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后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电子科技大学博士生导师 ）

《史记》张骞传、西南夷传、大宛列传等记载，西汉探险家、外交家张骞，受汉武帝指派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发现四川的邛杖和蜀布，引起武帝极大兴趣，再次指示张骞第二次西行，到了蜀地四川邛崃、宜宾等地。学界推测，张骞是喝酒的，否则无法应对匈奴复杂的局面，也难数次翻越帕米尔高原。张骞与西汉名人四川的司马相如、卓文君、落下闳、文翁等同朝为官，多有往来，晚年长住蜀地，死也不离开成都，后葬于天回镇老官山。如今，在四川邛崃已经酿出“邛杖酒”，以纪念张骞“凿空”伟绩，并融入“一带一路”和新丝绸之路建设。

司马迁在《史记·张骞出使西域》写到： 张骞，汉中人也，建元中为郎。 .....初，骞行时百余人，去十三岁，唯二人得还。  骞以校尉从大将军击匈奴，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乃封骞为博望侯。明年，骞为卫尉，与李将军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 .....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出使乌孙。 ..... 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 骞还，拜为大行，列于九卿。岁余，骞卒。

文献记载很清楚，张骞是汉中人。建元年间被任命为郎官，以郎官的身分应募，出使月氏。朝廷封张骞为博望侯。第二年，张骞担任卫尉，因晚于约定的日期到达，判处斩头，他用爵位赎免死罪，成为普通平民。 .....后来皇帝授予他中郎将的官职，出使乌孙国。..... 张骞回到朝廷后，被封为大行令，爵位排列在九卿之中。一年多后，张骞去世。 这里很明确，张骞去世时为“大行令”（官名，在西汉初称典客,掌归降的各少数民族，景帝中六年改称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称大鸿胪,又改其属官行人为大行令），不是“博望侯”，他曾经被“判处斩头，用爵位赎免死罪，成为普通平民，”因此在墓葬不能再用“博望侯”。此外，《史记》只写他是汉中人，没说具体地点。死在在哪里，葬在哪里，都没有说。还有，从文献可知，张骞出使西域，后来又入伍打仗，说明他懂马术和医术，身体很好，否则难以远行。同时，张骞在大夏见到邛杖与蜀布，说明他对四川纺织熟悉。《史记•卫青列传》中记载：“将军张骞，以使通大夏，还，为校尉。从大将军有功，封博望侯。……其后，使通乌孙，为大行而猝，冢在汉中。”这里说“大行”（双关语即大行令、修行）去世，“大行，犹远行”。《 佛学大词典 》解释“大行”为行业广大之意，指菩萨之修行。菩萨为求佛果菩提，乃发大誓愿，历经三只百劫，修波罗蜜等诸善万行，积大功德，故称大行。反之，声闻、缘觉等二乘之行，则称为小行。说明张骞晚年在修行中去世，属于归隐。“冢”在汉中，但不知是衣冠冢还是真身墓？

张骞是在哪里去世？死后葬于何处？在1938年7月前，这是西汉史学一个重大悬案。当时史学界普遍认为，陕西城固张骞墓是衣冠冢。1938年7月后，西北联大历史系对城固张骞墓发掘，出土了汉砖、汉五铢钱、疑似“博望封泥”等文物，于是确定是真实的张骞墓，次年黎锦熙书写了《汉书.张骞传》并立“增修汉博望侯张公骞墓碑记”，这样就铁板钉钉了。

