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世熙

1927年秋间，我在南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第一期毕业后，即到新桂系集团内供职，从未间断，因此，对新桂系集团内的情形略知一二，兹将白崇禧的为人和作风，就回忆所得，录其一鳞半爪，以供历史工作者参考。

白与李、黄矛盾点滴

李宗仁、白崇禧两巨头的矛盾，自新桂系复起，白在广西独揽大权时起，暗地里趋于激化了，尽管新桂系的人说，李宽宏大度，有刘备的作风；白精明能干，是个“小诸葛”；还说什么李、白两人配合得很好，形成刚柔相济，企图为他俩弥合矛盾，但终究是弥合不了的，只不过，李为了保全广西这份“家当”，不肯把矛盾恶化罢了。他两人的矛盾是微妙的，表面上和局外的人是看不出来的。但在李系的内部，还是反映出来。例如1931年至七七事变前这段期间，李的亲信钟祖培、张一气、陈绍虞、覃连芳、陈恩元、杨义等，就曾经密谋拥李倒白。

“两广事变”时，李回桂主持军政事务，这时，白独揽广西大权不能如意了，李、白间的矛盾，日形激化。七七事变后，白独自飞赴南京，李、白两人的矛盾，可以说是趋于明朗化了。据我的同学梁家齐（李的小同乡，第五路军总部军务处副处长）有一次和我在闲谈中透露，李对白飞赴南京，极为不满，因李那时准备在饷械上敲蒋一笔竹杠，地位上也想向蒋讨价还价（时李尚未被委为五战区司令长官）。白飞赴南京后，李曾愤激地说：“难道我李某人没认识蒋介石?你（指白）和蒋要好，比我李某人和蒋，恐怕不见得好多少……”当时梁说这些话是他岳父黄钟岳（广西财政厅厅长，是李的亲信）对他说及的。

1942年春，李宗仁由湖北老河口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回桂省亲。我那时适卸天保团管区司令职务回到桂林军管区司令部任部员。有一次李召集省府、保安司令部、军管区等机关的职员讲话，李报告当前抗战形势和台儿庄大捷情况之后，接着说：“过去有很多人说健生（白崇禧别号）是‘小诸葛’，说我李某人不行。其实，我李某人自有我的一套的。例如，我在玉林起家时，省内的自治军没有哪一个不拼命地购买枪械来扩充实力，但我李某人在军费支出时，反而卖枪来维持部队的伙食。试问，那时有哪个能够做得到?”又说：“在北伐期间，箬溪、德安、梁园的几次大战役，和这次的台儿庄大捷，都是我亲自指挥的，照样能打胜仗……”散会后，有的说李、白两人的矛盾已趋向热化了，有的说只要他两人的矛盾再发展下去，将来总有一天会被蒋介石吃掉。

至于白对李的态度，也可以说是微妙的。白是个工于心计、野心极大的人，不仅对李的矛盾不会弄到恶化，而且还处处加以掩饰。那时，他无论对部属讲话或在各种集会的场合，凡是牵连到李身上时，他总是开口说“我们总司令”、闭口也说“我们总司令”，从没说过半句对李有不满的话。但他在桂军各级干部里尽量安置他的私人。例如：在1932年至1936年间，第七军军长廖磊、第十五军军长夏威，都是他最可靠的亲信；五个师的师长，除了覃连芳（二十四师）、王赞斌（四十四师）两人是李的亲信外，其余四十三师师长黄镇国、四十五师师长韦云淞、十九师师长周祖晃都是白的亲信。两个军的团、营长，大都是他兼任南宁军校校长时所办高级班的学员；至部队中的连排长和各级军佐，几乎都是南宁军校他手上办的第五、六期的毕业生；另外，他还兼任民团干部学校校长，所有各县的区、乡（镇）、村（街）长兼民团后备队联队长（区长兼）、大队长（乡、镇长兼）、中队长（村、街长兼），都是他的学生；其他，还兼任政治训练班的主任、党务研究所所长和童军训练所所长。可以说，广西党政军的大权都操在他一人的手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这种处心积虑的措施，无疑是准备篡夺李的政权，把李赶出广西，也就是白和李矛盾的大暴露。

