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玩儿法
秦朝之后是汉朝，汉朝在制度上承袭了秦朝的一些改革，但也有所增减。具体来说，汉朝在刺史制度和郡县制与封国制方面作出了改变。
首先是刺史制度。
在汉武帝时期，天下被划分为十三州，设立了刺史来监察郡守和王国。刺史是皇帝选拔的亲信，品级为六百石，而郡守和王国丞相的品级为两千石。这一制度巧妙地实现了小官监督大官、内朝官监督外朝官的结构，让官员们相互制约。虽然郡守和王国丞相的品级高于刺史，但刺史作为皇帝的代表，拥有皇上的权威和命令。他们彼此能够相互制衡，形成了一种相互牵制的局面。如果刺史的品级高于郡守和王国丞相，那就成为他们的上级，地方就无法对他们进行牵制。
这种手段在历代帝王中经常被使用，并做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然而到了东汉末年，朝廷却没有认真领会老祖宗的用心，给予刺史更多的行政权力和军权，刺史正式成为州的长官。地方行政区划由郡、县两级变为州、郡、县三级，刺史变为郡守的上级，从而为东汉末年军阀割据埋下了伏笔。由于各州数量增加到了十三个，使得地域范围变得过大，具备了挑战中央的实力。
其次是郡县制和封国制的并存。汉朝实行了郡县制和封国制的并行。封国分为王国和侯国两种。王国与割据无异，而侯国则受郡的监督。刘邦建立汉朝时，总结了秦朝亡的经验教训，决定搞分封。他认为秦朝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实行分封制度。正如淳于越所言：“没有辅助，如何相互救助？”因此他决定进行分封，以备一旦发生叛乱时有人支持他。
他的分封制度是将同姓王封为王国，包括皇帝的兄弟、子侄和叔伯等亲属，而婚姻关系的姐夫、舅舅、姨父等则不能被封为王国，因为他们是异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两个相同姓氏的国家，以免造成混乱。刘邦的亲属被封为诸多王国，比如刘肥被封为齐王，刘长被封为淮南王。王国的领土相当于一个郡，实际上与割据没有区别。王国可以自行招募军队，自行任命官吏，甚至可以铸造货币。当时的货币是铜钱，没有防伪标识，只要有铜矿就可以铸造。如果一个王国拥有矿山，那就可以铸造更多的钱币，结果可能比中央政府还富裕。
刘邦临死时让大臣们一起宣誓：“非刘氏而建立王国，天下共同讨伐他。”刘邦之意是，只有姓刘的才能有国家，不姓刘的敢封王建国，大家一起来打他！这样一来，异姓不得封为王国的传统自汉朝确立，基本上在中国古代很少有异姓被封为王国的例子，大多数都是追封的。比如岳飞被追封为鄂王，但死了60多年才被追封，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也没有了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只有个别朝代，像唐朝和宋朝，异姓有被封为郡王的情况，但没有封亲王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名义上的限制。功臣可以被封为侯，侯分为县侯、乡侯、亭侯三等。县侯享受一个县的土地和物质，但不能管治民和军队，只能收取赋税。乡侯比县侯地位低，像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亭侯则更低一级，比如关羽被封为汉寿亭侯，刘备早年被封为宜城亭侯。
一般来说，汉朝进行分封主要是在王和侯两个级别之间，但这仍然对中央集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为天子姓刘，我姓张，如果我想取代天子成为皇帝，那就是叛乱。天下人都不会同意，我会感到担忧。现在天子姓刘，我也姓刘，按辈分计算我还是他的叔叔，轮到我了，为什么你这个小子也能当皇帝？天下人也不会在意，刘家打仗跟我有什么关系，不管谁当皇帝，我还是要在家里干活，管它干嘛？因此，这些同姓王实际上对后来中央集权构成了更大的威胁。
刘邦在世时这个问题还不明显，但他去世之后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吴王刘濞按辈分来说是汉景帝的叔叔，他发动了吴楚七国之乱。当然，汉景帝很快平定了叛乱，尽管七国的军队规模看上去很大，但大多是拿着木棍的乌合之众，远不及朝廷的正规军队，很快就被消灭了。然而，仅仅依靠武力镇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把危机扼杀在摇篮里
在西汉时期，汉武帝发布了推恩令，引发了一系列的改革。主父偃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建议：多封一些诸侯，减弱他们的势力。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增加诸侯的数量来分散他们的力量。下面我来解释一下这一操作原理。
在古代中国的宗法制度中，继承王位的原则是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是指正妻所生的长子，他有资格被立为太子，将来继承皇帝的位子。那么如果太子是个傻子怎么办？情况也是一样。在立国的时候，重要的是立嫡长子，而不是立一位有才能的子嗣。除了皇后所生的长子可以被立为太子之外，其他的孩子和庶子则会被封为王。也许你在港台电视剧中看到过大太子、二太子、三太子等称号，其实这只是虚构的情节。
真实情况下，太子只能有一位，想必有多个太子的话他们之间肯定会互相争斗。太子是一个尊称，并不是说所有皇帝的儿子都可以被称为太子，否则大学里的教师岂不都是教授级别了？同样的道理，诸王的正妻所生的长子被称为世子，将来继承王位。其他的孩子则会被封为侯，一旦封为侯，他们就会成为普通百姓。你看刘备就是中山靖王的后代，也是大汉皇叔，但他却在街上卖草鞋，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他的直系祖先不是继承中山靖王位的嫡长子，而是被封为侯，一旦侯的封号终结，他的地位就仅仅是一个普通百姓而已，所以他只能去卖草鞋维持生活。
