咱们再来细化。从将军作家朱增泉的《战争史笔记》中（这部书刚刚入手还么来及详看）曾经对此进行过考证：近代历史大家范文澜先生所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曾注该“甘”地位于陕西户县，也就是西安的鄠邑区；而与范文澜同时期，同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顾颉刚则在《<尚书·甘誓>校释译论》中认为，此“甘”应位于现在河南省洛阳市西南区域；钱穆大师在《国史大纲》中也有相近论断，只不过钱先生认为是在洛阳的西南区域；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杰祥教授在《“甘”地辩》中认为，这个“甘”应该是在现今河南郑州市荥阳区域内。所以，从诸位大家的考证中可以看得出，如果以地域划分的话，这个“甘”地的所属，无非也就是要么在西安，要么在洛阳了，具体细节，不必深究，闲扯几句，咱们继续聊“五行”。
尽管在《夏书·甘誓》中确实已有“五行”一说的出现，但那仅仅是作为一个词汇，甚至或是两个单独的字出现的，并没有对其有明确的注释。而结合上下文，以咱们常用的理解方式，“威侮五行”和“怠弃三正”应该是对应的，作为“檄文”性质的《甘誓》而言，这里所说的“五行”与“三正”更像是一种德行与传统。那么，这个“五行”和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五行”是否一致呢？在这个上面，还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有人认为《甘誓》中的“五行”并非后世“五行学说”中的“五行”，而是在当时五种或多种“德行”，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道德行为规范。也有人认为后世的“五行”就是出自于此。那这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
如果按照我个人的观点，在《甘誓》中所提到的“五行”，也许还真和之后的“五行”是一码事了。因为同样是《尚书》中，就曾经出现过对于“五行”的直接解释。《尚书·洪范篇》中有文：“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士爱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段话应该是现今可考的对于“五行”最早的解释，而“金”、“木”、“水”、“火”、“土”也是首次以组合的形式出现在了世人面前。然后，我们就要看这段文字是在什么条件下出现的。《尚书》中《洪范篇》，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封建统治的治国总纲领的起源！这一篇中的内容，对于后世中国传统王朝的治国理念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但这话题一说就又大了，咱们还是单说“五行”。
《尚书·洪范篇》中记：“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了。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日：‘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 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文中所记的，是武王伐纣功成之后，曾经向“殷末三贤”之一的“箕子”请教治国的方法，于是，“箕子”便将上古先贤夏禹传下的治国《洪范九畴》陈述给武王听，史称“箕子明夷”。
既然这个“五行”是“箕子”向周武王做的执政建议，而且，这些建议，其来源来自“鲧”和“禹”的时期。咱且不论《尚书》的作者所处的著书年代能否考证出“禹”时代的真实状况，只就其内容中所展现的时间来看，既然“禹”时期已经有对于“五行”之说的明确解释了，那么在“启”时期的战争檄文中所表述的“五行”，那自然也应该与“禹”时期属于相同的含义。再看《甘誓》中所言：“有扈氏威侮五行”，那这个“五行”，按照《洪范篇》中所解，或许就可以理解为类似于自然规律和人们正常生产生活的概念，所谓“威侮五行”，其含义也差不多应该是和“鲧”犯的“汩陈其五行”属于同一类错误，才会将此作为讨伐他的原因之一！所以，《甘誓》中的“五行”极有可能就是后世中所普遍认知的由“金”、“木”、“水”、“火”、“土”组成的这个“team”！
