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大西南时，一队农民找到解放军：我们是红军，在等周恩来命令

1949年深秋，解放军正在川南地区开展最后的清剿战役。一个平常的早晨，一支解放军小分队在行军途中遇到了几位衣着朴实的农民。这些农民肩上扛着老式步枪，腰间别着已经生锈的手枪。让人惊讶的是，他们竟然喊出了＂同志＂这个称呼。更让解放军战士们震惊的是，这群农民自称是＂中央红军派出来的川南游击纵队＂，说他们一直在等待周恩来副主席的归队命令。十四年过去了，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什么会在这片土地上坚持这么久？他们又是如何在国民党的疯狂围剿中存活下来的？

一、川南游击纵队的诞生

1935年1月，贵州遵义。寒风凛冽的深夜，中央军委会议室内灯火通明。在刚刚结束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方针得到确认。然而，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与会者面前：数百名重伤员如何安置？

此时的红军主力正面临着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带着伤员继续长征，将会严重拖累部队的机动性；若将伤员留给当地百姓照料，又恐遭敌人残酷迫害。经过反复讨论，一个大胆的战略决策浮出水面：组建一支特殊的游击部队。

2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亲自主持，他宣布了这支特殊部队的三项主要任务：护送伤员、吸引敌军注意力、在川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是一项几乎看不到生还希望的任务，各部队都不愿抽调人手。

最终，中央率先垂范。中央警卫团第五连全体官兵主动请缨，随后又从红三军团抽调了三百余名精锐战士。这支总计只有四百余人的队伍，却汇集了大量党内干部和军事骨干。

2月18日清晨，在贵州省湄潭县的一处山坡上，这支特殊部队正式成立。周恩来亲自为部队授旗，并任命徐策为政委，戴元怀为组织部长，余泽鸿为参谋长。队伍还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捷克式轻机枪和部分通讯装备。

临行前，周恩来特意交代了三条重要指示：首先，要设法在川南建立秘密联络点，为红军主力留下后路；其次，要发动群众，建立地下党组织；最重要的是，必须设法保存革命火种。

为了防止敌人追查，这支部队以＂川南游击纵队＂为番号，避免直接使用＂红军＂称号。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叙永特区，那里有一支由前黄埔军校学员王逸涛领导的地方武装力量。

当天下午，纵队开始向叙永方向挺进。他们携带的不仅有武器弹药，还有大量医疗物资和必需品。为了照顾伤员，队伍还特意挑选了十几名经验丰富的军医和护士。行军时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小分队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以降低被敌人发现的风险。

这支特殊的部队，就这样踏上了一段注定艰苦卓绝的征程。他们或许不会想到，这一走就是十四年，而等待他们的，将是更为惨烈的考验。

二、艰难的游击战争历程

从与中央红军分别的那一刻起，川南游击纵队就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生存考验。1935年3月初，纵队首先在叙永县城外的梯子岩设立了临时指挥部，并派出多支小分队分散到周边地区，打探情报并寻找安全的驻地。

叙永特区的环境比预想的要复杂得多。当地军阀刘文辉的部队盘踞各个要道，还有大量土匪武装在山区活动。为了避免暴露目标，纵队采取了一个特殊战术：白天化整为零，扮作普通农民打探情报，夜晚则集中兵力对敌人发动突袭。

3月下旬，纵队在叙永城西遭遇了第一次重大战斗。一支由两个营组成的川军巡逻队发现了纵队的踪迹，立即展开追击。在余泽鸿的指挥下，纵队采取了＂金蝉脱壳＂的战术，先是佯装向北撤退，实则绕到敌人后方，一举攻占了川军的后勤补给点。这场战斗不仅缴获了大量弹药，还打乱了敌人的部署。

4月，王逸涛的地方武装与纵队正式会合。这支约200人的队伍不仅带来了当地的地形情报，还提供了重要的群众关系网络。通过王逸涛的关系，纵队在叙永、古蔺一带建立了多个秘密据点。

然而，真正的考验在1935年5月到来。此时红军主力正在进行四渡赤水的战役，川南游击纵队接到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要在川南地区制造声势，吸引敌人注意力。纵队随即分成三路，对叙永、古蔺、贵州接壤地区的敌军据点同时发动袭击。

