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军拒绝我方最后通牒后，在合围的对内正面和对外正面上，发起了猛烈冲击。
2月11日，战斗尤为激烈。我军特别顽强地进行战斗，敌坦克师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后突入利相卡，但缺乏继续前进的力量，因而转入了防御。
2月11日夜间，敌被围集团集中在一个狭窄的地段上，企图突经斯捷布列夫与坦克师会合，但未能得逞，敌人的前进被阻止。
德军被围集团和解围集团之间的距离缩短到12公里，但敌人显然没有力量会合。
德军装甲兵在全新的四号E型坦克顶上合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44年2月11日夜间，我向最高统帅部送了如下报告：
克拉夫琴科处的情况：
敌人以160辆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部队从里济诺、切麦里斯科耶、塔拉索夫卡正面向利相卡总方向上进攻，突破了步兵第47军的第1道防线，楔入我防御达10公里。
前进的敌人，被我第2道防线的步兵第340师和机械化第5军的部队以及预备队85自行火炮各团阻止在格尼洛伊季基奇河上。
由于和步兵第47军军长失去了联系，集团军左翼扎宾卡、里济诺、杜布罗夫卡方向上的情况，正在核实中。
克拉夫琴科拥有的兵力和兵器本来完全足以击退敌人的冲击，然而，当敌人突破我第1道防线时，克拉夫琴科失去了对集团军部队的指挥。
我已命令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是瓦杜丁的代号）赶快将第27集团军指挥机构在朱尔任齐展开，并使克拉夫琴科在作战方面隶属于特罗菲缅科。
波格丹诺夫集团军于2月12日拂晓前将主力集中在利相卡、达舒科夫卡、切斯诺夫卡地域。步兵第202师在希任齐、朱尔任齐一线展开，卡图科夫的旅经补充满员后亦调到该处。
我已命令斯捷平（斯捷平是科涅夫的代号）于拂晓前由罗特米斯特罗夫集团军调2个旅到利相卡地域，并在利相卡、穆尔津齐地段沿格尼洛伊季基奇河占领防御，首先构筑对坦克防御。
斯捷平处的情况：
罗特米斯特罗夫集团军今天击退了敌人60辆坦克由叶尔基向兹韦尼戈罗德卡方向的冲击。
侦察查明，敌人约40辆坦克由卡普斯京向叶尔基运动。可能是敌人将列别金方向上的坦克调往兹韦尼戈罗德卡方向。
斯捷平于2月12日拂晓前，将坦克第18军调往米哈伊洛夫卡（兹韦尼戈罗德卡以东），坦克第29军调往克尼亚日耶、洛佐瓦特卡地域。
斯米尔诺夫集团军在米罗波利耶、科沙克、格卢什基地域战斗。
为便于指挥，从2月12日12时起，特罗菲缅科的步兵第180师转隶乌克兰第2方面军。
我已命令斯捷平于1944年2月12日，以科罗捷耶夫和斯米尔诺夫两个集团军的主力，由东面向斯捷布列夫、向准备突围与进攻的坦克集团会合的被围敌军的主要集团的后方实施突击。
两个方面军的全部夜航飞机都在斯捷布列夫地域活动。
朱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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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晨，我得了流行性感冒，发起高烧，被安置到床上，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不知道睡了多久，忽然觉得我的副官米纽克使劲把我推醒。我问道：
“出什么事了？”
他说:
“斯大林同志来了电话。”
我跳下床来，拿起听筒，最高统帅说：
“我得到报告说，在瓦杜丁那里，敌人于夜间由尚捷罗夫卡地域突入希尔基和新布达。你知道吗？”
我说:
“不知道。”
他说:
“请你核实一下并报告给我。”
我立即给瓦杜丁打了电话，了解到敌人企图利用暴风雪突围，已顺利前进了两、三公里，占领了希尔基，但继续前进受阻。
我和他商定应采取的补充措施后，给最高统帅打电话，向他报告了我从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那里了解到的情况。
斯大林说：
“科涅夫建议由他指挥担任消灭敌科尔松—舍甫琴柯夫斯基集群任务的对内正面上的部队，在对外正面上的部队则集中由瓦杜丁指挥。”
我回答说：
“彻底歼灭敌被围集群，只是三、四天的事。变更对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第27集团军的指挥，可能会延长战役进程。”
斯大林说:
“让瓦杜丁亲自负责第13和60集团军在罗夫诺、卢茨克、杜布诺地域的战役。你负责不让对外正面上的敌突击集群突破利相卡地域。好了。”
过了两个小时，我接到了下述内容的指令：
