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映光/文
孙蔚如将军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的得力助手和接班人，与杨结下生死之交，是杨将军战略思想的忠实执行者。 1937年6月杨虎城将军被迫离职出国后，第十七路军先后被改编为第三十八军、第三十一军团、第四集团军，孙将军先后任军长、军团长、总司令等职。自1937年“七·七”事变至 1945年日本投降，在孙将军的领导下，这支部队度过了八年的艰苦岁月。将军始终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团结全军将士，对外抗击日寇侵略，对内反对蒋介石排除异己、吞并抗日有功部队，并且为这支部队先后回归人民革命军队大家庭，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是1944年由集团军特务营调到将军身边当卫士的。当时日军为了打通平汉路南段交通线，在河南发动中原战役。蒋介石嫡系部队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不战而逃，日军在洛阳以西的白浪渡偷渡成功，坐镇洛阳的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指挥的中央军也一触即溃，只有孙将军率领的第四集团军在东线顶了19天，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并且在虎牢关、府店战斗中还有相当缴获。但由于中央军不战而溃，使第四集团军被日军包围。将军令三十五师师长孔从洲组织突击队突出重围，转进卢氏、洛宁一带布防，阻击日军进攻。毛主席说：“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敌人不过几个师团，国民党几十万军队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毛主席这里说的“杂牌军”指的就是第四集团军。
中原战役后，部队伤亡很大，处境非常困难。将军除指挥各军补充兵员和加强训练外，还经常找地下党负责人胡振家及孔从洲研究对策(赵寿山调离三十八军后由孔负责与三十八军地下党工委联系)，同时抽暇与全军连以上、特务营排以上干部轮流个别谈话，坚持三个多月。 将军非常关心人民疾苦。1942年，水、旱、蝗、汤(汤恩伯)同时降临河南。将军号召部队节衣缩食，救济民众，同时从陕西筹措粮食运豫度灾。为了培养人才，自己捐资在家乡兴办小学和树人中学各一所，穷人家的孩子免费上学，也有将军在部队收留的穷人孩子去上树人中学的，费用由将军提供。我能记得姓名的有宗跃瑞、李秉义、杨遇春、吕振珠、蔡学铭等，他们大多数以后成为我党的干部。在将军领导和支持下，由地下工委主持，地下党员任教官的军内教导队，先后培训了一千多名干部，发展了约五百名共产党员，使之成为我党改造和掌握这支部队的一支重要力量。 将军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不吸烟，不喝酒，以将军本人的地位和当时所处的环境，实属难能可贵，因而深得全军干部战士信赖。在对待部队中进步分子和共产党员的态度上，尽管蒋介石、胡宗南多方施加压力，今天指责这个，明天攻击那个，都因将军委曲婉转应付成全而继续任职，将军的这一掩护作用是部队中进步分子所公认的事实。将军为维护部队的团结，为保护杨虎城将军创建的这支爱国武装力量费尽了心血。 将军严于律己，刻苦学习，不管军务再忙，不管是行军或旅途中，每天坚持写日记，从不间断。将军经常读书看报至深夜，并坚持练习书法，也常常找蒋听松、米暂沉、姚警尘、胡振家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交谈，努力提高自己。 1945年7月初，蒋介石调将军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所属部队是蒋介石的嫡系，即原来由陈诚指挥的部队。这次调任名为提升，实际上，蒋介石通过战区参谋长郭忏直接指挥部队，架空将军。只有从第四集团军带去的531团和特务营组成一个加强特务团，负责将军的警卫和安全。
将军非常关怀原十七路军这支爱国武装，到第六战区后，始终和孔从洲将军保持密电联系。为了反对蒋介石分化、互解和消灭这支队伍，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于1945年7月中旬和 1946年5月中旬先后由刘威诚、孔从洲将军率部回归革命军队大家庭，并于1946年9月13日奉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命令在河北邯郸成立了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孔从洲任军长，刘威诚任副军长。 将军调任第六战区司令官后驻防湖北恩施一带，随同将军的随员有高参胡振家、李百川、蒋听松、王子义、新任秘书长连瑞琦，参谋处长康朴，机要秘书姚警尘、米暂沉、严信民，机要译电员毋阳生、主任医官秦邦宪，随从副官赵文斌、徐鸿恩，卫士李映光。