关于黄绍竑与白的矛盾，由于作者与黄接触机会少，了解不多，1925年春末，唐继尧派龙云率所部三万余人，由云南经桂西的龙州、百色侵入南宁，继派唐继虞率所部三万余人由贵州榕江侵入桂北的融县，指向柳城、柳州进击。黄率钟祖培等部先行击溃滇军进攻柳州的吴学显部，随进至柳城东泉准备迎击敌人主力---后续部队。白亦由桂北边境率夏威部赶到增援。黄、白两人在商讨作战计划时，黄以敌众我寡，主张用突破战术，白则主张用迂回包围，彼此争执甚久，最后黄要白尊重他的意见，结果，在柳城沙浦作战，获得大胜。黄绍竑先生后来曾谈及这次作战经过，说白当时坚持他的主张，并且争执甚烈。最后他对白说：“我是副总指挥（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是李宗仁），你应该服从我的命令……”这次他们在作战上意见分歧的争执，可以说是白、黄矛盾的开端。

1929年4月间，李明瑞、杨腾辉在武汉倒戈，蒋介石为了铲草除根，把李的第十五师、杨的五十七师从武汉船运上海，由海道经粤回桂，以捣李、黄、白的老巢，是年6月初问，李、杨所部由梧州登陆，沿江西上，进道南宁。时李已先期赴港，黄、白两人见大势已去，遂沿左江西上龙州，出走越南。据当时与黄、白一同逃越的陈雄（曾任广西区人委参事室副主任）说：黄、白到达越南之海防后，住不多久，白囊告罄，遂向黄索取。适黄囊无多，无力供给。白认为黄吝啬不予救济，对黄极为不满，因而争吵起来，黄遂离海防去香港。

1929年冬，桂军与由宜昌举起反蒋旗帜进入桂北的张发奎第四军联合攻粤，因战事失利，蒋军的朱绍良、毛炳文等师由广东的四会、广宁衔尾直追，进入广西的怀集、贺县、钟山、平乐和荔浦。白在荔浦指挥第七军在马岭击溃蒋军后，直追至贺县，蒋军遂由怀集逃审回粤。当第七军到达贺县时，马不停蹄地向昭平、蒙山前进，我当时询问军部参谋长王文熙（上林人）移师西指的原因，据王透露说：“粤军侵入桂南，须赶赴玉林方面与黄季公（绍竑）指挥的第四军和十五军黄鹤龄师聚歼粤军。”当行抵蒙山县境时，白忽下令要第七军开赴修仁向象州、武宣前进，随后我又询问王开赴修仁向象州的原因，王说：“接黄季公来电说，在北流战事失败了，我军须赶赴武宣、宾阳拱卫南宁。”接着他又述及白在荔浦时，曾电黄要等候把进占平乐、荔浦的蒋军击溃后，再合力围歼进入桂南的粤军，乃黄急躁邀功，致遭失败。白对黄这一轻举妄动和指挥失当殊为不满，可以说这是白、黄矛盾的激化。

第四军在粤惨败之后，只剩下四、五千人了；第七军也遭受相当的损失。这次北流战役，又遭惨败，那时一般干部都感到：以前的这些“本钱”，被黄输了一大部，此后要想守住广西一隅以抗蒋，实在没有多大把握。这时，不仅是白对黄有意见，而且也扩大到新桂系的部属对黄也有意见了。

1930年5月，张（发奎）桂军策应冯阁反蒋，倾巢入湘，在进占长沙之后，张发奎的第四军、李品仙的第八军和十五军的一部向岳阳推进，白亲率第七军和十五军的黄鹤龄师由长沙向平江和湖北通城前进。及抵平江的花门楼，接李宗仁来电说，黄部在常宁被粤军截断，衡阳已被粤军先行占领，要白率所部回师，经醴陵、攸县、水兴、安仁转进至衡阳以南的洪桥待命。当时听到这一坏消息，大家都感到十分不高兴，认为黄季宽要负功败垂成的责任。事后王文熙参谋长和我们一班参谋谈及白接到消息时对黄也十分不满意。

