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毛主席撤离延安，周恩来突然问道：殿后的汪东兴怎么样了？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队23万人马向延安发起猛烈进攻。当时，延安城内的解放军仅有2万余人，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压境，形势异常危急。在这生死攸关之际，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就在撤离的最后时刻，周恩来突然询问殿后的汪东兴情况，这看似简单的一问，却暗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为什么周恩来会在此时特别关心汪东兴？延安撤离时又发生了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而毛主席、周恩来等领导人又是如何在这场生死较量中运筹帷幄的？让我们走进那段峥嵘岁月，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画卷。

一、延安危急时刻

1947年3月初，延安的天气仍带着寒意。这一天，中共中央收到了一份紧急军事情报：胡宗南部队已在西安集结完毕，23万大军准备分三路向延安进发。

胡宗南此次进攻的部署极为周密。他的主力部队从三个方向包抄延安：第一路军从蒲城出发，沿洛川、延川一线北上；第二路军从富县出发，直取延安；第三路军从绥德出发，意图切断延安北撤通道。与此同时，马步芳部和马鸿逵部也接到蒋介石的调令，分别从西路和北路向延安施压。

3月12日拂晓，胡宗南军队开始了全面进攻。他们装备了美式武器，有先进的重炮和快速机动的军用卡车。延安城内的解放军仅有2万余人，其中作战部队不足1.5万人，与敌军的力量对比达到了惊人的1:10。

更为严峻的是，延安城内还有大量的党政机关、学校、医院和群众性文化团体。中央印刷厂、中央档案馆、鲁迅艺术学院等重要机构都集中在延安。如何在敌军快速逼近的情况下，既要确保这些机构安全转移，又要组织有效抵抗，成为了一个重大考验。

3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上，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和战场态势，做出了＂转移陕北，以运动战对付敌人＂的重大决策。刘少奇在会上指出：＂我们要把延安让给敌人，但不能让敌人轻易得手。＂

随即，解放军在南泥湾、清凉山等地设置了多道防线。西北野战军某部队接到命令，在延川至延安的必经之路上布置了多个伏击点。这些部队虽然装备简陋，但都是久经沙场的精锐，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大部队转移争取宝贵时间。

与此同时，延安城内迅速开展了疏散工作。为了确保文件资料安全转移，机关干部们放弃休息，连夜将重要档案装箱。在转移物资时，他们特别注意保护延安时期积累的大量珍贵文献和设备。仅中央印刷厂的铅字就有数万枚，这些都是革命事业的重要资产。

3月16日，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已推进到距延安仅40公里的地方。延安的天空开始出现敌机侦察，战事已经迫在眉睫。在这紧要关头，中央军委下达了全面转移的命令，延安保卫战就此拉开序幕。

二、紧急撤离准备

中央军委下达全面转移命令后，延安城内立即展开了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撤离行动。专门成立的疏散指挥部将撤离工作分为三个层次：重要机关、文献档案、群众转移。

首先是重要机关的转移工作。杨家岭的中央机关、枣园的毛主席住所、清凉山的印刷厂等重点区域都制定了详细的转移方案。为了确保转移不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给敌人，机关工作人员采取了＂化整为零＂的方式。他们将办公桌、文件柜等大型物件拆解，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走的就地掩埋或销毁。

档案转移是最为繁重的任务之一。中央档案馆内存放着大量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其中包括遵义会议的原始记录、长征路线图、根据地建设资料等。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将这些文件分类打包，用油纸严密包裹，再装入专门定制的防水木箱。为了防止文件在转移途中受潮，他们还在箱子里加入了干燥剂。

党报社的印刷设备是另一个棘手问题。数以万计的铅字、油墨和印刷机器都是革命事业的重要工具。工人们将铅字一个个分类装箱，将油墨装入特制的密封桶，将印刷机拆解成最小的部件。他们用稻草将这些设备仔细包裹，确保运输途中不会损坏。

鲁迅艺术学院的文艺工作者们也在紧张地收拾。他们不仅要转移乐器、戏服、道具，还要将创作的剧本、曲谱等文艺作品安全带走。一些体积较大的乐器如钢琴，不得不忍痛销毁，以免落入敌手。

群众转移工作同样紧锣密鼓。延安城内的老百姓大多居住在窑洞里，他们将粮食、衣物打包，准备跟随部队转移。为了不让敌人获得任何补给，群众还将无法带走的粮食就地深埋。一些年迈的老人主动提出留下来，他们说要给转移的同志打掩护。