其实，这是比较草率的决定，因为证据太少、漏洞又太多。但限于当时考古手段和经济条件，我们不能苛刻要求前人。1938年，是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由于战况非常激烈，国立西北联大为了教学安全把校址迁移到陕西城固。学校的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听说张骞墓就近在咫尺，于是就组织师生进行了考古发掘。这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对张骞墓进行的科学发掘。但是这次发掘仅对墓道和墓前的石兽进行了清理，并没有进入墓室（在此之前，张骞墓已经经历了多次盗扰）。在清理甬道的时候，出土了马骨、汉砖、五铢钱等文物。而最大的收获就是发现刻有“博望造□（或铭）”的墓穴“封泥”，这也是张骞墓所在的最有力的证明，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然而对这件文物的定性争议还是很大的，有“玺印说”、“封泥说”、“范印或者范母说”等等，至今仍没有定论。因为发掘的年代比较久远，当时也没有正式的发掘报告，只是后来从当时的文档中整理出下面的描述：“是物为一灰色陶片， 大约二十四公厘见方，厚约四公厘。正面有陽文疑为“博望■造（或铭）”四字。案：“铭”字徐铉新附。出土后，洗刷过力，致稍损蝕。字体在篆隶之间（篆多隶少），背面为平面，惟显有一不规则圆形之小凹凸面， 似原有附着物（如鼻钮之类）面脱落者”。显然，当时也没有完全确认。而国家博物馆在各大展览中均采用了“封泥”的说法。现在国家博物馆（或者故宫博物院）还可以看到一件只有指甲盖大小却非常醒目的展品，它就是出土于张骞墓中刻有“博望造□（或铭）”的“封泥”。至此，大家清楚了张骞墓的来历。具体过程，可以参阅卜琳、白海峰等学者2013年发表在《考古与文物》第2期的论文《张骞墓考古记述》。从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何士骥1942年11月发表的《修理张骞墓工作报告》来看，他也没有对“张骞墓”的墓主进行认定。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刘瑞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学界无法给出城固“张骞墓”的墓主是张骞本人这一结论，都是“疑似”。据南阳市文化广播和旅游局局长白振国说，城固县当地知情人告诉他，城固“张骞墓”不是张骞真身墓，只是衣冠冢。

封泥（正）

封泥（侧）

国家博物馆藏图“博望”封泥

后来的文献反而越来越明确，张骞病逝于长安，归葬于故乡城固。中国史学的特点就是，后人比前人记载更清楚，有时连细节都写出来了。这正好印证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的“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史学观：“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譬如，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王是禹，到孔子时始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时三皇出来了，汉以后才有所谓"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

张骞真身墓在城固，证据不充分。理由在于，一是考古出土文物都是东汉的，而不是西汉的；二是考古的墓是清代重建的，不是汉代的；三是“封泥”根本没有清晰文字，是后来猜测附加的；四是当地的地名本身就叫“博望”，不是张骞墓的原因；五是没有任何关于张骞的直接证据，比如他的遗骨、使用的器物或者有关文字记录；六是张骞去世时不是博望侯，不能再用此封号（后来也没有恢复博望侯官位），只能用大行。《辞海》解释，博望，古县名，西汉置，取其"广博瞻望"之意，属南阳盆地中的平原地区，东南即是江淮平原，恰在宛(南阳古称)东边沿，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商贸繁荣。可见，博望表示地名，不是官名，先有博望，再有张骞。博望先后为侯国、为县、为店、为驿、为镇。如果说那个“封泥”文物是真的，那么也只能算“玺印”，不是张骞的私人印章，相当于公章，当年当地最高官员都可以使用。张骞生于陕西城固，封侯于河南方城，没有问题。河南南阳市有个“博望镇”，历经1800多年风风雨雨，仍留下“张骞桥”、白马寺、张骞祠、张骞封黾碑等名胜古迹；张骞封侯于博望后，在此居住数年，并娶妻生子，其家族已繁衍73代，同宗有852户，计4268人。如今，张氏后裔家中堂上有对联云：“博留受封留芳远，固巩迁居世泽长——张公百忍”。字里行间记述了张骞封侯于博望，其后人不忘祖训、传承家风、辛勤耕耘的历史佐证。陕西城固张骞墓应该是衣冠冢，不是真身安葬地。据说最近河南南阳市发现了“张骞头盖骨”，用碳-14测定头骨，年限不对。经过考证头骨是许舜的，不是张骞的，许舜由汉宣帝刘询(西汉第十位皇帝，前91年―前49年)册封为博望侯。因此，张骞真墓还是没有找到。到底在哪里？

