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青梅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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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光寺座落在山西省杏花岭区，西缉虎营15号，建于西汉初，拥有18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太原市和山西省和华北最早的寺庙，被誉为“普光寺”。在2009年度，该遗址被列入太原市的市级文化遗产。

寺庙建筑规模为4850平米，座北朝南，三进庭院，其壁画内容丰富，以佛像，佛教故事，经变画为主要表现形式。

它继承了敦煌巨幅《经变图》的艺术风貌，其规模宏大，色彩艳丽，汲取中外文化精华，折射出千余年来佛教文化和历史演进，再现了中国艺术史上辉煌的一页；

并将其融入传统的国画手法，使其逐步发展为市民享有文物保护成果，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并将其建成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和历史文物意义的文化客厅。

在法国的一个山洞里，人们看到了最早期的一幅壁画，所以这幅画又叫“洞穴画”。中国古代壁画最早起源于内蒙古阴山，距今已有300多公里，其绘画题材多为宗教和巫毒色彩，内容丰富多彩，栩栩如生。

云南和其他一些边远的地方，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大量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的表现人物的生活情景的绘画作品。汉代的壁画主要是宫廷壁画和墓室壁画。

娄睿墓于一九七九年在山西太原发掘，共71张，占地200余平米，引起了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其内容包括：

东齐王生平、出行归来图、警卫仪仗图、天文星座图、十二星图等，构图完整，色彩鲜艳，勾描精细，形神兼备，为北朝晚期壁画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在绘画技法、细节刻画、设色赋彩等方面，隋唐时代的壁画都已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内容也更为广泛。

涌现了许多极乐世界的佛教经变画、文殊图、佛教遗迹图、供养图等，规模浩大，颜色艳丽，一幅宏伟的壁画逐渐向人们揭示，使人们得以领略中华文化和中西文化融合的宝贵财富。

宋金两代的寺院建筑中，虽然仍有大量的壁画，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完整的了。在元朝，壁画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其中以山水、竹石、花鸟为主的绘画主题，也有一些是由文人和士大夫所创造，反映了当时的文人绘画繁荣。

山西永乐宫墙是一幅元代的优秀壁画，它继承了唐宋时期的画法，又吸取了元朝的特色，300尊人物，都是不同的。

明代的壁画经历了一段从鼎盛到衰落、走向规范、世俗化的时期，现存的文物仍然很多，其中最具典型的是北京法海寺《帝释梵天图》。清朝参与绘画的画家数量和技艺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墙上的壁画重新得到关注，壁画的主题不再只是宗教历史与神话传说，而是大量的人文景观、科技创新等新主题，“墙上的绘画”逐渐走向“涂鸦化”与“装饰化”。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一时代的社会发展和文化的发展，到了唐代以后，中国的壁画美术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完善的阶段，相比于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朝等朝代，它最大的特点就是经变画的风格。

《经变画》作为一种佛教美术，其内容繁杂，规模庞大，颜色艳丽，在《隋唐》佛教壁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也是最成功的一个主题。

它将我国古代人物画、山水画、建筑等各个领域的艺术成果融合在一起，将我国绘画的空间表达技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文殊殿所绘制的壁画风格与唐代敦煌大型经变画类似。佛像背面画的是佛陀尊圣陀罗尼的变化，南面墙壁上画的是文殊菩萨和两个巨大的侍从。

它是以一种干壁的方式，又称“胶彩壁画”，它是以丙烯为原料，在干燥的墙壁上，描绘出具有唐朝特色的鲜艳的彩色壁画，表现出一种华丽而又高雅的艺术风貌。

北壁上画的是文殊菩萨赴会（（图一）。文殊菩萨骑在一头青色狮子身上，双目炯炯有神，张开血盆大口，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

菩提头发盘成一个发髻，戴着一顶宝帽，里面穿着僧袍，手里拿着一根权杖，满脸的慈悲和笑容，将他的勇猛和威严都衬托得淋漓尽致。

而敦煌莫高窟中所描绘的文殊菩萨则大多性情温和，心地善良，表现出相同人物的不同，正体现出其当代和超前的一面。

《文殊来朝》中，恶与爱、丑与笑的融合，是一种外在表现与内在表现方式的完美融合。

一名手持婴孩的夜叉站在文殊的身后，头生独角，青面獠牙，面带微笑，怀中还抱着一个孩子，虽然身份不高，但在他的身旁，有着极为重要而又神秘的作用。

在构造和形象的塑造、线条和色彩的使用、构图和空间的构建中，都体现了作者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敏锐的观察力；

并将其运用到了一种夸张的表达方式和精湛的绘画技巧中，将其与整体融合，使其栩栩如生，而经典的深层含义也随之显现出来。

文渊阁上的三身伎乐是指演奏笙、横笛、拍板的伎乐天，每个人的表情都不一样，像是沉醉在美妙的音乐里。

吹横笛者，专心致志聆听板点；奏笙者，跷脚点拍，神情忘我；拍板者，观舞击板，稳叩节奏，眉眼鼻嘴皆笑形于色而悦于心。

整幅画没有太多的歌舞，也没有太多的乐器，场景也没有其它的恢弘大气，但是画师们用丝线勾勒出了各种不同的角色，每一笔每一划之间，都能听到鱼儿在游动的声音，这是敦煌壁画中最出色的一幅。

