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刘奎龄，真是个“怪人”。四岁玩剪纸，人家孩子还在啃手指头呢，他已经开始在纸上溜达。到了七岁，别的孩子还在外头捉迷藏，他已经跑私塾咬文嚼字去了。十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画界的小达人，家里的鸡鸭鹅啥的，都成了他的模特。

1954年，毛主席看到他的《上林春色图》，那叫一个心花怒放。一看到那画，就跟看到了心头好似的，忍不住叮嘱秘书：“这位刘大师，得见见！”

秘书在旁边补刀：“主席，他儿子也不简单，画得那叫一个厉害。”

毛主席这才回头，再次看了画一眼，仿佛在说：“这一家子，都是画坛的猛人啊！”

几个月后，刘奎龄父子俩在天津被毛主席亲自接见。刘奎龄的儿子刘继卣，特地准备了自己的作品，想在主席面前表现一下。

毛主席看完画，笑呵呵地拍了拍刘继卣的肩膀：“小刘啊，你这画，真不是盖的！”

刘继卣听了这话，那叫一个美，心想：“来吧，以后我爸的画坛老大地位，可能要让给我了。”

毛主席还不忘回头夸夸刘奎龄：“老刘，你这儿子，真能扛起你的大旗！”

刘奎龄则是一副得意的样子，心里想：“这下好了，将来谁敢说我家没人才？”

两父子回家的路上，刘奎龄说：“小卣，今天你可真给老头子长脸了。”

刘继卣调皮回一句：“那当然，谁叫我是您儿子呢！”

这对父子，一个自学成才，一个跟着老爸学艺，都成了画坛的传奇人物。

刘奎龄天生就是个不安分的主儿。你看他在敬业中学读书时，本来挺好的，天津城的名校，老师讲得一口流利的《大学》《中庸》，课间还能玩玩皮球，多妙的学生时代啊！

可是，对刘奎龄来说，这日子简直闷得慌，他心里全是画，上课时老师在那儿讲孔孟之道，他脑子里想的却是怎么在纸上把鸡画得活蹦乱跳。

最终，他实在忍不了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干脆一甩手说：“算了，我还是回家画我的画去吧，这学校的生活太不适合我了。”家里人听了直摇头，觉得他这是年轻气盛，根本不知道将来的饭怎么吃。

到了1907年，刘奎龄把画作投到了《醒俗画报》，他的画作一下就火了，画报的编辑看了说：“小伙子，你这画风不错，来来来，给我们画报常驻怎么样？”

刘奎龄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开始的时候，他还挺高兴，每天能画画，还有工资拿，简直美滋滋。可好景不长，画报老板催稿催得紧，还总是要求画些“市场好卖”的东西。刘奎龄画着画着就烦了，心想：“我这是来画画的，不是来做生意的啊！”

1912年，跳槽到《新心画报》后，情况没多少改善。一次编辑部会议上，编辑头头对他说：“刘先生，您画的鸟儿虽好，但咱们这画报还得考虑销量，您看能不能...”

刘奎龄心里直冒火，回家后对镜子里的自己说：“我画的是艺术，他们要的是生意！哼，我还不如自己出去闯一闯。”思来想去，他决定再次辞职，自己去找那个真正能让他画画的地方。

1921年，刘奎龄就带着他的画板，画笔，还有那不羁放纵的心，走南闯北，从天津到北京，从上海到广州，哪里有展览他就往哪里凑，完全是个行走的艺术灵魂。他的生活虽然辛苦，但每画一笔，都觉得自己离梦想更近了一步。这种生活，虽说不稳定，但比在画报社应付那些所谓的“销量”要痛快多了。

不过，问题来了——刘奎龄的家庭状况并不是让人安稳的那种。儿子刘继卣才三岁，正是能把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掏得干干净净的年纪。一天到晚总有人拿着零食来“套近乎”，你看，这个“吃货”得需要有个银行账户的厚度。

有一段时间，刘继卣的行为引起了刘奎龄和妻子的高度警觉。怎么说呢？孩子有点不太正常。你说，家里就算是“最土气”的孩子，也应该会跟着大人学着“行走世道”，可刘继卣天天一听见外面有“辘辘”声响，立马就跑出门，眼神像只丢了尾巴的狗。你不信？这孩子有时光是追着马车跑，竟然能跟着马车走上两里地，完全不给自己留点时间喘气。

刘奎龄那会儿心急火燎，赶紧拉着妻子讨论：“这孩子是不是出了啥问题？是不是脑子没发育好？”

妻子也吓得一脸懵逼，觉得自己已经上了新闻头条的“奇异故事”。他们跑到儿子身边，眼睛瞪得像牛眼一样。结果，看到孩子一秒钟不闲着，趴在墙上画什么猪狗驴的，才终于松了口气，确定这孩子并不是变异了，只不过是继承了“艺术家的基因”——也就是“画画的邪”。

这下好了，家里能画画的地方都成了儿子的画纸。

有一天，隔壁的李叔走过来说：“刘老师啊，你儿子真有才，这些牛的动作，比我这辈子在田里看到的还自然。”

刘奎龄摸了摸自己那张胡子拉碴的脸，叹气道：“你说的我也知道，艺术不就是这样，有些人说是鬼迷心窍，有些人说是灵感爆棚。反正我家小继卣，他的灵感似乎有点‘远程遥控’的味道。”