在花门楼接到这个电报时，白要我把湖南的地图张挂起来，以便研究敌军的动向和对策。研究的结果，据王参谋长透露，白提出两个方案：一、请冯玉祥挥大军进攻武汉，我军悉散由通城趋九江，直捣蒋的老巢一一南京。因那时蒋的大军与冯阎所部在中原鏖战方酣，南京空虚，唾手可得，这是孤注一掷；二、转进至湘西，绕出鄂西与冯阎大军汇合，分进合击以击蒋。但这两个方案，李均不采纳，仍坚持回师广西。当第七军转进至衡阳以南的泉湖市时，据守衡阳的粤军和湘军全部出击，把我四、七、八和十五军等部各个击破，我军遂溃退逃回桂林，损失十分惨重。行抵桂林时，闻黄绍竑通电下野，当时新桂系集团内的中上级干部，知道其中底细的，有的说：白的度量狭窄，黄的下野可能是受白的煎迫；有的则说：黄一再坐失机宜，对不起团体，不能不通电下野；有的则说：这次惨败，黄以为这间“破房子”一定会倒塌，不如一走了事，免受其累。后来黄去南京投蒋，有的又猜疑是李、黄、白三人密谋定计，打入蒋的心脏，万一反蒋的阵线垮台，可以收拾广西的残局。至于衡阳之战，由于许宗武师擅自撤退，致遭惨败，当败退至桂林时，张发奎请李、白把许枪决，以谢三军，许闻讯即仓皇逃遁，这是新桂系集团矛盾另一插曲。

排斥李、黄的亲信部属

我认为要说明这个问题，应把新桂系的班底作些简略的介绍，这样，对白排斥和清除李、黄亲信部属的事实，就比较易于明白了。

1920年至1921年间，孙中山把旧桂系在两广的势力先后瓦解后，李宗仁（旧桂系林虎部营长）率所部回驻玉林，受委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马君武长桂时，奉委为玉林警备司令。孙中山率师回粤后，李自封为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参谋长为黄旭初。所部分为两个支队：第一支队司令李石愚，辖两个统领：第一统领俞作柏，辖两营，一为李明瑞，一为林竹舫；第二统领钟祖培，辖两营，刘志忠一营，一营自兼，第二支队司令何武，辖两个统领：第一统领伍廷飏，辖尹承纲一营，自兼一营；第二统领陆超，亦辖两个营。黄绍竑由百色率领由南警备第七路军（司令马晓军）被自治军刘日福缴械余下的残部到南宁经灵山至玉林依附李宗仁，编为第三支队，不设统领，第一营夏威，第二营陆炎，第三营韦云淞。嗣后改称为定桂军（后由广州政府于1924年发表为第一军）时，共扩编了六个纵队、两个警卫团：一为郭凤岗，一为陶钧。黄绍竑归编李后，出驻容县。当其出驻梧州时，竟把俞作柏的李明瑞营和伍廷飏自兼的一营拉赴梧州。黄到梧后，奉孙中山委为讨贼军总指挥（后由广州政府于1924年发表为第二军），参谋长为白崇禧。共扩编了六个纵队，还编了几个边防和游击司令。

1926年春间，李的第一军和黄的第二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时，共编为9个旅，21个团和炮兵营、工兵营等部。这次改编，凡属没有进过军事学校或年老的高级带兵官，有的另调新职或淘汰了。可是有些有军事学识、在起家时立下战功的也编余了，最突出的要算是陆超和郭凤岗等人了。

1938年我任梧州区民团副指挥官，何武任平乐区民团指挥官；是年6月初，两人在桂林邂逅，见面下，我就笑着对他说：“老光不在广西了，从此，你大可舒口怨气了。”他听到我把他的旧事重提，他就滔滔不绝地溯述：

