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中，官员（“官”）与吏员（“吏”）的二元结构构成了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明代（1368—1644年）作为中央集权制度的鼎盛时期，其行政体系不仅依赖于科举出身的文官集团，更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吏胥与皂隶群体。

这些未入流的基层办事人员，虽无正式品级，却实际承担赋税征收、文书处理、司法执行等核心职能，成为国家机器运转不可或缺的“齿轮”。本文将探讨明代吏胥与皂隶的构成、职能、生存状态及其对行政体系的影响，揭示这一群体在明代政治生态中的复杂角色。

1. 吏胥：文书与行政的执行者

明代吏胥主要包括书吏、典吏、攒典等，分属中央六部、地方三司及府州县衙门。其来源可分为三类：

佥充：从民间选拔识字者充任，需通过“写算”考试；

罚充：因犯罪被贬为吏，如洪武年间规定“贪赃官吏发充书办”；

顶替：吏职世袭或师徒传承，形成“吏户”群体。

中央机构中，六部每司设吏数十人，如户部十三清吏司共有书吏约300人；地方上，一县通常有吏员50—80人，分为户房、刑房、礼房等“六房”，分管具体事务。

2. 皂隶：武力与秩序的维护者

皂隶泛指衙役，包括：

皂班：负责仪仗、缉捕，着黑衣；

快班：分马快、步快，专司传令与追逃；

壮班：维护治安，押解囚犯；

狱卒：管理监狱，看守囚犯。

皂隶多从民间征发，实行“轮班制”，如江南地区按“粮户”摊派，每十户出一丁服役。其地位极低，甚至被视为“贱民”，《大明律》规定皂隶及其子孙不得参加科举。

1. 赋税征收：暗箱操作与“陋规”经济

吏胥在赋税征收中掌握实际权力。以黄册（户籍）与鱼鳞册（地籍）的编制为例，书吏通过篡改数据、隐瞒田产，为豪强逃税提供便利，从中收取“册费”。万历年间，苏州府书吏沈某勾结乡绅，虚报荒田2000亩，导致国家年损税银千两。

皂隶则直接参与催科，常以暴力手段逼迫农户。正德《松江府志》记载，催税皂隶“持铁链、携木棍，遇欠户则锁拿鞭笞，至有鬻妻卖子以偿者”。

2. 司法实践：讼师、胥吏与“架阁库”

州县诉讼中，吏胥掌控案卷管理、文书起草等环节。刑房书吏可通过增减供词、隐匿证据影响判决，形成“官司胜负，半在吏手”的局面。嘉靖年间，江西按察使李乐揭露某县吏私改案卷，使杀人重犯脱罪，真凶逍遥法外。

皂隶则在缉捕、刑讯中肆意妄为。成化时，北京东厂皂隶以“缉盗”为名，勒索商户，“一人被攀，全家破败”，时人讽为“贼开花”。

3. 文书流转：信息垄断与权力寻租

中央政令的下达与地方奏报的呈递，均需经吏胥之手。通政使司的书吏常拖延或篡改奏疏，以此要挟官员。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户部郎中赵南星上疏揭露：“章奏至通政司，吏索‘润笔银’方肯传递，一疏之费不下十两。”

1. 微薄俸禄与“陋规”依赖

·明代吏胥俸禄极低，中央书吏月俸仅1石米，地方吏员甚至无固定薪俸。为维持生计，他们普遍依赖“陋规”（非正式收入）：

“纸笔费”：办理文书时收取手续费；

“挂号钱”：案件登记时索贿；

“饭食银”：以公务接待为名摊派。

崇祯年间，浙江绍兴府吏员年均陋规收入达200两，远超知县正俸（45两）。

2. 身份歧视与社会排斥

吏胥与皂隶被排除在士大夫阶层之外，遭受严重歧视。明初规定“吏员服色用皂绢，不得衣绸缎”；皂隶则需在面部刺字，子孙三代不得科举。这种制度性羞辱加剧了吏胥群体的道德堕落，顾炎武叹曰：“以犬马之贱，责之以廉耻，岂可得乎？”

3. 暴力压迫与集体反抗

皂隶在服役中常遭官员虐待。弘治年间，御史王相巡视河南，因皂隶倒茶稍慢，竟“杖毙三人”。被压迫者亦以暴力反抗：正德九年（1514年），南京吏部书吏张某率众殴杀克扣俸米的官员，引发全城吏员罢岗。

1. 行政效率的腐蚀

吏胥通过拖延、篡改文书操控政务。嘉靖时，兵部吏员故意迟滞辽东请饷奏疏，导致前线士兵哗变；万历末年，四川税银因书吏“押字不齐”，积压户部三年未发。黄宗羲痛斥：“天下大弊，莫过于吏胥窟穴其中。”

2. 基层治理的失控

州县官依赖吏胥施政，形成“官无封建，吏有封建”的局面。天启年间，广东新会知县感叹：“莅任三年，不知户房书吏姓字，钱粮词讼，一委诸吏。”吏胥实际把持地方权力，架空官员，导致政令扭曲。

3. 社会矛盾的激化

吏胥横征暴敛成为民变导火索。崇祯三年（1630年），陕西白水县皂隶催税殴杀农民王二，引发明末农民战争；江南“奴变”中，皂隶私刑虐仆的积怨亦助推暴动。

1. 朱元璋的严刑整顿

明初，朱元璋对吏胥贪腐施以酷刑，洪武十八年（1385年）户部侍郎郭桓案中，处死书吏数百人，并颁《大诰》警示天下。然其死后，吏治迅速败坏，严刑未能根治制度缺陷。

2. 张居正的“考成法”局限

万历初年，张居正推行考成法，要求官员严查吏胥舞弊。然而，考核压力反使官员更依赖吏胥完成税赋指标，形成“官借吏力，吏假官威”的共谋结构。

3. 明末士人的反思

顾炎武主张“用士人充吏”，提高吏员地位；黄宗羲建议“废吏用役”，以雇役替代世袭吏户。这些思想虽未实施，却为清代“吏役合一”改革提供了借鉴。

明代吏胥与皂隶群体既是行政体系运转的实际操作者，也是其腐败溃烂的病灶所在。他们利用信息垄断与程序权力，在制度夹缝中构建灰色生存网络，最终掏空了国家治理的根基。

这一历史教训表明，基层行政的良性运作不能仅依赖道德约束或严刑威慑，更需通过制度设计保障执行者的合法权益，打破“非正式权力”的寄生循环。明代吏胥之弊，对当代基层治理中的“微权力”监督与公职人员激励，仍具深刻的警示意义。

参考文献

1. 原始文献

《明实录》（太祖至熹宗朝）

《大明会典·吏部·吏员》

《大诰·吏属害民》

顾炎武：《日知录·吏胥》

2. 研究著作

王天有：《明代国家机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赵世瑜：《吏与中国传统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

柏桦：《明代州县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3. 学术论文

吴艳红：《明代吏胥的生存状态与社会角色》，《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

张金奎：《明代皂隶制度考论》，《史学月刊》2005年第7期。

陈宝良：《明代吏员集团与地方行政》，《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