说完这话，刘奎龄又叹了口气，心里琢磨着：“这要真能养活我们家，得多好。”

刘继卣痴迷画画的程度，几乎超越了他父亲那种“干点什么就能养家糊口”的理想。画画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第二生命。至于正常人眼中的世界，他一般不太在乎，尤其是在一幅画的面前，他好像就能“消失”掉，和外面的世界没啥关系。

某日岳父家的八仙桌上，玉白瓷盘还盛着未动的肴馔，倒教他窥见了一幅活画本。老者推门时带起的风掠过青缎长衫，恰似古画里走出的谪仙。刘继卣眼瞳霎时烧起来，狼毫在指尖打了个转，便往雪浪纸上泼墨。满堂珠翠叮当，他只听见笔锋撕开宣纸的沙沙声，仿佛天地都褪成苍白的衬景。老者惊惶的劝阻跌落在地，碎成无人拾掇的残片。

但刘继卣压根没注意到人家的反应，低头一看，画得挺开心，脑袋里只装着那幅画，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搅乱了周围的秩序。

后来那幅《武松打虎》惊了四座，倒像是从市井烟火里淬出的精魄。他不屑描摹画院里油光水滑的模特，偏要追着三轮车夫画——那些脊梁被烈日压弯的汉子，煤灰渗进掌纹的苦力，倒被他用朱砂一点，化作了景阳冈上的煞神。

画中吊睛白额虎的利齿泛着青芒，倒像是要把这浮世咬出个窟窿。看客们立在画前打摆子，恍惚间听见虎啸穿透绫绢，震得水晶吊灯都颤了三颤。

至于《闹天宫》的泼天墨彩，原是艺胆包天的勾当。金箍棒扫过处云絮翻涌，十万天兵的面皮都泛着死灰，倒比凌霄殿上的金漆更真切三分。

只可怜那画中泼猴终究挣不脱命数——笔锋再利，也劈不开压在五指山下的宿命。世人赞他画出了齐天的气魄，可是现实中的“天宫”，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不管你是个孙悟空，还是个刘继卣，哪怕你画得再传神，现实里的天宫，可不是那么好闹的。

当风暴来时，寸草不生。刘继卣遭遇了点风波。家里的东西差不多被扫荡个干净，连最爱的画稿和书信都成了火堆里的燃料。老刘站在院子里，手牵着女儿，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半生心血化为灰烬。女儿小小的声音响起：“爸爸，你别难过，可是这都是你的心血，你以后手痒想画画怎么办？”老刘眼中火苗一闪一闪的，憋了半天，挤出一句：“不难，只要有心，手还没丢，不就行了吗？”

老刘不是那种轻易就会投降的主，他还真的继续画。偷偷背着人，有人天生就是要与画笔不离不弃，这就是刘继卣的命。

午休的时候，人家躲在猪圈旁，给那些猪画速写。老刘边画边说：“你们这群猪，有没有感觉自己今天成了艺术品的模特儿啊？”

猪们当然不懂人话，一个劲地“哼哼”着，老刘也不介意，自顾自地享受他的艺术时光。

对于刘继卣来说，所谓的挫折也许就是生命中的调料，没有这些辛酸，哪来的后来的甜？就这么在挥汗如雨的田间地头，老刘的画技越练越炉火纯青。虽然是给猪画像，可谁知道将来这些素描会不会成为艺术的瑰宝呢？

这一切听起来似乎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但对于刘继卣这样的硬核画家来说，这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是不断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过程。无论是在画廊还是猪圈，艺术都是他无法割舍的灵魂。

刘继卣这一辈子，说他是画痴？还嫌不够疯；说他是艺术狂？又觉得有点轻了。这老哥啊，活着就像是上辈子欠了画笔的债，天天在还。一辈子没离开过颜料堆，你就算扔他到北极，估计他也能划拉两块冰块给画出南极的企鹅来。

到了七十年代末，您以为他就该服老了吧？嘿，还真没。他的画风跟着他的脑洞，继续一路狂飙。说真的，刘继卣的作品有时候就像那三伏天里的雷阵雨，说来就来，连个预告片都不给。1976年，他弄出个《无限春风》，硬生生把猪圈的臭味吹成了春风拂面，整得艺术界都跟过年似的，人人喝彩，好像闻到了新鲜韭菜的香味。

可谁能想到，上天对这老哥就是“斤斤计较”，给了他点成名的时间，又赶紧给他设了“停机维护”。

1981年，他突然倒下，病得不轻。这要是换别人，估计躺床上就琢磨怎么写个艺术回忆录啥的了，结果这位大爷呢，直接来了个临终大爆发，画了幅《双狮图》，直接送国家当告别礼物。

画完，他拍拍手：“成了！我这辈子，画得挺够本儿了。”还来了一句经典总结：“不留遗憾。”

他这一辈子和画笔斗，和艺术“飙车”，到最后跑到人生的终点线，还顺手扔了张涂满色彩的“终点证”。别人过日子是吃饭睡觉，他过日子是画笔转笔，画完这个画那个，不画就像手痒痒。

你说这叫执着？不够！这叫活成了画。

你要是打个比方，这人啊，真的就是“猪圈春风”的化身，颜料人生的代表。谁要是还怀疑他的艺术态度，我只能说：这老兄，不疯魔，不成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