“自从黄季宽把俞作柏、伍廷飏拉走赴梧后，李系的将领对黄系的人在心里面总是怀着一个不好的印象。后来在削平自治军、讨伐沈鸿英、驱逐滇军各战役，两系的将领虽然在一起并肩作战，但总还存在着‘疮虽好了疤还在’。因而在上述历次战役中，每遇到白指挥作战时，李系的将领都不大买白的账。因此，触怒于白，以致在整编时，有的被白整掉。”“在讨沈战役中，李的第一军打左路，追击沈部至融县和三江县时，林竹舫（广东文昌人，任团长）保荐他的亲友任融县县知事（即县长），到任不到半个月，白另委了一个亲友去接事。

林的亲友就打电报询问他：李的委任状是否算数?我是否要交代?林即复电说：请你转知那人转告白，叫白和我林某交锋一下，如果我林某打不过白，你再办交代就是了（大致这样说）。后来这些话传到白的耳里，因此，白很怀恨林。林作战很勇敢，北伐时，林团久驻南宁。

1929年春间，第一次黄、白率师攻粤时，林团随军进抵广东芦苞、大塘时，即率部分官兵反叛回粤。”

“1925年春，沈鸿英被击溃后，沈率残部窜入贺县姑婆山。夏间，沈率残部经湖南边境经恭城粟木、观音阁进占桂林。白率第一军警卫团郭凤岗等部向桂林攻击前进。及进桂林城郊时，白令郭派兵绕入灵川甘棠渡截击沈的退路，限很短的时间到达目的地，郭计算时间无法赴到，遂在白给他的命令上写道：“命令不切实际，无兵可派。”白接阅后十分气愤，即电请李准将郭就地枪决。李以人才难得，饬白从宽将郭撤职。随后李保送郭赴陆军大学深造，直至陆大毕业后，才获白的谅解。”

何武溯说上述经过后，还谈及李对他是极为爱护的，他回家建筑房子没钱开支工钱，写信向李告贷，李一次送了5000元给他作建筑费。

白在广西独揽大枚时期(1932--1936年)，不仅对部队的带兵官排斥李系的人，就是对各区民团指挥官，凡属李系的人，都不予信任。例如龙州区民团指挥官钟祖培、桂林区民团指挥官陈恩元是李系的人，白派他的亲信邓殷藩充钟的副指挥官，派黄熏充陈的副指挥官从中监视。可是钟在任不久，即被贬回恭城老家了。陈恩元为人极为圆滑调皮，在桂北有相当的潜势力，对湘南的人地很熟悉，与湘军的将领也有交往，白对他极不放心。1932年间，把广西过去12个民团区合并为6个区（随后又分为8个）时，陈任桂林区民团指挥官，即被调充十九师空头副师长，遗缺白遂任命他的亲信张淦去接充。桂北瑶民起义，张被调总部参军送去陆大学习时，白为了长期镇压瑶族人民的反抗，又委陈复任桂林区民团指挥官。1936年“两广事变”时，利用陈在湖南人地熟悉的有利条件，委陈兼任二十九师师长。事变刚结束，白即把陈的师长摘掉。1937年春间，陈的指挥官又被白摘掉了。是年6月间，我在全州县长卸事回桂，当我走访他时，一见面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辞职?给梁神经来遥领，实在欺负我们桂北无人了。”他面带着一种不愉快的神情说：“今年春节时，他（指白崇禧）来检阅民团，我把桂林城厢和郊区的民团后备队统统集合到南门外飞机场给他检阅，他在讲坛上左一句说桂林的民团办得不好，右一句也说桂林的民团没有一点朝气。试问你卷不卷包袱雨伞走路呢?”从上述这些典型事例，白排斥李系的人员，即可窥见一班。

