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是历经六七十年代一辈人的记忆。

有人称其“青春无悔”，有人觉得“十年虚度”。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知青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有了。

初心也简单：让知识分子去改变农村落后生产状况。

随着毛主席1955年的一句“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一些青年们靠着一手或治人或医畜的手艺在泥巴路里打起赤脚，一些青年则抱着书本，和老农们一同插秧种苗，运用理论与实践治理虫害。

60年代早期，全国各地的知青年年按计划上山下乡，每年约有26万青年去往农村。

而知青真正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是在1968年。

他号召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之前在北京4个月内接连见了8次知识青年。

毛主席见了8次青年

60年代，毛主席对国内形势做了分析，他认为在出现了资产阶级出现反复苗头。

其中文艺界、新闻界、学术界、出版界、学术界更是灾区，这成了后续的“五小界”。

要依靠谁成了主席考虑的问题。

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青年学生：有文化，有干劲，敢于质疑权威。

主席认为知识青年们正是打先锋的苗子。

他说道：“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

在他的号召下，无数青年涌入北京。

1966年8月8日，北京一场超百万人的群众庆祝大会召开，参与人群主要便是青年学生。

大会召开前，主席本无意出席。

但听闻参会者多少知识青年后，便临时起意去往会场。

在天安门，他身着绿色军装，与数百位青年代表握手示意。

随着他走过天安门金水桥前挥手致意，无数青年欢呼雀跃，诸多手心因鼓掌而发红，许多热泪流淌在年轻脸庞上。

首次与全国知识青年见面，毛主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一旁的同志感慨，这次运动确实是把人民群众调动起来了。

一个月内，毛主席又接连参与了2次会见知识青年活动，北京各个单位都将知识青年们视作主席的客人进行热情招待。

一时间无数知识青年接连涌入北京。

1966年10月1日，在这一天，主席将国庆庆祝大会与接见知青合并进行，第四次会见年轻人人数达到了150万之多。

短时间内接连接见让主席出现了困乏，当他在17天后第五次接见时，他不再如过往那般高兴了。

他的警卫回忆时说道：“这次接见时，明显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他虽微笑着，但表情却很严肃。”

10月底，北京挤满了知识青年。所有知青都想见毛主席，甚至放言见不到人，他们就不离开。

第六次接见是不愉快的，主席这次会见了超200万知青，可脸上的不情愿是显而易见的。

当时间来到11月中旬，毛主席没意料到的情况发生了。

北京的知青不但没有因为会见而减少，反而越来越多。

在第七次会见后，主席再也忍不住了。

一结束见面，他便向周总理抱怨：“我已经几次接见他们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人要接见？”

周总理对此也无可奈何：“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

“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他们回去？”主席还是疑惑。

周总理没直接回答，只是讲道：“这些人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麻烦，毛主席他发下通知，将在11月25日、26日两日最后两次进行接见，要求所有在北京的知青参与，此后便不再接见了。

同时中央的一个通知也下发到北京各单位：以后串联不再免费。

辛苦送走数百万知青后，毛主席对此事进行了反思。

他不再将他们视作先锋，而是觉着这些青年学生想转变为可依靠的力量，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

随后他明确提出要知识青年去往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三条新措施发往全国。

一是工宣队进驻学校，由工人为学生们上课。

二是军宣队也进入学生，由他们来负责主持学校工作。

三是让军队代表、工人代表和老干部代表担任负责人，青年学生代表能参会，但位置要往后靠。

会见结束一年后，知青们的情绪仍未平复，可毕业季却已经到来。

400万无业知青

毛主席在1968年号召知青上山下乡除了认为知青们需要再改造外，也有现实因素的考量。

1968年暑期，全国各地城市出现一个问题。

整整3届高中毕业生因热潮而无法分配工作，有超过400万知青滞留城中无事可做。

若再加上三届初中毕业生则数据更为恐怖。

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小学毕业生不能正常升入中学、中学毕业生不能进大学。

同时因为计划经济的缘故，他们也无法流入市场进行消化。

积压的数百万知青无法升学，又无法就业，各地城市已经无法容纳数量如此庞大的知青群体。

如何妥善安排这些人成为了当时急需解决的难题。

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早在50年代便有的上山下乡活动进入了主席的眼中。

上山下山此时已经进行了十余年，各方表现都极为优异。

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开荒3868万亩任务里，去往农村的青年自愿垦荒队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1965年成为中央日常工作范围的上山下乡，每年都有计划、有组织地为农村输送了26万人，安置都极为妥当。

鉴于之前的成绩，毛主席决定将上山下乡的规模再搞大些。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主席鼓励，要干部和群众都自觉将自己的孩子送去乡下，接受农民同志的再教育，各农村同志也应该为过来的知青表示欢迎。