我们要从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及其以后来思考。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民间传说在那里埋葬了一位古代大官员，因此叫“老官山”。这里的汉墓发掘是一次轰动考古界与医学界的重大发现，证明张骞真墓可能在天回镇老官山。

老官山汉墓发掘现场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组成考古队，对位于成都金牛区天回镇西汉时期墓地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墓葬位于土门社区卫生站东侧，当地俗称“老官山”。已发掘墓葬4座，M1、M2、M3为一组，M4为一组。墓葬为竖穴土坑木椁墓，4座墓葬椁室内器物多遭扰乱，但墓葬底箱随葬器物保存较好，位置基本未变。从墓葬形制和出土重要遗物分析，应是一处有较高身份地位的西汉木椁墓墓地。出土遗物共计620余件（不含简牍），其中漆器240余件，陶器130余件，木器140余件，铜器（含钱币、汉五铢钱）100件，另有少量铁器、竹编器、草(棕)编器等。其墓葬年代推测在汉景帝（157-141BC）、汉武帝（141-88BC）时期 。

1号墓M1有墓主年代和身份信息。墓中发现了汉武帝时期的五铢钱，50多片木牍上记载了汉武帝时期的法律文书（税收制度等），还有一部分木牍记载的是求子巫术。M1墓为双棺夫妻合葬墓，出土物品有耳杯、盘等。M1墓中出土的漆器上有“景”铭文。这里“景”应该是指“景帝”的谥号,说明是景帝所赐的遗物。汉景帝刘启（前188～前141），在位16年，继承和发展了其父汉文帝的事业，与父亲一起开创了“文景之治”；又为儿子刘彻的“汉武盛世”奠定了基础，完成了从文帝到武帝的过渡。古代帝王、诸侯、高官大臣等人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行为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善恶，称为谥或谥号。谥号是死者生前事迹和品德的概括。“景”是美谥：“由义而济（获得成功）曰景”，“耆（通“嗜”）意大虑（喜欢深思熟虑，善于充分谋划）曰景”，“布义行刚（传播仁义，品德坚强）曰景”，反映景帝政治及其性格特征。说明1号墓主非同一般。

在 2号墓M2的“夹层”里发现了4部蜀锦织机模型，以及15个彩绘木俑。织机上残存丝线和染料，以及木俑身前的铭文。通过对墓主颅骨的鉴定，这是一位45-50岁的女性，推测陪葬织机是她生前擅长或管理对象。4部织机中，一部织机略大，高约50厘米、长约70厘米、宽约20厘米；另外3部织机则略小。汉时成都蜀锦织造业十分发达，朝廷在成都设有专管织锦的官员，因此成都有了“锦官城”称谓。这些木俑或立或坐，手臂的姿势也各不相同，根据木俑形态来推断，整个状态如同再现了一幕纺织工劳作的图景，其中还有一名监工正在监督工作。如果按木俑与现代人的身高比例还原织机到原来的大小，应达到3米多高，4米多长，所有部件组合起来，或有一间十数平方米房间大小。

M2出土纺织机模型与彩绘木俑

M2出土的人俑

这4台织机模型，是我国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单位、完整的西汉时期织机模型，填补了我国丝绸纺织技术的考古空白。中国丝绸博物馆历时三年，用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提花织机，成功复制出复杂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完美印证了之前新疆著名学者武敏认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是成都锦的论断。这被视为填补世界和中国丝绸织造研究史的重要发现，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考古人员在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群2号墓中还发现了3只竹笥，其中居然装有鸡、牛、猪等动物骨骼。“2号墓墓主人可能是个好吃嘴儿”，也可能是厨师或者医生。