黄绍竑离开广西之后，凡属黄系的亲信，白生怕他们心怀叵测，危害他的政权，除个别特殊的如吕竞存、陈雄在倒俞（作柏）、李（明瑞）出过力，幸免清除外，其他大都被其清除干净。其中首被开刀的就是四十三师师长黄鹤龄，黄曾在黄绍竑起家时的讨贼军总指挥部充任宪兵连长，被黄绍竑一直提升到师长。黄为人调皮，桀骜难驯，白对他极不放心。当1930年驱逐滇军出境后，李、白为了羁縻张发奎留在广西，曾一度将该师拨入张发奎的第四军，后来白即把他的师长职撤免了。其他黄系的高级带兵官如梁朝玑（第二次粤桂战争时任第一纵队指挥）、苏来苏、黄韬、何次三（以上均系团长）等，亦先后被解除兵权，此外，倾巢出湘时，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的黄同仇，系黄绍竑的亲信，但其为人比较圆猾，善于吹拍，尚能苟延一时，可是白仍不放心，送其留学英国，归国后，在抗战期间，李品仙任安徽省主席，曾一度任黄为安徽民政厅长，在白系的夏威任第八绥靖区主任时，有次大会上，黄说：“在省府领导和绥靖区指导下……”夏认为黄傲慢，不接受其领导，当场辱骂，竟把黄撵出安徽。至行政方面与黄绍竑关系较深的人员，被白清除的也不少。这些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刺吕囚杨，诛锄异己

1930年3月间（一说6月15日），轰动广州市的刺杀住在新亚酒店的广西省政府主席吕焕炎案，凶手冯名声当场被捕，就地正法。冯是吕的勤务兵，因此，当时社会上的人都说吕苛待部属，致招杀身之祸。其实，稍微具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是新桂系内部一幕狗咬狗的惨剧。兹将吕被刺杀的前因后果记述如下：

上面说过，俞、李率师回桂，把李、黄、白的老巢捣毁，李先期逃赴香港，黄、白两人则逃赴越南海防，白因囊囊告馨，向黄索取不遂，发生争吵，黄即离开海防赴香港。黄到港后，与一些被逐到港的同僚，日思报复俞、李倒戈之仇。当时逃港的陈雄、张任民和吕竞存等三人，在共同策划倒俞时，以吕焕炎尚拥有一师之众在广西，如能促其倒俞，则广西的“故业”，即可收复。但所虑者，恐吕不肯帮忙从火中取栗。于是佥请李、黄写一赚吕的信，信的内容要这样说：“我们只求报俞、李倒戈之仇，如能把俞、李打倒，今后广西的军政事务，由其个人处理，我们即出洋考察，决不过问广西的事情。”当时李认为在武汉失败的原因，由于没有政治靠山替我们撑腰，适时汪精卫被蒋排斥到港，李认为汪是“党国元老”；非拥汪出来倒蒋，绝无成功之望。当陈等请李写信时，李竟斥陈等为不要党，经陈等反复陈述其中的利害得失，李始首肯，但仍不愿见诸笔墨，因汪已联络俞、李，如果见诸笔墨，则必开罪于汪，政治靠山必然失掉。嗣由黄个人出名写信给吕焕炎，赚其倒俞，并决定派吕竞存送信赴梧给吕。但不能空口说白话，至少也要送些运动费作为钓饵。那时夏威（第七军长）、胡宗铎（十九军军长）、陶钧（第十八军军长）三人亦由武汉失败逃港。陈等向他们筹借，均各叹穷告苦，不借分文。陈随后和黄绍竑之兄黄仲庵向陈廉伯、梁壁如两人借了六万元港币，交吕竟存携带赴梧。吕抵梧将信送交吕焕炎，吕接阅黄的信后，认为大有可为，满口答应进行倒俞。（上述一段资料是陈雄对我说的）

事情真是凑巧，1929年秋间，张发奎在宜昌宣告反蒋，率领第四军经湘西南下，进抵桂北边境，汪精卫派薛岳到南宁督促俞、李联合张发奎率师东下攻粤，夺取广州为反蒋的根据地。吕焕炎认为倒俞的机会已到，即联合驻在桂平、贵县的十五师四十四旅旅长黄权酝酿倒俞。当俞、李于是年9月27 日在南宁通电就任讨蒋军总副司令之后，吕即与黄权和驻在平乐的梁朝玑通电声讨俞、李破坏统一。同时，吕在俞、李酝酿反蒋期间，事先并与广东陈济棠取得联系，并将俞、李反蒋的情形报告陈，由陈转报蒋介石。当俞、李通电讨蒋，蒋即下令免俞的省主席、李的编遣主任职，另委吕焕炎为广西省主席兼第八路军副总指挥和新编十六师师长。