坚壁清野是这次转移的重要战术。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延安城内实施了彻底的清理工作。窑洞内的桌椅板凳全部搬空，地上的痕迹都被清扫干净。工作人员还特意在一些窑洞的墙上留下了讽刺敌人的漫画，这是给胡宗南准备的＂特殊礼物＂。

医院的转移尤其复杂。伤病员和医疗设备都需要特殊照顾。医护人员将轻伤员编入转移队伍，重伤员则安排专门的担架队护送。一些体积较大的医疗设备，如X光机，被小心地拆解包装。药品和医疗用品则按照轻重缓急分批转移。

整个撤离过程中，各个部门都严格执行＂三不留＂原则：不留人、不留物、不留情报。每个窑洞撤离前都要经过三次检查，确保不会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遗漏给敌人。

三、生死时速的转移路线

1947年3月18日凌晨，延安城内的转移队伍开始了艰难的长征。为了避免被敌军发现，整个转移分成多个梯队，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沿着不同的路线向北转移。

地下交通线成为这次转移的生命线。早在撤离前，中共中央就秘密开辟了多条地下交通线路。这些路线避开了主要公路，多沿着人迹罕至的山路和羊肠小道。每条路线上都设有联络站，由当地群众担任向导和联络员。

第一批转移的是中央机关的重要文件和设备。这些物资被分装在数百个挑子里，由精选的担架队护送。担架队员都是对延安地形极为熟悉的当地农民，他们走的都是平日运送物资的秘密小道。为了确保安全，这些小道都经过了特殊处理，用树枝和杂草掩盖足迹。

第二批是中央首长和重要机关人员。他们分成若干个小组，每组不超过十人，由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带队。这些小组往往在夜间行动，白天则隐蔽在预先设置的安全点。安全点多设在偏僻的农家院落或山洞里，由当地党组织安排可靠的群众看守。

为了防止敌人的空中侦察，转移队伍采取了严格的伪装措施。机关干部们换上了农民的服装，将公文包改装成粮食袋。女同志们则打扮成当地农妇，把重要文件藏在筐篮底下。一些年轻的同志还装扮成赶集的商贩，将武器和电台设备藏在货物中间。

在转移途中，当地群众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位姓王的老农主动请缨当向导，带领一支转移队伍穿越了蛇豹出没的山林。当队伍粮食短缺时，沿途的农民们纷纷送来口粮。有的村庄甚至把全村的粮食都贡献出来支援转移。

反跟踪战术是确保转移安全的关键。每支队伍都配备了经验丰富的侦察员，负责观察是否有敌人跟踪。他们采用了＂明线暗转＂的方法，即表面上走一条路，实际上却从另一条路转移。有时还故意留下误导性的痕迹，引敌人走入歧途。

在吴旗县境内，一支转移队伍遭遇了敌军的追击。当地游击队立即展开行动，在敌军必经之路上设置路障，制造假目标。他们还利用熟悉的地形优势，带领转移队伍穿过一条地下暗河，成功甩掉了追兵。

在延川县的一个村庄，敌军的侦察机频繁出现。村民们机智地在村口点起了几堆柴火，浓烟遮住了转移队伍的行踪。妇女们则假装在田间劳动，实际上是在为转移队伍放哨。当敌机飞临时，她们就用特殊的暗号通知队伍隐蔽。

即便在最危险的时刻，转移队伍依然保持着严格的纪律。通过道路时，大家自觉保持队形，不留脚印；休息时，也要将痕迹清理干净。每个休息点都派人警戒，建立了严密的联络信号系统。

四、保卫队伍殊死战斗

在延安大撤离的过程中，一支特殊的队伍始终坚守在最危险的位置——这就是以汪东兴为首的警卫部队。他们的任务是掩护中央机关安全转移，确保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延安。

1947年3月19日，当延安城内的大部分人员已经转移后，警卫部队开始了他们最艰难的战斗。他们在延安城周边的制高点设立了多个阻击阵地。在清凉山，一个排的战士利用地形优势，架设了三挺重机枪；在宝塔山，另一支小分队布置了多个伪装阵地，目的是迷惑敌人，制造我军主力仍在延安的假象。

3月20日拂晓，胡宗南军队的先头部队开始向延安城推进。警卫部队立即展开了狙击战。在南泥湾一带，一支由30人组成的小分队与敌军展开遭遇战。他们采取了＂三三制＂战术，即三人为一组，轮番向敌人射击，造成我军兵力众多的假象。这场战斗持续了整整4个小时，成功延缓了敌军的推进速度。

