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迅猛的时代里，各行各业都有机会，社会一派欣欣向荣，人们心中有目标，实现有方法，未来有着落。每一天醒来都充满干劲，每一个未知都充满了希望。对个人来说，在意气风发的时候，连空气都是甜的，所有的机会都似乎在向自己涌来。
但在人的一生的长度中，并不会永远都处在那样一种状态里，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社会的动荡或个人的坎坷。小则事业受阻、婚姻不顺，大则战乱纷争、灾病横行。每到这个时候，在疲于应对各种突发状况之外，只要略有闲暇，人可能就会萌生出一个问题——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现实周遭的危险和不确定性，随时可能袭击我们，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可以在一瞬间改变人生。当任何一种灾难夺走我们所珍视之物，并摧毁我们对自身命运的掌控感时，人们会产生深切的焦虑和生存恐惧。是的，比起好运气和坏运气，人们更怕的是未知带来的不确定性，不论如何做，都无法获得一个稳定的结果预期，在这样的前提下，人该如何过上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美国当代历史学家特奥菲洛·鲁伊斯，在其著作《历史的恐怖：西方文明中生活的不确定性》曾描述了到访佛罗伦萨时的感触：“2005年初秋时节，成群结队的游客的喧嚣如往日一般让人心烦。在托斯卡纳温暖而耀眼的阳光下，我漫步于佛罗伦萨的大街小巷，在奥特拉诺区的圣灵广场寻求远离喧嚣人群的安宁。彼时我已经在构思本书，尝试着想象在1384年漫步于这座城市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这里所说的1384年，正是瘟疫袭击佛罗伦萨的时候。那时的瘟疫经由跳蚤的叮咬或空气的污染而传播，淋巴腺鼠疫导致的死亡令人非常痛苦，使人触目惊心。先是腋窝、腹股沟、脖子长疮，身体上出现青灰色斑痕，黑死病的名称便源于此。之后是内出血、腹泻不止、吐血及其他令人毛骨悚然的症状。不幸中的万幸是死亡来得很快。
这场猛烈且致命的瘟疫给佛罗伦萨乃至整个欧洲带来了毁灭的打击，在极短的时间内，近乎一半的佛罗伦萨人口以及三分之一的欧洲人口在这场瘟疫中丧生。在几乎长达半年的时间里，生活停滞了。政府、教会以及每个人都无力应对黑死病的侵袭。
鲁伊斯将这种状态，称为“历史的恐怖”，即自然或社会的灾难给人带来的对生活的世界的恐惧以及对个人生活的焦虑。历史的恐怖始终困扰着我们，不断地侵蚀着我们的秩序感，以及我们对秩序的渴求。最为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的希望破灭。
这就像米卡尔·伊利亚德在《宇宙与历史》中提出的早期智人对夜晚的敬畏，对太阳能否在每天早晨升起，春天能否重回人间的惴惴不安，以及我们对原子大屠杀的都保持着同样的恐惧，这些恐惧也影响并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理解历史和未来的方式。
在一个相对平稳的时代，反思历史的恐怖并不是杞人忧天。优渥的生存环境，往往会让人丧失危机感。在这个唯物质论的时代，精神关切、意义的追寻在追逐商品、好的职业和享受生活面前常常变得黯然失色。通常人们反思错过了什么样新奇的体验，胜过反思自己该过一种什么样有意义的生活。
可是历史的恐怖制造的焦虑，的确是无时无刻的不给社会中每个人带来了不同形式的压力，虽然人们试图以各种方式将自己隔离在历史的压力之外。但是，个人的悲剧，个人承受的压力以及更为广泛的历史现象几乎影响到所有人。
人们日常关注家庭、工作及人际关系，还共同关注更为广泛的问题，如战争、国家政策、国际冲突和生态灾难等。新闻不断地提醒着我们历史的残酷。在充满无尽冲突的世界里，个人关注和集体关注交织在一起，在个体和更大的群体两个层面，持续引发恐惧和焦虑，无人可以幸免。