谈到这里时，应插写杨腾辉在这个动荡局面下和吕焕炎发生的矛盾。从中可以看出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军阀们的争权夺利和朝秦暮楚的丑态。

柳州居广西中部，不仅是交通的枢纽，而且是军事的重要据点。黄、白出走越南后，留梁朝玑部（原系伍廷飏师旧部）四个团驻在柳州。俞、李为了夺取这个军事要地，派杨腾辉的五十七师进占柳州，并派杨师一六九旅梁重熙部进占桂林。梁深恐为杨部吃掉，即退至桂东的平乐驻防。梁部进驻平乐后，李明瑞用编遣的压力要梁缩编为两个团。梁在这一压力下，派何次三团开赴鹿寨，诈归编给五十七师。杨不知其诈，即编拨给一七一旅莫树杰部。当俞、李邀杨来邕策划反蒋时，杨偕参谋处长阚维雍赴南宁。何钻了这一空子，赶来柳州请师部参谋长曹飞龙发给步枪300支和弹药、被服若干，藉以充实该团的装备。我当时充该师机要参谋，认为何不可靠，请曹不要遂予批准，应等候杨回柳再行核夺，乃曹不听，擅予批准照发。

迨杨回柳时，对曹这一措施，极为不满。当俞、李通电反蒋前夕，何即率队叛回平乐，杨更暴跳起来，随即下令免曹的职。

本来，杨在俞、李策划反蒋时，业已决定随同俞、李一致讨蒋。当俞、李发出通电时，吕即电梁率所部四个团由平乐向柳州进逼，而驻在桂林的梁重熙旅竟采袖手旁观的态度，杨在吕这一威逼下，进退维谷，状极狼狈。因此，对吕极为愤恨。但杨当时考虑到：跟俞、李走吧，李的十五师业已叛复归吕，俞、李失败已成定局，这是死路一条；不跟俞、李走吧，势必受制于吕，且恐为吕所吃掉。杨在这一生死存亡关头上，有天晚上深夜，叫我到他的办公室里，随即把他自己拟好致蒋介石的电报稿子和密码一本，要我替他翻译。电稿的内容，大致这样说：“建侯（俞作柏）、裕生（李明瑞）两兄近受异党的煽惑和利用，反对中央，破坏统一。腾辉迭次谏阻，均不之听。用特据实陈报，以报知遇之恩。并乞明令讨伐，以伸法纪……”去电不久，蒋遂委杨为广西编遣主任，仍兼五十七师师长。杨在致蒋的电报发出后，并即通电声讨俞、李，责其破坏统一。这时，梁部各团业已进抵柳州，向南宁进逼，吕、黄（权）亦由梧浔挥兵西上，俞、李知大势已去，即循左江上龙州，俞逃赴越南转香港。李明瑞率直属四个大队赴百色，成立红七军。