在延河沿岸，警卫部队还实施了一次经典的诱敌战术。他们在河岸边留下明显的行军痕迹，却在上游的隐蔽处设立伏击圈。当敌军追踪这些痕迹前进时，警卫部队突然发起猛烈攻击。这次战斗不仅消灭了敌军一个排，还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最危险的战斗发生在延安城北15公里处的一个山口。这里是转移路线的咽喉要道，必须确保不被敌人占领。警卫部队派出一个加强连在此据守，他们利用天然洞穴构筑工事，储备了充足的弹药和给养。当敌军的一个营试图强攻这个隘口时，遭到了顽强抵抗。战士们采取了＂麻雀战术＂，即分散隐蔽，各自为战，打得敌军疲于应付。

在延安城东南方向，警卫部队还布置了一个特殊的＂声东击西＂战术。他们在数个山头上安排了少量人员，配备了铜锣和喇叭，不时发出各种军事命令和号角声，造成我军在此集结的假象。这个计策成功吸引了敌军主力的注意力，为其他方向的转移争取了宝贵时间。

汪东兴和他的警卫部队始终处于最危险的位置。他们必须随时应对敌军的突然袭击，同时还要确保中央首长和机关人员的转移路线安全。为此，他们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预警系统。在各个重要路口都派驻了观察哨，一旦发现敌情，立即通过预先约定的烟火信号或枪声暗号传递信息。

在最后撤离时刻，警卫部队采取了＂梯次撤退＂的战术。他们将部队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打援，第二梯队负责断后，第三梯队负责掩护。三个梯队之间保持着严密的配合，确保每一个战斗单位都能安全撤出战斗区域。

这些战斗不仅为中央机关的安全转移赢得了时间，还成功造成了我军主力仍在延安的假象，使敌人在进攻时不得不谨慎行事。警卫部队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完成了这项艰巨的任务。

五、胡宗南部队抵达延安

1947年3月21日傍晚，胡宗南部队终于抵达了延安城。当国民党军队意气风发地进入这座革命圣地时，迎接他们的只有空荡荡的窑洞和寂静的山谷。整个延安城，处处显示着共产党有计划、有组织的撤离痕迹。

胡宗南的先头部队首先进入了杨家岭。这里曾是中共中央的驻地，此时已经空无一人。窑洞里的桌椅板凳都被搬空，只在墙上留下了一些讽刺性的标语和漫画。国民党士兵在一间窑洞的墙上发现了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只狐狸追赶飞鸟的场景，飞鸟早已飞向远方，留下狐狸徒劳地仰望天空。

在枣园，胡宗南亲自率队检查了毛泽东的旧居。这里的陈设简单朴素，但也已被搬空。院子里的果树依然挺立，但园中的菜地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敌军在房间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些煤渣，显示着共产党临走时彻底清理了这里。

清凉山的印刷厂是国民党军队重点搜查的目标。他们希望能在这里找到共产党的重要文件和印刷设备。然而，印刷厂的大型机器都被拆解带走，数以万计的铅字也不见踪影。地上只散落着一些废纸和油墨渍，以及被故意留下的几份《解放日报》样本。

在延安医院旧址，国民党军队发现了一些来不及带走的破旧医疗器械。病房里的床铺都被搬空，药房里只剩下一些空瓶子。在手术室里，他们找到了几副被丢弃的破旧担架，这些担架上的污渍显示它们曾经被充分使用过。

鲁迅艺术学院的旧址也成为搜查重点。这里曾是革命文艺的重要基地，但现在只剩下一些破损的道具和不能带走的大型乐器零件。在一间排练厅里，地上散落着几页手写的剧本残页，内容是赞美革命的段落。

国民党军队在延安城内展开了地毯式搜索。他们挖开了一些可疑的土堆，希望能找到共产党掩埋的物资。但最终只找到一些刻意留下的废弃物。在一些窑洞的夹墙里，他们发现了一些伪装的储藏室，但这些储藏室都已经被清空。

当搜索延伸到城郊时，国民党军队发现了一些村民留下的粮仓。这些粮仓都经过巧妙的伪装，但里面的粮食都已被转移或销毁。在一些偏僻的山沟里，他们找到了一些被掩埋的灶台和临时住所的痕迹，显示着共产党曾经在这里做过周密的转移准备。

在延安城周边的制高点上，国民党军队发现了大量的伪装阵地和假目标。这些阵地都经过精心布置，有的甚至还摆放着用木头制作的假炮。这些伪装措施成功地干扰了他们的判断，使他们无法准确掌握共产党的转移方向。

城内的群众大多已经撤离，只剩下一些年迈的老人。这些老人对国民党军队的询问始终保持沉默，或者给出一些模糊的答复。他们的态度表明，延安人民始终与共产党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