武帝推恩令
汉武帝采取的各项法令和政策，旨在削弱诸侯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首先，推恩令将王国分给诸侯弟弟，使王国权力分散，无法有效地对抗中央政府。作为侯国，诸侯王只享有基本的生活条件，但没有治民和统兵的权力。这样一来，王国的权力逐渐减小，对抗中央的能力也相应减弱。
此外，酎金律规定祭祀祖先所使用的黄金必须达到一定标准，否则会被夺爵。通过这项措施，汉武帝进一步削弱了诸侯王财富和地位，将其掌握在自己手中。此举使得爵位被撤销的诸侯王越来越多，剩下的诸侯也变得趋向服从中央政权。
附益之法限制了诸侯王的活动范围，不允许他们结交宾客和干涉政务，只能享受有限的衣食租税。诸侯王的权力进一步受到限制，无法参与朝政，使他们更加依赖中央政府的支持。私出界罪规定诸侯国王不能未经中央同意擅自离开封地，否则将被降为侯爵。这种限制使得诸侯王无法离开自己的领地，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
汉武帝颁布的非正与乱妻妾位律则进一步削弱了诸侯国的地位。只有正妻所生的长子才能成为世子，如果正妻无子，则诸侯国会被除名为郡县。这个法令结合了推恩令，一方面推崇正妻所生的诸侯子弟，一方面贬低了正妻无子的诸侯子弟。这导致所有王国被郡县包围，无法进行反抗。
通过这些法令和政策的实施，汉武帝成功地削弱了诸侯王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使他们变得无力对抗中央政府。这种操作原理可以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来概括。汉武帝巧妙地通过法令、限制和左右诸侯的行动，巩固了中央政权的稳定和统一。
人才“选秀”花样多
中国古代官吏的选拔制度在先秦时期是依据世卿世禄的原则，即官职和禄位世袭。但从秦朝开始，这种制度转变为按军功授爵的奖励制度。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官，只有立下战功或有卓越贡献才有资格封爵。就像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一样，只有通过建立战功才能获得爵位。在清朝，唯一一个没有立战功而被封为伯爵的文人是张廷玉，他是因为编纂《康熙字典》而受封，但不到十年就被撤销了爵位。因此，一般没有战功的文人可以成为大学士或军机大臣，但是没有爵位，因为爵位只有通过立下战功才能获得。秦朝时期由于频繁的战争，立功比较容易；而到了汉朝，国家相对安定了很多，立功的难度就增加了。此外，频繁立功也导致了军人统治的现象，这种情况是不可取的。
汉朝采用了一套称为察举制的优秀选拔制度。察举即选举，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推举人才担任官职。察举制度主要由征、辟和察举三种途径组成。征是皇帝听闻某人贤能，将其征到京城；辟是由丞相、郡守等上级职位听闻某人才能而辟为其僚属，不过这种情况相对较少。其中，察举是最主要的途径，即通过自下而上的推荐来选拔人才。
东汉时期选拔人才强调举荐孝廉。孝和廉并非才能，而是德行。一个人是否孝顺或廉洁可以通过身边人的评价来衡量，即大家都认为你孝顺或廉洁，那么你就是。这种制度非常好，因为领导干部都孝敬老人、不贪污、不牟取不义之财，如果这种风气推广开来，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变好。但问题是，如果我不担任官职当然容易保持廉洁，我哪儿贪污去？我孝顺吗？你可以来我家考察，我当然会表现得很孝顺。我已经四十多岁了，还跪在地上给我父亲洗脚，我算孝顺吗？掀开我父亲的裤腿看看，昨天晚上我踢的伤痕还在呢。父亲去世后，我在他坟前一直守孝三年，然而结果是我在这一年里生了一个孩子，这算守孝吗？因此，孝廉并不能准确衡量一个人。对于孝不孝、廉不廉，主要还是依靠于人才在地方上的声望，也就是乡举里选。
在这种选拔制度中，门第望族成为主要依据，而不是财富。商人虽然有钱，但他们唯利是图，能被选为官吏吗？只有出身于官宦人家才更容易被推举，因此后来的选拔更加看重官宦血统。正如欧洲人所说，需要三代时间培养一个贵族，贵族的气质需要培养，暴发户并不是真正的贵族。平民永远不具备孝顺和廉洁的条件，而出身于官宦家庭的人则更容易被推举为官员，从而形成了累世公卿的现象。
例如，曹操统一北方以前的袁绍就有四代人担任三公的官职。这并不是世袭的意思，也不是袁绍的祖父传给父亲，父亲传给他，而是一家人通过几代人的声望积累，都担任了类似三公这样高官的职位，他们的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可见他们的势力之大。这样，一个人占有幽、冀、青、并四州的势力，而天下共有十三州，他占了其中的四个州。尽管他势力雄厚，但实力并不强大，仅靠声望维持生计，否则他怎么会被曹操灭亡呢？
总的来说，这种选举制度明显违背了当初的初衷，无法选拔到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汉朝的户口簿
在两汉时期，国家实行了编户制度，将百姓编入户籍，并称为编户齐民。此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管理百姓，并便于征收赋税、徭役和兵役。中国历来对户籍管理非常严格，这使得中国不太适合进行恐怖袭击。相比之下，美国的身份管理相对较为宽松，身份证件也较为简单，这为恐怖分子提供了便利。中国的户籍制度主要起源于征税的需要，其中包括田租、人口税和更赋等基本税种。尽管汉朝的田租相对轻，只占农民产出的三十分之一，但人口税和更赋成为主要税收方式。当朝廷宣布减少某项税收时，说明该税种收入有限，不再是主要税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