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
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员
尤里耶夫同志（尤里耶夫是朱可夫的代号）
鉴于消灭敌科尔松集团必须统一所有执行该任务的部队的力量，执行该项任务的大部分部队属于乌克兰第2方面军，最高统帅部命令：
1．将与敌科尔松集团作战的所有部队交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员指挥，其任务是在最短期间内歼灭德军种尔松集团。
为此，第27集团军，包括其编成内的步兵第180、337、202师、第54和第159筑垒地域及现有的全部加强部队，应从1944年2月12日24时起，在作战方面隶属于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员。
对第27集团军的所有补给，仍由乌克兰第1方面军负责，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员应通过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部与第27集团军司令部建立直接通信联络。
2．尤里耶夫同志不再负责监督消灭敌科尔松集团的工作，而应担负协调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部队行动的责任，任务是不让敌人由利相卡和兹韦尼戈罗德卡方向突围与其科尔松集团会合。
报告执行情况。
最高统帅部
斯大林
安东诺夫
1944年2月12日
第220022号
瓦杜丁是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一接到指令，他就立刻给我打来电话，以为是我倡议作出这个变动的，所以委屈地说：
“元帅同志，别人不了解，而你是知道的，我接连有好几个昼夜没有合眼，竭尽全力来实施科尔松-舍甫琴柯夫斯基战役。
为什么现时要免我的职，不让把这个战役进行到底？我也是热爱自己方面军荣誉的，而且，希望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战士们鸣放礼炮。”
我说:
“瓦杜丁同志，这是最高统帅的命令，我和你都是战士，让我们无保留地执行命令吧。”
瓦杜丁回答说：
“是，一定执行命令。”
2月12日以后，敌人虽然企图由尚捷罗夫卡地域突入利相卡，但未能得逞。14日，乌克兰第2方面军第52集团军部队占领了科尔松-舍甫琴柯夫斯基。
合围圈继续紧缩，德军士兵、军官和将军们开始懂得，答应给他们的援救不会来了，只能依靠自己。
据俘虏供称，部队中充满了绝望情绪，尤其知道一些将军（师长和参谋官）乘飞机逃跑后，更加强烈了。
苏军胡贝口袋示意图 图片来自网络
2月16日夜间，下起了暴风雪，能见度降到10-20公尺，德寇重新闪现了溜到利相卡与胡贝集群会合的希望。但是，他们突围的企图被特罗菲缅科的第27集团军和乌克兰第2方面军近卫第4集团军所粉碎。
茨韦特科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41师的教导营的学员，战斗特别英勇，2月17日整整一个上午，进行了歼灭德军突围纵队的激烈战斗，突围的德军基本上被歼和被俘，只有一部分坦克和装载将军、军官和党卫军的装甲车得以突围。
像我们所预计的那样，2月17日，被围德军集团彻底被歼灭，据乌克兰第2方面军统计，俘虏敌18,000人，缴获了全部武器装备。
2月18日，我们祖国的首都为乌克兰第2方面军务部队鸣放了礼炮。对乌克兰第1方面军务部队却一字未提。我想，这是最高统帅不可原谅的过错。
大家都知道，合围并歼灭敌军集团的胜利，既取决于对内正面上的行动，也取决于对外正面上的行动。由瓦杜丁指挥的对外正面和由科涅夫指挥的对内正面，战斗得都很出色。
由于各个乌克兰方面军部队的胜利行动，到1944年2月底，为把德军全部赶出右岸乌克兰地区创造了有利的局面。
乌克兰第1方面军以其右翼夺取了卢茨克、舒姆斯科耶、舍佩托夫卡地域，前进到敌普罗斯库罗夫-文尼察集团的翼侧。
乌克兰第2方面军占领了经乌曼向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克方向实施突击的出发地域。
乌克兰第3方面军进入克里沃罗格、希罗科耶、科奇卡罗夫卡一线，并做好了在蒂拉斯波尔，敖德萨方向上突击的准备。
2月18-20日，在最高统帅部，我向最高统帅汇报了对尔后各次战役计划的想法，他命令我仍然去协调乌克兰第1和第2方面军的行动，并不失时机地使这两个方面军发起进攻。
2月21日，我到了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部，首先给瓦杜丁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介绍了在最高统帅部受领的新指示。