这也就让反思面对生活中种种可怕的挑战，我们将如何行动、如何应对具有了现实意义。这一反思的核心之处同样也是一个希望，即不要以辉格式的或线性模式看待和理解历史与历史的进程，而是将各种历史理解为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展开的、既无法预测又容易引起争论的场景。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反思试图理解为何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种寻求意义并拥有意义的无尽欲求。悲剧不仅是一种文学借代，也是一种自我表述的形式和生活的形式，贯穿于历史进程之中。
我们必须承认历史的不可预测——没完没了的周期性战争、压迫与罄竹难书的残暴行为等重负——塑造着我们个人的生活和集体的生活。大多数人试图逃避人类历史可怖的现实，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各类事件，期望得到比我们所拥有的更美好的事物，诸如物质、名望和来生等。
让我们回到欧洲那段黑暗的历史，在关于佛罗伦萨那场大瘟疫的一部文学巨著《十日谈》中，作者薄伽丘为读者呈现了一系列黑死病爆发和肆虐可能的解释。他告诉我们，黑死病之所以爆发，“要么是因为天体的影响；要么是因为上帝之怒，它是我们凡人因邪恶行为而受到的一种惩罚。”
那时候人们以各种方式进行着回应。虔诚的祈祷和宗教程序并无用处。一些人离开了病人，过上了另一种生活，只吃最精美的食物，喝最好的酒，对死亡避而不谈；另一些人则以欢宴、纵情声色及酗酒的方式来拥抱生活。
薄伽丘的《十日谈》是一部邪恶、淫秽却又令人愉悦的故事集。在他的导言中，就人类面对灾难倾向做出的反应方式而言，我们得到了明确的指引。可以将它们简化为三四种特定的类型。
首先，人们拥抱宗教，为势不可挡的瘟疫的残酷提供解释，并找到某种解脱之道。在薄伽丘那个时代，宗教服务于两种特定的、相互抵牾的目的。一方面，宗教蕴含着阻止、逆转或延缓灾难的希望。另一方面，接受上帝行为的无法解释，有助于将无法解释的负担转变为神的行为。
一些人拥抱物质世界，借助放纵的行为宣称：如果一个人很快就会死去，那他不妨过着快活的日子死去。在某些方面，饮酒、作乐、荒淫属于替代祈祷、承认形势无可救药的肉欲选择。
此外便是那些逃离的人们，如同薄伽丘《十日谈》中的主角，一些人离开城市前往乡村，在乡村宅邸中寻求庇护；他们在那里过着快活的日子，相互之间讲述着有趣而喜闻乐道的故事。在某些方面，《十日谈》的写作本身，便是对残酷的瘟疫的一种美学回应。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回应常常被忽略：人们留下来照料别人继续着艰难而琐碎的日常生活。他们亲自埋葬逝者，帮助他人、不酗酒，没有放荡行为，也不从事写作。在书写逃避历史以及面对被称之为“历史的恐怖”的各种恐怖事情——人类历史的残骸、灾难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时，我们通常会忘记讲述有关那些继续执着于让世界正常运转的人们，那些面临严峻考验却试图咬牙坚持的人们，以及那些经历严峻考验却设法继续生活的人们的故事。
所以，在《历史的恐怖：西方文明中生活的不确定性》中，鲁伊斯总结出了人们面对历史的恐怖时的三种回应：宗教、拥抱物质世界、对灾难的美学回应。同时号召人们不应忘记那些没有屈服的人们，那些通过自己的牺牲和不屈不挠而让恐怖远离我们并阻止我们陷入完全的混乱与黑暗的人们。
文化，其实就是社会中的男女寻求对他们生活的世界的理解过程的呈现，而面对历史的恐怖，人们试图理解，并创造意义让自己生存下去的，就是拥抱宗教体验、追逐物质世界、寻求美学上的狂喜等世俗的方法。有时，这些行动和信念像是逃避主义的一种形式，像是某些个人或群体希望逃离历史桎梏并营建不同的、常常也是非历史性的生活方式。
在一个时代没落之际，男人们和女人们要么借助信仰或感官生活，要么借助文化以及对美的追求来寻求安慰。宗教与来世、物质世界与感官、美与知识的魅力，成为人们为自己建造恐怖历史当中庇护所的三个关键要素，但这并不是全部。
沃尔特·本雅明是20世纪上半叶最具争议性的思想家之一。1940年秋，他在西班牙毗邻维希法国的边境自杀了。在逃离纳粹德国奔向自由的途中，本雅明经西班牙过境的要求遭到拒绝，于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不是返回德国，去面对犹太人及其他一些人正在遭受的日益严重的迫害。