M2出土现场

3号墓M3发现了近千支竹简，经过解读其中大部分为医书。出土医简920支，分两处存放，编号M3－121共736支（含残简），根据竹简长度、摆放位置、叠压次序和简文内容，可分为9部医书，部分医书内容极有可能是失传了的中医扁鹊学派经典书籍，是研究中医发展史的重大发现。内容涵盖诊断、病例、病症和经脉针灸等，相当丰富。除此以外，编号M3－137共有竹简184支（含残简），内容为《医马书》即兽医专著，也属于首现。同时，M3还出土了完整的人体经穴髹漆人像，高约14厘米，五官、肢体刻画准确，白色或红色描绘的经脉线条和穴点清晰可见，不同部位还阴刻“心”“肺”“肾”“盆”小字，应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医学模型。

老官山汉墓M3出土的经脉人俑

老官山汉墓中4座墓葬的6位墓主遗骸保存均较好，其中尤以M1保存人骨最佳。四川大学考古系原海兵同志认为，M1墓葬的墓主男子身高近1.7米，超过现代四川人近4厘米，生前或爱好骑射，是个名副其实的“高富帅”。根据四川省体育局编著的《2010年四川省国民体质监测报告》，45-49岁年龄组男性平均身高为166.0厘米，40-44年龄组女性平均身高为155.7厘米。分别比M1墓中男子和女子矮了3.91和4.52厘米。根据人骨鉴定方法可知M1包含两例个体，男女各一例，男性死亡年龄大致在45-50岁，女性大致在40-45岁。M1男性墓主身高约169.91厘米，女性墓主身高约160.22厘米，与同时同地人群相比，身材均较为高大健硕。尤其是男性墓主表现尤为突出，其身体整体发育状况不仅远超西南地区的古代人群，同时也超过西南地区现代人群的平均水平，甚至超过我国北方地区很多地点的古代人群。原海兵同志推测，M1墓主男女两性身材均相对高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与北方人群相关的信息，“或许暗示其可能有北方人群基因的传承”。通过观察发现M1墓中男性墓主全身骨骼发育均较为强壮，尤其是上肢左侧肘关节和右侧肩关节周围肌嵴发育最为显著。这些肌嵴可能与两侧上肢长期用力内翻，上肢肌肉群不断内收与拉伸活动有关，结合历史材料可能与墓主日常的张弓射箭活动相关。墓主的两侧股骨颈处（两侧髋关节）可见所谓的“骑马人小平面”发育，这预示着墓主可能有长期的骑乘行为。此外，墓主下肢膝关节、踝关节周围均有发育的肌嵴，尤其是骨骼两端表现明显。综合分析，原海兵同志认为，M1男性墓主生前可能有长期的骑马、张弓射箭等行为，可能曾有一段戎马生涯或者在生活中是一个尚武、爱好骑射的游猎者。

老官山汉墓的抢救性发掘从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持续了大约1年多，有很多“首次”以及填补空白之类的“成果”，最终获选2013年中国考古十大发现。特别有颠覆性的成果可能是发现了“张骞”真墓。M1男性墓主也许是张骞。

张骞(前164年―前114年)，中国汉代杰出的外交家、旅行家、探险家，富有开拓和冒险精神，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东方的哥伦布” 。他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物种到中原，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张骞受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年7月14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招聘出使西域。汉武帝是西汉第七位皇帝，是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诗人。公元前141年3月21日登基（16岁），在位54年（公元前141年3月21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创造了大汉辉煌。