四个“面向”也成为了解决积压知青们的标准：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

决定无数知青命运的大规模上山下乡就此开始。

这次大规模地上山下乡有两个阶段。

在早期，最初积压的三届知青被安排去往农村与边疆。

到了1974年，国家则用“厂社挂钩”来解决知青安置问题。

在这次持续10年的全国性活动中，共有近2000万知青奔赴各地。

在初时，诸多带着理想的知青在上山下乡活动中发出光芒。

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一大批优秀青年涌现，为农村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据秦皇岛市委记录记载，那时虽然缺乏物质保障，可人们都热情高涨。

无数人在街头敲锣打鼓的拜访知青，无数汇报座谈会、下乡知青回城报告会、表彰会接连不断。

每次知青下乡满城都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不但市里的领导要出席鼓励，还有数万群众自发夹道欢迎。

可热情填不饱肚子，很快一些问题也出现了。

结束后的痕迹

在1969年，260万知青下乡，是过往年份的十倍。

在知青的活力与知识同来的也有很多麻烦。

吃食住行可谓都是问题。

因为知青过往没有农村生活经验，别说肠胃不适应，连房里的蚊虫也能让他们吃些大亏，在田里乡间也常闹些笑话。

为了帮助知青度过难关，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方面为他们拨付了一定的安置费，同时也让组织干部要积极帮助知青们安定。

大多数知青在农村都接受了热情接待，干部们在生产、生活上传帮带，知青们也在适应后开始反哺农村。

可当知青们适应农村，本以为就要在此扎根后，新问题又出现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工厂招工开始恢复。

这时候人们才发现城市里居然出现了缺人的问题。

曾经挤满城市的知青们现在全在乡里接受再教育。

一时间，城市招工与乡里建设起了冲突。

1976年2月12日，曾是工人的副总理吴桂贤接到了两个陕西知青的来信。

在信里，两位知青明确表示反对城市下乡招工，说知青若是被招工回城市，会影响下乡知青队伍的稳定性。

吴桂贤随后回信，认为城市招工就是拆农村再改造的台，表示支持来信者的观点。

毛主席得知后下个批示：“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

这是个极为模糊的批示。

一方面主席并未否定吴桂贤的回信，可却又没表示支持。

知青到底该扎根，还是拔根一时成了所有人的疑问。

后续相关的专题研究也随着主席当年的离世而不了了之。

1978年3月，邓公扛起了主席生前未竟的担子。

他谈话时明确指出，现在城镇发展需要劳动力，若继续让知青呆在农村改造不是长期办法。

“城市人下去实际上形成同农民抢饭吃的局面。我们的第一步应做到城市青年不下乡，然后再解决从农村吸收人的问题。”

1978年12月10日，在持续41天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结束后，两份文件从中央飞往各地。

《会议纪要》与《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的批发标志着知青上山下乡时代即将结束。

文件下发当月，城市便停止了动员再下乡活动。

3个月后，回迁政策开始放宽，手续一切从简，光秦皇岛一地当时便有6573名知识青年办理回城。

而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地方政府也开始将下乡青年抽调回城进行安置。

在文件发出的次年，全国上山下乡人数再度回到了最初的20余万人规模。

一年后，上山下乡已在10个省市停止。

1981年，中央的重心便只在处理96万遗留知青了。

到年底，1700万下乡的知青们全部妥善安置，持续26年的上山下乡运动彻底成为历史。

这段贯穿近2000万人从十多岁到二十多岁记忆的历史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

撰写知青研究专家金光耀在采访时谈到了一个话题：当前火热的催婚与知青时代是有关系的。

学者孙沛东在做“白发相亲”研究时提出了一个有趣观点：“知青父母对于子女婚事的集体性焦虑，和他们自身曾经被耽误的婚姻有关。”

在那时，已婚知青仅占所有知青群体中的比例最高时也仅有15.3%，远低于当时48.20%的结婚率。

金光耀解释，上山下乡运动对知青的影响是显著的。

插队带来了城乡经济差距大、异地文化不相同等等问题，让知青在婚恋上阻碍重重。

作为对照的便是绍兴知青。

因为当时浙江发达，城乡差距小，同时绍兴知青多是本省插队，容易进入熟人社会，有各类熟人牵姻缘，所以绍兴知青结婚率超过了30%，几乎是平均水平的一倍。

金光耀说，他认为知青父母催婚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

许多知青没有度过正常的人生轨迹，回想时会有许多焦虑。

“孙沛东老师称之为集体性焦虑，这种焦虑常常会投射到下一代身上，就是我这一代丧失了很多机会，我希望我的小孩不要和我一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历史下的青年们走过的一条特殊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有为理想付出青春的痛快，也有虚度十年的自我怀疑。

无论如何，当历史成为过去，知青便不再是单纯的词汇，其背后连接着无数人的共同回忆，并继续在此时产生影响。

信息来源：

人民网《毛泽东决定下放知青始末》

澎湃新闻《【秦皇岛红色记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澎湃新闻《金光耀：毛泽东为何动员知青下乡？地方志里有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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