说了“五行”最早的出处，咱再岔开几句，聊一下这个武王向其问政的“箕子”。“箕子”子姓名胥余，是第二十八位商王文丁之子，是末代商王“帝辛”，也就是“纣王”的叔叔。至于他出身，我想绝大多数人和我一样都并不关注。但是，他在武王问政之后所做出的成就，恐怕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兴趣了。在对《尚书》最有名的解释性著作《尚书大传》中曾载：“武王胜殷，继公子禄武，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史记·宋微子世家》中也有记：“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就是说，在武王问政之后，“箕子”被武王封到了朝鲜为王。至于他是自己跑到那里还是被封在那里，是商灭之后去的还是之前就已经过去了，个人认为并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这位“箕子”，前往朝鲜建立了政权，武王也正式的将“箕子”封为了“朝鲜王”！
“箕子”所建立的政权，在后世被称作“箕子朝鲜”，在中国的正史以及早期的古朝鲜历史中，都将“箕子王朝”认定为古朝鲜的开端，是古朝鲜文明的起源。而它的国都，就在今天朝鲜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大同江流域现平壤附近。西汉初期，该政权被燕国后裔“卫满”篡权，第四十一代王“箕准”携众南下，在朝鲜半岛的南部继续了“箕子朝鲜”政权，由于他们到达的的地区名为“马韩”，“箕准”征服当地部落，新建立的政权被称作“马韩”，“箕准”也成为了第一代“韩王”！时间不长，“箕准”去世，其从北方带来的势力也随之四散，马韩土著重新夺回了政权，首领自称“辰王”，该政权还被后世称“辰韩”。由于实际在当时。朝鲜半岛南部基本还属于部落联盟阶段，所以所谓的“辰韩”，也就是部落联盟的领袖。建立的都城大致区域就在今天的韩国汉江以南的区域。
这些内容自然是和本系列文章的主题无甚联系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查询相关资料。也有很多史学家、学者对此做了非常详尽和细致的解读，不要光看百度百科，那是相当精彩。看了之后，或许你会和我一样，对如今咱们的某近邻国频繁以文化与我们打颤的，实在是可笑之极。言归正传，咱们接着聊“五行”。前文中已经说到，在《尚书》中所提到的“五行”，就应该已经是后世所知的“金”、“木”、“水”、“火”、“土”了。那这“五行”又是如何开始形成相应的学说的呢？那咱们就要从洛阳说起了。
在今天洛阳市孟津区的会盟镇黄河南岸，有一处始建于晋怀帝时期的古刹（后修复）名为“龙马负图寺”。该寺北临黄河，南依邙山，寺前紧邻“图河故道”，为“人根之祖”、“人文之祖”——“伏羲氏”的祭祀地。相传，“伏羲”正是在此处偶遇并擒获一匹龙马神兽，这匹龙马神兽背上有一团团卷毛，如同一幅幅图案，“伏羲”也正是从这龙马背上图案中悟出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的先天八卦，后世曾如此评价伏羲，说他：“辟浑噩之玄沌，剖清新之文明，阐天地之秘，立文字之祖，伏羲造书契，定人伦，正婚姻，其功之高，其道之大，实为炎黄二帝所不能，尧舜禹汤非可比！”而“伏羲”之所以能够见如此功业，一画开天，改变人们茹毛饮血，时序不辩，阴阳不分，结绳记事的生活状态，其起源也正是这“龙马负图”。
关于“龙马负图”的传说，在清代书法大家王铎的《龙马记》中有详尽描述。“伏羲”从龙马背上悟出先天八卦，也就是“河图”。同时，关于“伏羲氏”还有一传说，与“河图”很相似，就是在说“伏羲”在洛水中，发现有神龟背负“洛书”出现，遂从“洛书”中获取天机。“伏羲”将“河图洛书”合为一体，发现并推演出了“八卦”，即后世《周易》之来源。当然关于类似的传说还有其他版本，比如东晋徐广所著《史记音义》中记：“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这是将“河图洛书”的功劳归于“黄帝”了；还有说是“仓颉”和“大禹”的，情节类型都差不多。更有种说法，具《后汉书·五行志》中载：“禹治洪水，得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直接将“箕子”向武王进言所提的《洪范》直接定义为了“洛书”本身的。
再说到“五行”，其实关于“五行”之说，与“八卦”有着莫大的关联。后世普遍认为，“八卦”的起源为“五行”，也有学者认为，“五行”是从“八卦”中衍生出来的。我原本还是准备留出一些篇幅来展开聊一聊的。可随着 我查到的资料越来越多，所收集的信息量也越来越大，早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个人所能接受与理解的范畴，所以，关于“五行学说”的内容，咱们就不再过多赘述。其实这也更加符合我这一系列文章的主题，与西安和洛阳这两座城市没有关联的东西，尽可能地点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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