这次行动极其成功。敌人误以为是红军主力南下，立即调动了大量部队前来围剿。就在敌军陷入混乱之际，红军主力已经完成了战略转移。然而，这次行动也让纵队付出了沉重代价。一个月的激战中，纵队伤亡近百人，几乎损失了四分之一的战斗力。

为了补充力量，纵队开始在当地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组织。他们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方式：白天派人到各村寨打短工，暗中观察当地青年，物色合适的对象发展入伍。到1935年底，纵队已经发展了300多名新队员。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新战士需要训练，伤员需要治疗，这些都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根据地。经过反复勘察，纵队选择了川黔交界的大娄山区作为主要活动区域。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而且与贵州游击区相连，便于相互策应。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纵队刚刚站稳脚跟的时候，一个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王逸涛开始露出了叛变的迹象。他私下接触敌军，试图为自己谋取出路，这为纵队后来的行动埋下了巨大隐患。

三、生死存亡的考验

1936年初的一个雨夜，大石盘山区突然警报四起。王逸涛的叛变来得如此突然，他不仅带走了自己的部下，还将纵队的部署情报悉数告知了国民党军。三个团的敌军借着夜色，分三路向纵队驻地包抄而来。

当时的纵队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由于长期的游击战争，弹药补给已经接近枯竭，许多战士甚至只剩下不到十发子弹。更糟糕的是，纵队还带着几十名重伤员，机动能力严重受限。

在这危急时刻，纵队采取了一个大胆的决策。他们将部队分成三个群体：由徐策带领的主力部队负责吸引敌人注意力，戴元怀率领一支小分队护送伤员转移，余泽鸿则带领精锐分队埋伏在敌军必经之路。

战斗在凌晨打响。敌军果然将主要兵力投向了徐策部，而戴元怀趁机带着伤员向东突围。就在敌军认为胜券在握时，余泽鸿的伏击部队突然发起攻击，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这场被后人称为＂大石盘山突围战＂的战斗，最终以纵队付出二十余人伤亡的代价，成功突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然而，王逸涛的叛变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于此。他向敌人供出了纵队在当地建立的所有地下联络点，导致大量地下党员被捕。叙永、古蔺等地的群众基础几乎全部瓦解，纵队不得不撤离了经营多时的根据地。

为了重建组织网络，纵队开始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发展地下党。他们派出的工作人员不再直接表明身份，而是先以做小生意为掩护，深入各个村寨，观察当地积极分子。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对象，才会被告知真实身份。

这种方式虽然发展缓慢，但却十分稳妥。到1937年底，纵队在川南地区重新建立起了三个地下党支部，发展党员近百人。这些新建立的地下组织像是地下暗流，默默支撑着纵队的生存。

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叛徒，纵队建立了严格的干部考核制度。每个新发展的党员都要经过多重考验，包括参与危险行动、处理复杂关系等。同时，纵队还在各个村寨建立了互不相连的情报网，即使一处暴露，其他地方仍能保持安全。

1938年春，一个意外的情况给了纵队喘息的机会。日军的入侵使得国民党不得不将主要精力转向抗日，对川南地区的围剿明显减弱。纵队抓住这个机会，在大娄山区建立了多个秘密营地，并开始训练新一批战斗力量。

这时的纵队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存方式：白天化整为零，战士们扮作农民、商贩分散在各地；夜间则聚集训练，或执行必要的军事行动。每个战士都掌握了至少一门谋生的手艺，这不仅方便了隐蔽，还解决了给养问题。

四、坚守信念的十四年

从1938年到1949年的漫长岁月里，川南游击纵队经历了最艰难的考验。1939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夺走了纵队近三十名战士的生命。为了避免疫情扩散，纵队不得不分散到更偏僻的山区。此时的纵队已经完全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只能靠收听敌人的广播来了解战局变化。

1940年，一个重大的机会摆在了纵队面前。当时，国民党在川南地区征兵，纵队决定派出一批战士打入敌军内部。这个计划实施得相当成功，先后有二十多名队员被编入国民党军队。这些人后来成为纵队重要的情报来源，使纵队能够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

1941年冬天，纵队遭遇了一次重大打击。一个藏身于古蔺县的地下党支部被敌人发现，多名党员被捕。为了营救这些同志，纵队策划了一次大胆的行动。他们利用打入敌军的内应，制造了一次武装押解的假象，成功救出了被关押的同志。这次行动虽然成功，但也暴露了部分地下网络，纵队不得不再次转移根据地。