杨就编遣主任职之后，分析当时的局势，梁与吕是一条战线的人；黄权业已投靠吕一边，彼此力量的对比太过悬殊，要收拾广西的残局，殊感棘手。例如：杨就职后，即电请吕到南宁主持全省大计，吕则复电给杨，照样请杨到南宁主持军事和编遗事宜，但彼此都不敢到南宁来。那时杨深深感到这种互相猜忌的局面，在权利上还要发生很多的矛盾，感到无法收拾。同时，与其受制于吕，不如仍请李、黄、白三人回来主持。于是，遂派莫树杰赴香港欢迎李、黄、白（据莫树杰说：他当时到香港是另有任务。事实上，赴港欢迎李、黄、白回桂的是杨之亲信钟子鸿及李宗仁的老师曾其新）。莫到港后，谒见李和夏威（白那时尚在海防），转达杨欢迎他们的意旨。适时黄绍竑在香港被香港当局说从事政治活动，碍及治安，限黄于三日出境。黄在愤慨之下，已先期离港赴广州湾（今湛江市），化装潜回广西他的家乡容县。黄到容县之后，即电吕焕炎、杨腾辉、梁朝玑、黄权、梁重熙、吕竞存、张任民、蒙志、杨义、黄鹤龄、黄韬等到宾阳开会。会议一致决定联合第四军东下攻粤。这时，李、白两人亦先后回到南宁，组成“护党救国军”总司令部，李、黄为正副总司令，白为前敌总指挥，陈翰誉为参谋长，黄仍兼广西省政府主席。吕焕炎、梁朝玑部仍恢复十五军番号。黄兼军长，吕为副军长，梁为第一纵队总指挥兼师长，许宗武部编为一师，许任师长。第十五师和五十七师仍恢复第七军番号。杨腾辉任军长，并兼第二纵队总指挥，黄权任第五师师长，梁重熙任第八师师长。至此，吕的省主席、杨的编遣主任如昙花一现，宣告结束。但吕以到口之肉，被李、黄食言而肥，极不甘心，仍暗中与陈济棠通声气，待机而动。

战斗序列编成后，除留吕焕炎率所部杨义等旅留守广西外，其余与第四军悉数东下攻粤。由于粤方在广州外围筑有强固工事，又有蒋军朱绍良、毛炳文等师增援；而我方劳师远征，作战步调缺乏协调，遂致败退回桂。吕以为已全部溃不成军，乃乘机倒戈，勾引陈济棠的海陆军一师进袭梧州；并亲率所部进占玉林、桂平、贵县，同时派杨义旅占据南宁；还写信嘱败退回桂的第七军第五师师长黄权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蒙志在中途倒戈，截断败回部队的归路。凑巧，吕的密信被梁瀚嵩团的哨兵搜获，梁遂密报于白。白当时即将黄权、蒙志扣留，送回桂林抚署软禁。这时，白对吕的背叛深为含恨，即种下刺吕的杀机。

吕叛变投敌后，黄绍竑率十五军和张发奎的第四军由荔浦经修仁、象县、武宣攻略桂平、贵县、梧州，吕退守玉林。黄令许宗武监视玉林外，并以第四军分略南路钦廉等县。粤军以我军分散，复进袭梧州，向容苍公路进逼，希解玉林之围，黄遂指挥所部与粤军鏖战于北流，遂致失败。这时，白对吕更含恨入骨，于是派其亲信罗活暗谋刺吕。1930年3月间，适吕应陈济棠约赴广州，罗通过吕的副官旋本真收买吕的勤务兵冯名声刺死吕于新亚酒店三楼。吕被刺死后，白造谣说吕奸污其参谋长伍蕃之女，伍怀恨于心，遂贿使其勤务兵冯名声刺死吕的。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手法，明眼人是看得出来的。

杨腾辉是广西上林人，南宁讲武堂毕业，毕业后即跟随旧桂系林俊廷部充排、连、营、团长，林盘踞南宁时，委杨为警察厅长。林部在广东廉州被黄绍竑的讨贼军与粤军击溃后，杨率林的残部归编讨贼军充旅长，后缩编为团长。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时编为第十四团团长，归第七旅旅长胡宗铎指挥。北伐时期，杨屡立战功，升为旅长，旋又升任第二师副师长，论功行赏，应升为师长，白以轻蔑的口吻说：“叫他做个作战计划来看看，他能当师长吗?”后来被杨知道了，因此，杨对白极怀怨恨。新桂系复起，杨任第七军军长时，久随杨部任参谋的谭景相（上林人，系杨同学）在闲谈中说：“你（指白）以前说他（指杨）不能升师长，现在他当军长了。”