明确了情况及最高统帅部所批准的任务后，各方面军即开始加速准备新的进攻战役及其物质技术保障。
由于乌克兰正在春季泥泞时节，所以准备工作有极大的困难。特别困难的是，直接向部队运送弹药、燃料和给养。
德军统帅部认为，苏军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进攻，因而有足够的时间变更兵力部署和巩固防御。我们也正是决定利用敌人这种没有根据的推算，向敌人实施一系列毁灭性突击。
简单地说，我们重新决定利用当时苏军战役战略指挥中已可靠地掌握了的战役突然性。
根据最高统帅部计划，乌克兰第1方面军准备由杜布诺、舍佩托夫卡、柳巴尔地域向切尔诺夫策总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以粉碎敌普罗斯库罗夫、文尼察、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克集团。进抵喀尔巴阡山山麓后，预计将切断敌人的战略防线，使其不能沿捷径实施机动。
在这次战役取得有利的结局是，德军整个南方集团将被迫只能利用经过“福克夏尼门”、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交通线，而这是极其遥远的机动路线。
乌克兰第2方面军应在别利齐、雅西总方向上进攻，预计以部分兵力协同乌克兰第1方面军左翼进攻霍京，乌克兰第3方面军准备向敖德萨、蒂拉斯波尔实施突击，以解放滨海地区，前进到德涅斯特河并夺取登陆场。
2月28日昼间，我在方面军司令部，去找瓦杜丁，和他再次讨论当前战役的问题，经过两小时共同工作后，他对我说：
“我想到第60和13集团军去，检查一下那里与航空兵协同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以及在战役发起前能否完成物质技术保障的准备。”
我建议派副司令员去，他本人应审查各集团军司令员的决心，再次检查一下与航空兵的协同及方面军后方的组织配置情况。但瓦杜丁坚持要自己去，理由是很久没有去过第60和13集团军。
最后，我同意了，打算亲自和方面军司令部、后勤部及各兵种司令员一道工作。
但出了不幸事故。2月29日，野战机场给我打电话来报告说，方面军司令员瓦杜丁负了重伤运到那里，如同各种文件上所记载，瓦杜丁的负伤经过是这样的:
2月29日16时30分，瓦杜丁大将及方面军军事委员克赖纽科夫少将，在8名警卫人员陪同下离开第13集团军司令部（在罗夫诺地域），沿罗夫诺、戈夏、斯拉武塔道路前往第60集团军（在斯拉武塔城地域）。
19时40分，瓦杜丁及其随行人员来到米利亚蒂恩村北后，看到了一群人，大约250-300人，同时听到在这群人中响起了零落的枪声。
根据瓦杜丁的命令，汽车停了下来，以查明情况。突然，从农舍的窗户里向汽车打了一阵步枪。这是一群匪徒。
瓦杜丁及其警卫人员跳下汽车，这时，他的腿部负伤。一辆汽车迅速掉过头来，3名战士把瓦杜丁抬到车上，连同所带的文件，开往罗夫诺方向，克赖纽科夫也和他们同车离开。
瓦杜丁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瓦杜丁负伤的部位在膝盖以上。由于只有在戈夏村才能给他进行包扎，他流了很多血。随后，被送到罗夫诺野战医院，又由该处转到基辅。
我给方面军卫生勤务主任作了必要的指示后，自行担任方面军指挥，并立即打电话给斯大林报告了瓦杜丁负伤和后送情况。
最高统帅批准我的决定，要我在实施当前重要而复杂的战役寸担任方面军指挥。
这时，最好的医生，其中包括有名的外科医生布尔坚科，都派到了基辅，但他们没有能挽救瓦杜丁，4月15日，他牺牲了。
4月17日，瓦杜丁被安葬在基辅，莫斯科鸣放了20响礼炮，哀悼祖国的忠实儿子和有才能的统帅。
战役发起前，我们曾不得不在短时间内由方面军左翼把大批兵力调到方面军右翼附近，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由别尔季切夫地域调到舒姆斯科耶地域（约200公里），坦克第4集团军则须运动350公里。
同时，大量的炮兵、工兵部队及后方机关，也必须在春季泥泞无路的情况下，通过大致相同的距离。
尽管有各种困难，变更部署的计划仍然按期完成。最重要的是，敌方侦察没有发现我变更部署的行动。
因为，这些行动基本上是在夜暗掩护下进行的，昼间则是在不适于飞行的天气下进行的。
3月1日，根据最高统帅部指令，我被任命为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
从这天起，我对方面军部队在这次战役中的成败承担起全部责任来，对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指挥，由最高统帅部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