以后相继来的有刘牲涵、孙辅臣、周燕荪等，因无空缺安排，都给于少将参议的名义。为了在第六战区开展工作，应付和国民党嫡系的关系，将军呈请蒋介石批准任命连端琦为战区秘书长。连是陕西人，早年留学德国学化学，回国后任杨虎城将军交际处长，军医处长，后离开军界在上海办制药厂，抗战时转厂至重庆。连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中央成员，与我党保持有联系，与将军的关系也很密切。因为连的公开身份是实业家，与国民党上层关系较多，特别是与陈诚的关系较深，故很多事情将军通过他去办。我记得将军到任不久，得知叶挺同志被软禁在距恩施不远的乡村，曾让连利用关系亲自代表将军两次探望叶挺同志，并送去钱和药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将军以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武汉受降主官的身份于九月中旬进驻汉口，在二十天的时间里，解除日寇武装二十余万人，接收局、厂等300余所以及各种仓库和大量物资，创办日文报刊《正义报》，对日军进行宣传教育，编遣伪军三个军近十万人，为顺利接收建立了功勋。不久将军赴重庆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主要内容是日寇投降后为进行内战作准备，随同将军前往的有李百川、姚警尘、毋阳生、赵文斌和我，住在重庆和平路二号办事处。会议不准随员参加，将军中午回来吃饭午休，文件包由我保管，下午开会时由我送上汽车，晚上回来再由我保管。姚警尘利用午休和晚上，从我这里拿走文件，第二天上午就把摘抄件转送给地下党组织。将军有时问我：“姚秘书看过文件没有？”我答：“看过了”。将军不再说什么，彼此都心照不宣。会议期间将军通过毋阳生和孔从洲将军密电联系。 记得在武汉第六战区时，将军通过胡振家与董必武保持友好往来，有时密谈两个多小时，他们的谈话只有胡振家参加，我只是送烟、茶和水果时才进会客室。一次将军突然问我说：“映光，你说共产党怎么样？”我答：“我不懂共产党，只听说共产党给穷人分房子和土地，对穷人很好。”将军和蔼地说：“在外边可不能乱说。”
将军与胡琏相处很好。胡是十八军中将军长，是蒋介石、陈诚的学生和嫡系。但胡是陕西人，是将军的老乡和部属。将军有位厨师杨培福，陕西风味的饭菜做得很好，胡经常来这里吃饭聊天。以后胡的公馆也搬到距将军很近的地方，来往更方便密切，与将军的感情进一步加深。胡差不多每周都来吃饭，饭后常谈至深夜，吃完夜宵才回去。有时谈话中还争吵起来。因为将军分析了蒋介石的反动独裁政策，例举了蒋破坏“双十协定”，积极发动内战和日寇投降后各级接收大员贪污腐化的丑闻；全国人民起来反对蒋介石政权的浪潮席卷全国，这样下去，蒋介石集团必将灭亡；劝胡要认清形势，不要再为蒋卖力，要自己留有余地。胡承认将军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同时表示：“蒋介石、陈诚是我的老师，他们对我很好，我决不做对不起他们的事；但请你放心，我决不会去告密出卖朋友和老乡。”尽管他们有时争的面红耳赤，但哈哈一笑了事。将军以后始终和胡保持较密切的关系。 1946年，第六战区被撤销，成立武汉行营，程潜为主任，将军为副主任。第六战区特务团改为武汉行营特务团，人员没有大的变动，只调入程潜的儿子程元任该团一营营长。此时的将军情绪消沉，每天除去办公室转一趟外，其余时间读书看报，练习书法，有时和蒋听松、米暂沉下围棋和聊天。将军曾几次电呈辞职都未被批准，成为有职无权的备员。 为了进行内战，蒋介石于1947年在武汉成立“华中剿匪总司令部”，任命白崇禧为总司令掌握一切大权。武汉行营成为一个空架子，只能指挥一个特务团，因此白、程的矛盾日趋尖锐。1948年，蒋介石撤销武汉行营，成立长沙绥靖公署，程潜被任命为湖南省主席兼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将军被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由武汉移住杭州岳坟街九十八号原杨虎城将军的别墅(东山别墅)，按规定带随员五人，即秘书李百川、随从副官赵文斌、徐鸿恩、厨师杨培福、卫士李映光。将军离开武汉时，与程潜商量将特务团扩编为第二三二师，康朴任师长(原十七路军干部，后任六战区参谋处长)，张镜白任副师长 (原特务团长)，由程潜率领去长沙驻防。为了保证将军的安全，防止蒋特的干扰，程潜决定由该师调一个名为警卫班、实际为一个排的兵力随将军去杭州，一切物资供应都由该师负责。 将军到杭州后拿出一部分资金给胡振家，让胡经常来往于杭州与上海之间，名为替将军在上海做生意，实际上是保持党中央与将军的联系。将军在杭州期间对外联系很少，除每天坚持写日记，读书看报，练习书法，散步外，还在院内种了一大片蔬菜，每天和警卫人员一起劳动，既解决了警卫班的吃菜问题，又消磨了时间，锻炼了身体。将军还把一台收音机放在我的住房内，让我每天晚上按时收听新华社的记录新闻广播，并作记录，然后给他看。由于文化低，怕记录不全，我提出让别人记录，将军笑着说：“没有关系，能记多少算多少，这也是一种学习和锻炼嘛！” 1948年底淮海战役时，胡琏被我军击伤，逃回上海住院，将军派徐鸿恩代表将军本人到上海医院看望胡。胡伤好后也专程由上海来杭州看望将军，并作了长时间的交谈，胡对将军的远见卓识表示敬佩。