到了1942年，战士们的装备已经极度破旧。很多人的枪支已经生锈，子弹更是所剩无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纵队开办了一个秘密的修械所。他们从敌占区收集废旧零件，自己动手修理武器。一些有手艺的老战士甚至学会了自制简易弹药。

1943年的一天，纵队收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取得重大胜利。这个消息是通过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同志传来的。虽然无法确认消息的真实性，但这还是大大提振了队伍的士气。

1944年，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纵队改变了活动方式。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地下组织上，减少了武装行动。每个战士都要学会一门实用技艺，有的当了木匠，有的成了走村串户的小贩，有的则在敌占区的工厂里当了工人。这种方式不仅便于隐蔽，还为以后发动群众打下了基础。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重新加强了对川南地区的控制。纵队面临着新的选择：是继续坚守，还是设法寻找党组织。经过讨论，纵队决定继续坚守，等待党中央的命令。他们认为，既然当年是周副主席亲自派遣，就一定要等到上级的正式指示。

1946年到1948年间，纵队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国民党军队在川南地区大规模＂清剿匪患＂，许多隐蔽点被发现。纵队不得不经常转移，有时一个月要换三四个住处。但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坚持每月举行一次秘密会议，学习文件，讨论形势。

1949年初，解放军在全国各地连连取得胜利的消息传到了川南。纵队开始积极准备与大部队会师。他们派出多路人员打探消息，终于在这年深秋，等到了日思夜想的解放军部队。

五、光荣归建的历程

1949年10月15日，在川南山区盘踞了十四年的游击纵队终于等到了解放军主力部队。当天清晨，解放军二野部队进入叙永县城，纵队派出的联络员立即与之取得了联系。经过核实身份后，解放军部队派出了一个连队，专程到大娄山区迎接这支坚持了十四年的队伍。

当解放军战士看到纵队时，眼前的景象令人震撼。这支队伍的装备极其简陋，有的战士穿着打着补丁的布鞋，有的甚至还在使用从当年长征时带出来的老式步枪。但每个战士都保持着严整的军容，武器擦得锃亮，军帽上的红五星虽然褪色，却依然端正地别在帽子正中央。

10月20日，纵队正式向解放军二野指挥部报到。当他们提交的花名册和组织关系材料被打开时，在场的首长无不动容。从1935年到1949年，纵队完整保存了每一份文件，包括入党记录、组织发展情况、战斗记录等，全都用油纸包得严严实实，字迹清晰可辨。

更令人惊讶的是纵队的战绩统计。十四年间，他们不仅保存了自己的力量，还在川南地区发展了大量地下组织。据不完全统计，仅在1945年后，纵队就发展了党员200多名，建立地下党支部15个，这些组织为解放军进军川南提供了重要的情报支持。

11月初，中央军委专门为纵队举行了一个简朴而隆重的会师仪式。在仪式上，首长宣读了周恩来同志的亲笔信。信中肯定了纵队十四年来的坚守，称赞他们是＂中国革命的一面旗帜＂。

随后，纵队开始了整编工作。考虑到战士们长期在山区活动，对当地情况熟悉，上级决定将纵队的主要力量编入川南军分区。一些年龄较大的战士则转入地方工作，负责筹建新政权。

1950年春节前，一个特殊的会议在叙永县城举行。参加会议的是纵队在川南地区发展的所有地下党员。当这些人聚在一起时，很多人才第一次知道，原来隔壁村的木匠、集市上的小贩，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3月，纵队的最后一批物资被正式移交。其中包括一个用桐油纸包裹的铁盒，里面装着红军长征时留下的一面军旗。这面旗帜陪伴纵队走过了十四年风雨，虽然已经褪色，但上面的镰刀斧头标志依然清晰可见。

4月，完成整编的纵队官兵被分配到各个岗位。有的参加了解放军，继续南下剿匪；有的进入地方政府，参与土地改革；还有一些老同志被选派到军事院校，讲授游击战争的经验。至此，这支坚持了十四年的队伍，正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1950年5月，在一次川南区党委的会议上，一份详细的报告记录了纵队的全部历程。报告中写道：＂从1935年到1949年，共历经5110个日日夜夜，经历大小战斗87次，组织发展党员463人，建立地下党支部31个，为川南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