在武汉倒戈的李明瑞，北伐出师时任第二旅旅长，陶钧任一团团长。随后陶升第十八军军长，胡（宗铎）升第十九军军长，李只升任师长。因此，李、杨两人对李、白的赏罚不公，极为不平。李的表兄俞作柏，原在广西南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充校长兼农工厅长。编遣会议后，蒋准备向新桂系开刀时，密派俞赴武汉运动李明瑞。当双方剑拔弩张时，李纠同杨腾辉部在孝感倒戈，蒋不费吹灰之力，把新桂系在武汉、北平的势力完全搞垮。李、白潜回广西纠合黄绍竑又举起反蒋旗帜，俞奉蒋之命，率李明瑞、杨腾辉所部回桂，捣毁李、黄、白的老巢。白是一个胸襟独隘的人，对李、杨这种一再的打击，极不甘心，可以说是他生平最伤心的事。

前面说过，俞、李垮台之后，吕焕炎当了广西省主席，杨腾辉当了编造主任，杨认为在权利上与吕的矛盾无法克服，遂派莫树杰赴香港欢迎李、白回来。在杨的思想上，满以为这一措施，可以将功赎罪，得到白的谅解。杨率五十七师回桂后，我一直随杨任参谋和参谋处长。粤桂战争失败后，在荔浦马岭之战和倾巢出湘，策应冯、阎讨蒋各战役，白随带几个卫士一直随杨住在第七军司令部内，凡下达行军作战命令，都由白亲出条谕交参谋处办理。我当时思想上认定白对杨不仅在指挥作战不放心，而且对杨已经不信任了。

衡阳战役失败回桂，在整编第七军时，白委他的亲信廖磊充第七军副军长兼二十一师师长，并兼六十一团团长；另委其亲信罗活充副团长（后升团长）；同时，白派杨的同乡参谋长王文熙与何海筹（昭平人）出使贵州做代表，赴贵阳与贵州省主席毛光翔洽商鸦片烟进入广西的过境税问题，遗参谋长缺则委陈良佐接充。白这一削弱杨的兵权措施，凡属杨系的旧干部，莫不担忧杨有朝一日会被白“泡制”。

1930 年冬，张（发奎）、桂军驱逐侵入南宁的滇军出境后，第七军驻在百色，白当时随军指挥作战尚驻在百色。为时不久，白借杨腾辉、廖磊和张发奎等赴南宁，参谋长陈良佐和代参谋长莫树杰先后请假离开百色。在尚未发表廖磊充军长这段期间，军部一切事务都由我处理。嗣后报上刊载杨为财政委员会主席，杨系的人都说杨这样下场已很幸运了。那时，军长的名义还是杨，因此，我和杨还是不时通讯。随后通讯中断了，我心里很怀疑，于是走访第四军三十六团团长阙维雍（原系第七军的），阚说：杨已被白送上龙州软禁了，并嘱我不要再和杨通讯，免得被白怀疑。跟着我又追问阚：“杨为什么被软禁?”阚说：“衡阳失败后，李彦（上林人，曾充七军副官处长）和钟子洪（广东人，与杨在林俊廷部同事，系杨的亲信）通过陈济棠在蒋介石那里搞得了一张委任状（委杨为“广西善后督办”），但杨以后见广西的局势对李、白有利，便随风转舵，把这张委任状交给白，并向白陈述是别人搞来的，他本人并不知情。可能是白对他的解释不信任才被扣押的。”后来据说白当时决定把杨执行处决，经张发奎力保，始免于难。杨被囚在龙州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请准白给他回上林青泰乡家里居住，嗣因家乡不安宁，又请白准其赴香港居住，到港后患神经病逝世。

至于随李、杨在武汉倒戈的中上级带兵官，白对之仍是宿怨未消，不肯轻易放过。在第二次粤桂战争、荔浦马岭之役、倾巢出湘等战役，都被白逐一地清除掉。除了第八师师长梁重熙（原五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六九旅旅长）在衡阳之役阵亡外，例如第五师师长黄权（原十五师四十四旅旅长）和团长蒙志因吕牵累被囚，其他如谢东山（原五十七师一七 旅旅长）、陈乃谟（原十五师四十三旅旅长）、封克鲁、王自成、田民丰、邓笃初、许辉生、黎福桢、刘应时（均系团长）等，都没有一个能够幸免于白的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