张骞与四川关系密切，在成都有很多关于他的民间传说。成都有一条君平街，是为纪念西汉思想家严遵（严君平）而命名的街道。严君平是著名道家学者，懂阴阳，西汉初期以卜筮耆龟给人看相为业，后来隐居并有很多著作。严君平是蜀郡临邛万石（dàn）坝严河湾人，本名庄遵，在算命之前，曾是石室书院的老师。因为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与主流的儒家思想“做对”，严君平在学校“混”不下去了。当不了老师，严君平还是想方设法地宣扬他的忠孝信义和老子道德经。严君平就住在这条街上，他每日在市井俚巷摆摊，专门为人打卦看相、测字算命。每天来找他算命的人络绎不绝，但与别的算命先生不同：严君平不管客人多寡，每天收够一百金（铜板）能维持当日生计，就收起摊子，回家闭门读书了。传说西汉张骞凿空西域，行到一条大河边，看见一个牛郎在河边牵牛饮水。他渡过对岸，又看到一个妇人在河边织布。他上前打听这地方叫什么名字，那妇人并不回答，把支起织布机的一块石头取下来，递与他说：“你回去问问蜀中严君平便知晓了。”张骞带着这块石头回到成都，找到那位在成都卖卜的严君平。严君平一看那块石头，大吃一惊，说：“你是不是某年某月某日，在一条大河边，看见一个牛郎和织女？啊呀！那里便是银河嘛，你看见的一个是牛郎星，一个是织女星。看！我这里有记录，那天我观天象，正好看到一个客星犯织女。”张骞便将那块从银河带回来的支矶石送与严君平。于是，支矶石便留在成都，那条街便叫支矶石街。成都确实有一条“支矶石街”，同时又有一条“君平街”，至于张骞是不是真的去了天上已无从考证。但这个流传了数百年的民间传说，正好把张骞与纺织女、牛郎（马夫）、巫术、算命、医学等联系起来，与天回镇老官山西汉墓出土文物特征十分吻合。

张骞是否真的来到了成都？又是否见过道家学者严君平？2017年12月20日，著名考古学家王仁湘围绕着这一系列谜团进行了梳理。据他考证，张骞遇见织女的传说，不足为信。但据史书记载，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前119年-前115年）的确曾通西南夷，因之行蜀到达成都。王仁湘在明代官员、学者曹学佺所著《蜀中广记》中的《严遵传》里发现，文中引述了南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一个传说：张骞出使西域访大夏穷河源，回程时，他的船上载回了一块大石头。随后，他运到成都，访问了知天晓地的道家学者严君平。严君平告诉张骞，这是天上织女的支机石。《荆楚岁时记》记载，张骞带回了支机石流传，后来，成都留下一条“支矶石街”。就在距离支矶石街1.6公里的地方，就有一条“君平街”，相传，正是当年严君平住地所在，街名沿用至今。据王仁湘考证，严君平，史有其人，西汉时期的成都人，相传是扬雄之师。王仁湘认为，张骞到过蜀郡成都，倒是确有其事。据《汉书·张骞传》记述，汉武帝在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后，开始“复事西南夷”。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情况后，天子欣欣以骞言为然，乃令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那为何要到成都呢？《史记·大宛列传》里则充分讲述了，“张骞说道，在大夏见到蜀地所产邛杖蜀布，那是大夏人由数千里外的天竺购得。他推测天竺离蜀地不远，所以贸易蜀地特产比较便利。”由此推测，由蜀往南经身毒（中国对印度的最早译名）至大夏有商路相通，这才引起汉武帝极大兴趣。为了通西域的西南行，张骞的足迹曾留在天府之国，曾驻足成都，寻邛杖、访织女。

《史记·大宛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筰，南方闭嶲、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然闻其西可千馀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于是汉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国。初，汉欲通西南夷，费多，道不通，罢之。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

这段话的关键在，“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及张骞言可以通大夏，乃复事西南夷”。“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就是命令张骞去四川犍为郡(今四川宜宾)亲自主持其事，在犍为郡派遣出使各国的使者，这就是《史记·大宛列传》里记载的“乃复事西南夷”。这是因为汉武帝基于沟通同大宛、康居、月氏、印度和安息的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彻底孤立匈奴的目的，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犍(qian)为,郡名,西汉建元六年(前135)置,治所先后在鄨县(今贵州遵义西)、广南(今四川筠连)、僰道(今四川宜宾西南)、武阳(今四川彭山东)。辖境约当今四川简阳、新津以南,大足、合江、贵州绥阳以西,岷江下游、大渡河下游、金沙江下游以东,云南会泽、贵州水城、金沙江以北地区。“乃复事西南夷”，就是说又从事通西南夷的活动了。西南夷,即西夷和南夷,汉时是对分布在今甘肃南部,四川西部、南部,贵州西部、北部,云南和西藏昌都地区各少数民族的泛称。显然，张骞到过四川，并且晚年长期在西南地区工作。