文殊背后的守护者，怒目而视，正和身边的神将谈笑风生，一副憨厚老实的模样，不按常理出牌，而他身边的神将，胡须飞扬，可以说是“毛根出肉、力健有余”。

这是吴道子的“吴带当风”的特点，用线条的张力，流动的感觉凸显了线条的灵性，在焦墨的淡色中感觉到了一种韵味。

另外，作者还非常注意对人物的眼睛进行描绘，或是温柔温柔，或是怒目圆睁，再加上身体的动态和面部表情，使其栩栩如生，以形入神。文殊菩萨眼画为鱼形，微微相闭，眼角上挑，脸上带着微笑，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

她的眼睛也是鱼眼，双目正中，睁得大大的，带着几分灵动，笑容里透着几分女子的温柔和明媚。乐团中的鼓手，眼睛弯成了月牙状，眉毛在中间，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女们优美的身段，笑容中透着几分赏心悦目，发自肺腑。

那丑陋的诃里底斯也是一对月牙形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没有眼珠的，他的笑容很奇怪，也很坦诚。

这种细致的脸部情绪和运动特点，通常并不以颜色作为主体，而以线条的强弱变化为主，再加上对应的颜色渲染，将我们精湛的线描艺术展示得淋漓尽致。

壁画上的艺术家们，用淡黑色的线条勾勒出了人物的脸部和五官，在脸上涂上了一层白漆，同时还用绿色的画笔勾勒出了表情各异的温柔眼眸，勾勒出了一个不施粉黛、温柔美丽的角色。

他用淡粉色的线条勾勒出了整个人的轮廓，用红色的线条勾勒出了他的胡须，以绿色点画怒目圆睁。

这些用青面獠牙、丑陋怪异的面部表情来描述妖怪的面部，对吐蕃时代绘画中的各种角色进行了极高的总结和创新，并对中唐以来同类角色的描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后来的戏剧角色脸谱化和戏剧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同时，作者还借鉴了西域天竺的画法，也就是所谓的“凹凸法”，利用不透明的矿物色素，将颜色层层叠加，形成一种美观的效果。

再通过两次或更多的线描来实现，再用清水笔将填充的色块进行晕染，以此来表达物体的体积，让图像更加真实，颜色更加丰富。

西方的晕染手法和中原的“略施微染”手法结合在一起，使颜色丰满、内敛，产生了独特的时空感觉。

《文殊去会》是吐蕃时代一种清新淡雅、典雅浓郁的风气，它创作出一批婉约柔和、文雅书俊、丑而不恶、淑质英才的人物，它以淡墨、浓墨、土红等不同的颜色线条来描绘不同种类和性格的人物；

善于运用青绿淡彩，营造出一种清新典雅的新风貌，这与中原同期以程修为首的文人画家追求清淡而不夸张的绘画手法有着很大的异曲同工之妙。

对不同的人物形象和事物特点，作者采取了不同的技法，如菩萨、天女、伎乐等阴柔或中性的人物，进行了涂脂抹粉。

她脸上涂了一层白，眼睛和面颊上涂了一层淡淡的粉色，眉毛涂了一层碧绿，嘴唇上涂了一层红朱微点，然后用一根柔软的丝线画出了轮廓，形成了一副清秀可人的模样。

对天王武将等威猛形象，大多以土红勾线，绘以赤眉、绿瞳、红须、朱髯以显勇武之态。

对于服饰、步伐、装饰飘带、绸带等各种质地的物体，艺术家们用各种疏密程度和强度进行了青绿的涂抹，用柔美、飘逸、富有变化的兰花叶子描出了衣纹的皱褶，将轻薄的丝绸质地和抑扬飘荡的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它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阔的人文内涵，对其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以及社会的发展状况。

面对众多历史悠久的寺观壁画，普光寺壁画无疑是其中的“新生儿”，壁画工匠者“略施微染”“笔才一二，象已应焉”。

展现了其深厚的功力与娴熟的技艺，虽不乏模式化的倾向，但从侧面也反映出他们对于寺观壁画的深入了解、无限热爱与尊重。

在1800余年的明代建筑、仿唐代建筑上，开始了对寺庙壁画的重新认知和重新理解，再现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风格的壁画，以其完备多样、匠心独具、气势恢宏、自主创新的独特风格，对中国古代壁画的发展历程进行了高度的总结。

从山西的壁画看，它的艺术价值在国内是无人能及的，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几乎绝迹，所以对它的保护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在文物保护、研究机制和安全管理等领域，需要引入更多的社会研究人员，把国家保护的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使传统的壁画“复活”，使文物“复活”。

让后人在这样一幅富丽堂皇的壁画中，一睹我们古老的生活和历史，嗅出时代的艺术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