本雅明对文化的含义和历史书写进行了反思。他不仅争辩说，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在这个杜撰新闻、操控公众舆论的时代，这个观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他还掷地有声地陈述道：“凡是对文明的记录，同时也无不是对野蛮的记录。”每一项文化成就，每一个作为文明伟大之榜样而矗立的丰碑，都是付出代价才创造出来的。这种代价就是不公正、压迫、不平等、战争及其他野蛮行径。本雅明号召所有人“刷去历史的沉沙”，书写一种不同的记述，它们将不仅会加深我们对受害者和失败者苦难的理解，而且还力图揭示抵抗与痛苦之间的各种罅隙。
那么在历史的恐怖之中可供人们参照的行为模式，就不仅仅只有鲁伊斯所总结的那三点，从一个更完整的视角去看，面对自然或社会的灾祸，人们该如何去理解灾难的意义并置身其中，选择自己的行动方式呢？
我想，这个问题，从根源上至少存在着两条路径，对于意义的寻求，即对现实的理解这个方面，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首先都有一个绝对的权力，即是否愿意去理解，其次才是在这种意愿的前提下，寻找自己生存的意义。
这样一来，我们就会看到两类人，在历史的恐怖中，有一些人放弃了对现状的理解，过上了某种积极或消极的生活，而反过来还有一群人试图去理解灾难背后的真实状况，进而过上了另一种积极或者消极的生活。
在放弃理解的人群中，持有消极态度的，最终就会呈现出鲁伊斯所总结的那种逃避，但我更愿意将其总结为麻木的、满足的和宗教的三种类型。麻木的人，几乎什么都不去想，自甘堕落为一个没有反思能力的人，任由环境的捶打。
而满足的人，则会呈现出对物质欲望满足的追求和对精神美感满足的追求，这也就是鲁伊斯讲的物质世界与感官的满足以及美与知识的魅力的满足。这样的人要么纵情声色，要么躲进小楼成一统，试图用身体的愉悦和精神的欢腾驱散恐怖的阴霾。当然，还有一些人寄希望于某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绝对存在，用宗教的信仰来坚定存在的意义。这三种放弃理解的消极状态，无非是在精神与肉体上试图与历史隔绝，不参与到这个恐怖的历史当中去，似乎就一切与我无关了。
但是，还存在另一类人，在放弃理解之后，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行为。要知道，在不理解、没有信念支撑的前提下付出与行动，要么是盲目的，要么是比历史的恐怖更加恐怖的。就像在战争中鼓吹战争，在运动中呐喊运动，在瘟疫中祈求瘟疫。
那些发国难财的，那些助纣为虐的，那些借势伤人的，在他们的眼中，灾难是有意义的，这种意义一方面针对受难的人是恐怖的，而转过头针对自己确实有益的，借助这种灾难，会让其获得更大的利益、权势或者声望，这跟另一群人在物质、美学和宗教当中寻求的东西一样。
庆幸的是，这个世界不仅仅有放弃理解的人，还有一群人站在他们的对面，以消极或积极的态度，去反思灾祸本身，并从中寻求人生的真意所在。
一些行动力较弱的人，选择了消极的思索，去理解历史的恐怖。他们通过记录、反思乃至争论的方式，就如本雅明所说，在看似笼罩一切，势不可挡的灾难面前，在胜利者几乎要垄断的历史的书写的缝隙当中，做出他们最微弱，却也最强韧的反思，并在历史的角落中，留下一些足可以抗衡甚至推翻主流叙事的秘密。
当然，不得不提及最后一类人，他们是鲁伊斯口中“那些继续执着于让世界正常运转的人们，那些面临严峻考验却试图咬牙坚持的人们，以及那些经历严峻考验却设法继续生活的人们”。
在试图理解历史的恐惧的过程中，他们用自己英勇的行动，坚守甚至创造了新的历史，这群人是积极的、是救赎的、是行动的，是反抗的，他们展现出人们面对不确定性是的那种坚毅和勇气。在他们心中，没有什么必然的意义，人生不过是在一场又一场战斗中所开创的事业。
用行动承载意义，将人生当作事业去成就，这也许会将我们带入到意义探索的最后一站，《应将人生当作一场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