张骞(前164年―前114年)与西汉名人司马相如、卓文君、落下闳、文翁同朝为官，其年龄小于四川朋友，作为小兄弟的张骞对这些学者官员的故事和成就非常清楚。民间传说张骞曾到过成都许多地方，在成都拜访文翁(前187-前110)大人和司马相如故里，到临邛（今邛崃）看邛竹杖、拜文君井，喝了美酒，也到南充阆中看望落下闳故里。文翁 ，名党，字仲翁，公学始祖，庐江舒人（今安徽省舒城县人），西汉循吏，汉景帝末年为蜀郡守，兴教育、举贤能、修水利，政绩卓著。张骞在大夏见到了邛竹杖，想看看生产地临邛。还有卓文君是临邛人，也要拜访她的出生地，看看“文君当垆，相如涤器”发生的地方，这些都在情理之中。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年—前118年），汉族，蜀郡成都人，西汉辞赋家。清代《四川通志》也记载：“汉司马相如成都人，侨居蓬州。”少年时代喜欢读书练剑，二十多岁时用钱换了个官职，做了汉景帝的武骑常侍，但这些并非其所好，因而有不遇知音之叹。汉武帝十分欣赏他的代表作《子虚赋》而得到重用，后人称之为赋圣和"辞宗"，有明显的道家思想与神仙色彩。他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广为流传。卓文君（前175—前121），原名文后，西汉临邛人，原籍邯郸冶铁家卓氏，汉代才女，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蜀中四大才女之一。卓文君为四川临卭巨商卓王孙之女，姿色娇美，精通音律，善弹琴，有文名。她有不少佳作，如《白头吟》，诗中“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堪称经典佳句。落下闳（前156年－前87年）复姓落下，名闳，字长公，巴郡阆中（今四川省阆中市）人，西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太初历的主要创立者，浑天说创始人之一。

我们根据前面的分析进行推测。张骞晚年在四川主持西南夷工作，主要住在天回镇老官山，时间有4年多（甚至更长）。因为积劳过度（即“大行”），于公元前114年在成都病死，享年50岁，与夫人同葬，下葬时间与老官山汉墓测定时间吻合（141-88BC ）。随身携带的医学书（M3墓）是在汉景帝（157-141BC）时期由齐地（山东）学者抄录，有些重要家具也是景帝时期的产物。由于长期骑马射箭，对医治马病有研究，随身携带《医马术》（M3墓）书籍。同时，喜爱蜀布蜀锦，对纺织机很有兴趣，随从人员（M2墓）保管4台模型。汉代初期采用道家思想治国，汉武帝又转用儒家思想。张骞对道家、儒家思想都不排斥，与道家严君平(公元前86年—公元10年)的老师（不知姓名）,与儒家蜀郡守文翁，往来甚密。这些逸闻趣事，在西汉的成都几乎都是家喻户晓，因此有了“支矶石”与“君平街”的民间神话传说。历史上对于张骞夫人没有记载，但她是北方人应该可以肯定，随军而来四川，与M1女性墓主身高约160.22厘米符合。张骞的经历和身材与“老官山汉墓M1男性墓主身高约169.91厘米”，“M1男性墓主生前可能有长期的骑马、张弓射箭等行为，可能曾有一段戎马生涯或者在生活中是一个尚武、爱好骑射的游猎者”等特征，应该十分符合。可以大胆猜测，天回镇老官山一号M1汉墓是张骞及夫人的真墓。如果这个猜测被证实，那么就破解了一个重大历史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