1949年初，蒋介石威逼将军赴台，将军以台湾没有住房，经济困难为由，拖着不去。蒋介石指示拨给经费和一栋房子，并答应起程时给派专机。这时胡振家由上海来杭州转达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让将军无论如何设法留下来。”经研究，将军又借口房子破烂不堪，需要维修，拟派周燕荪去台湾负责维修房子 (周燕荪系原第四集团军国民党党部书记，是蒋介石派去监视将军的，但他与将军相处还好)，等房子修好即起程赴台，以拖延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将军作了最坏的打算，把稍大一些的孩子都疏散送往外地，防止蒋特下毒手，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作了分工和安排。1949年4月中旬，将军以经上海赴台为名，偕夫人李定荫及身边的孩子，随员赵文斌、徐鸿恩和我，住进上海林森中路的一栋房子内。五月初的一天，张耀明(南京卫戌区总司令，原第四集团军三十八军军长)突然来看望将军。张进了会客室后，将军以解手为名走出会客室，把我的手枪要去装在身上，然后进去与张谈话。张说他就要去台湾了，是专门来告别的，问将军什么时候走，有什么要代办的事没有？将军说，过几天就动身，等到台湾时再见，希望张多加保重。谈话进行了十多分钟，闹了一场虚惊。大约又过了一周，胡琏也突然来看望将军，他们谈得比较投机。将军明确告诉胡琏，他不准备走了。胡问将军还有什么事需要办的，希望将军不要客气，只要他能办到的，一定尽力办。将军说：“别的事没有，只是有两位老部属不想留下来，想到台湾去工作，请你带去给予安排。”第二天，将军向胡琏介绍这两个人后，他们就随胡琏乘车走了。 上海解放前几天，将军的住处特别乱，有国民党特务，也有被安排在将军身边为保护将军安全的地下党，很难分辨清楚。为了保证安全，经胡振家安排，把将军、夫人和孩子以及随员都分别转移到其他地方。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第二天，我们又住在一起了。后来陈毅司令员来看望将军并传达周总理指示，邀请将军北上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与此同时，二野特种兵副司令员孔从洲同志来看望将军。他们谈完话后，将军当着孔从洲同志的面对我说：“你们都认识，你还年青，跟着我没有出息，还是到南京去，由从洲安排你去学习吧！要学点知识和本事，共产党是靠本事吃饭的。” 1949年7月初，我告别了将军，由上海来到南京，由孔从洲同志安排到二野军事政治大学特种支队学习。九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发自长沙的信，信封上印的大字是：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①。发信人是伍瑞江(原系第六战区特务团一营连长)。他在信中说康朴师长和张镜白副师长按孙蔚如和孔从洲将军的指示率该师随程潜在长沙起义，并说他现在任副团长等。 1953年我回陕西老家探亲路过西安时，去看望将军。将军的办公桌上有写给于右任和胡琏的亲笔信。我问将军：“他们都在台湾，信能收到吗？”将军说：“这是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并说：“于老和胡琏都来信了，这是我写的回信。”因为涉及机密，我不便多问。 建国后将军在工作岗位上和历次政治运动中，一贯拥护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善于自我教育，严格要求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坚持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和联络各方面的爱国力量，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孙蔚如将军于1979年7月27日逝世，离开我们已经十二年了。我们怀念孙蔚如将军。将军的一生，是反对军阀，坚持抗战的一生！是追求进步，献身革命的一生！是以民族大业为第一己任的一生！将军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里，激励我们前进！ (1991年) 注释： ①作者讲的“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这一概念尚未见诸正式文件。作者回忆确是如此。 《孙蔚如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