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卫立会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本文系长文（3800字），5秒广告后，即可继续阅读）
1970年1月初，我们新兵团的一千多名新兵，经过五次反复体检后，确定有八十人患有血吸虫病（包括我在内）。
刚来到部队五天，还没有正式开始新兵训练，就被查出患有传染性质的血吸虫病。因此，这一结果，对我们这八十名“过五关、斩六将”，历经千辛万苦（在七十年代，报名当兵的青年很多，竞争压力很大），才如愿走进部队的青年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同时，在得知自己患有吸血虫病后，我们这八十名新兵，个个都是愁肠百结、忧心忡忡。一方面，我们害怕被退回原地；另一方面，我们也担心这吸血虫病的治疗问题。
果然，我们这八十名新兵，当天就被单独集合了起来（以后该何去何从，谁也不知晓）。到了第二天，新兵集训计划还没有确定，我们这八十名新兵，就提前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新训生活，在一位领导的带领下，离开了新兵团。当时，在坐着解放卡车离开新兵团时，我们这八十名新兵，个个都是愁眉苦脸、满面愁容。因为这一走，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到底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还是另做安置。
可让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当时我们这批“问题兵”，不仅没有一个被退回原地，而且还全都被送往位于上海的部队医院（四五五医院），进行血吸虫病的医治。现在想来，在当时那“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火热年代，我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四五五医院，是一所专门医治传染疾病的医院，位于上海市杨浦区眉州路的黄浦江边。整个医院是一栋五层楼建筑，有一个不太大的露天院落（四周用青砖砌成围墙），在平时，到这所医院住院看病的人很少。因此，我们这八十名新兵的到来，不仅打破了这座大楼久违的沉寂，给平时比较冷清的医院，增添了一点热闹的气氛，而且也使得全医院的医务人员，都忙碌了起来。
当时，来到四五五医院后，我和另外四名新兵，被安置到了第六病房。我们这五位新兵到来前，病房里已经住着一个病号，是一位1965年12月入伍的老兵班长。我们来到病房后，这位老兵班长就被临时指定为病房的室长，协助医院对我们进行管理。当时，负责我们病房的医务人员除了医生外，还有固定的专职护士和护理人员。
按照治疗程序，住进病房的第二天，我们这八十名新兵，就分批进行了治疗前的各项病理检查，然后确定了具体的治疗方案。当时 ，负责照顾我们病房的是一位名叫白丽芳的护士。看到这位护士的名字后，大家都纷纷猜测，说这位姓白的护士，一定是一位清秀美丽的姑娘，我们也都想“一睹芳容”。可是，住进病房一连十几天过去了，我们这五位新兵，谁也没有见过白护士的“庐山真面目”。
原因也很简单，我们这八十名新兵，自从挂瓶输液的那一天开始，就进行的是“一级护理”治疗。因此，白护士她基本上每天从早到晚，都在病房里忙乎着。首先，每天的清晨、中午和晚上，白护士要对我们进行三次测量体温和脉搏；同时，她每天还要给我们发药并督促服用（三次）；最后，白护士每天也还要给我们这五位新兵挂瓶打针输液，再加上其它事务，我们一天见到白护士的次数，也很多。但因为白护士每天都穿着白大褂，戴着大口罩，所以我才会说，住进病房一连半个月了，我们谁也没有见过白护士的“庐山真面目”（偶尔，白护士也会穿着军装来到病房，但无论是穿白大褂，还是穿军装，按照医护要求，她都戴着大口罩）。
当时正值一月，天气十分寒冷。我邻床的新兵（姓吴，刚满十八岁），还不小心患了重感冒，真是病上加病。而这，也使得小吴当时的身体，非常虚弱，为了让小吴快速康复，当时白护士给他用了治疗感冒的药（是一种名叫“牛黄解毒丸”的药）。可能是对这“大立丸”的药味很不适应，当时小吴嚼着嚼着，不仅没有咽下去，反而吐了白护士一身。但白护士并没有异常的反应，反倒是小吴，他显得非常狼狈，浑身不自在，语无伦次地跟白护士说着对不起。
当时听了小吴的话，白护士安慰他说，“不要紧，你先躺下，我再去拿点药来。”过了一会儿，等白护士再回到病房里，她已经脱下了白大褂，换上了一身军装。这也是当时的我们，第一次看见白护士穿军服的样子。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白护士那英姿飒爽的女兵形象，就已经深深定格在了我们的脑海中。同时，白护士吸取了经验，她把这次取来的药丸给一点点地掰碎，然后非常认真细致地指导着小吴吃了药。
到1970年的春节前（1970年2月6日），我们已经在四五五医院住院治疗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的每一天，医院的医务人员都是认真细致、热情周到地照顾我们这些新兵。同时，虽然看不到医务人员们的真容，但我们从她们一双大眼睛中，从她们认真的精神、细致的态度和温柔的语言中，无一不感受到她们对我们这些新兵深深的爱护。因此，这一个月里，我们吸血虫病的治疗也非常顺利，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同时，在这一个月的治疗中，我们也渐渐地发现，白护士与我们病房里的老兵班长，关系十分密切。刚开始的几天，白护士来到病房后，都会走到老兵班长床前，跟他轻声细语地交谈着。到了后来，白护士一个手势或者一个眼神，老兵班长就去到了病房外。到了临近1970年春节的那几天，白护士每次把老兵班长叫出病房后，一交谈就是一个小时。
因此，看到这种情况，我们这五位新兵，也都来了兴趣，当时有位姓曹的新兵（23岁、有未婚妻），还坐在床上，认真地跟我们分析，“根据我的判断，咱老兵班长跟白护士，可能有恋爱征兆。”当时，对于这位有恋爱经验新兵的猜测，刚满十八岁，还十分懵懂的我，是半信半疑。
再加上，我跟老兵班长的关系比较好，因此，在那次老兵班长回到病房后，我就疑惑地问：班长，白护士为什么经常找你出去。”听了我“懵懂”的问题，大家都也跟着起哄。这时，白护士刚好走进了病房，而老兵班长的脸，也瞬间变得红了起来。虽然红着脸，但老兵班长依然是仍然笑着回答道：“你们这些新兵，我看真是太闲了。”
听了老兵班长这莫名其妙的回答，白护士不解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听了白护士的疑问，我们这五位新兵，都是笑而不答。而老兵班长，则是连连摆着手说，“没有什么事，他们几个，在跟我开玩笑。”因此，这件事也成了我们病房的一个小秘密。
1970年的春节将至，任谁也想不到的是，我们这八十名新兵，来到部队后的第一个春节，竟然是在医院过的。当时，医院为了让我们这些新兵有归属感，有一些“家的感觉”，医生和护士们，上上下下地都动了起来，开始布置着我们的病房。同时，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一些体质好、恢复得比较快的新兵，也开始积极主动地帮助护理员拖地、擦玻璃、打扫卫生等等（当时，我们这些新兵跟医生、护士们的相处，是十分融洽）。
到最后，为了使我们在部队过的第一个年，更有年味。护士长还特意跟每位新兵都聊了天，了解了我们家乡的春节习俗和饮食。到了除夕那天晚上，医院更是组织我们所有新兵，进行了一次大会餐（那顿饭有红烧鱼、红烧肉、整鸡等等，十分丰盛）。到今天，转眼已经过去了五十多年，但每每想到当时会餐那温馨的场面，还是让我情不能已，想念万分。
同时，经过一个月的住院治疗，我们的病情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也已经进入了治疗的巩固阶段。因此，医院也慢慢地开始允许我们这些新兵到操场上，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和锻炼。除此之外，在春节期间，我们也能去电视室看电视。当时，医院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九寸），虽然频道不多（只有几个频道），但我们每天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当时，十八岁的我，在当兵前，从未见过电视）。
而白护士和我们老兵班长的“小秘密”，则是在除夕的前一天公开的。记得腊月二十九那天，医院组织了几个文艺小节目，到各个病房进行巡回演出。轮到我们病房时，一位护士笑着站在门口报幕，她报的第一个节目是：女声独唱《红梅赞》，演唱者——白丽芳。听到是这一个月里对我们进行无私照顾的白护士的节目，我们五个新兵都热烈地鼓起掌来。而到此，我们也终于见到了白护士的“庐山真面目”。
记得当时，我们一边倾听白护士优美、动听、饱含深情的演唱，一边感叹她那“面如银盘、眼如双杏”的清秀面容。白护士唱完后，下一个节目是由白护士和老兵班长共同表演的“对口词”。他们两人的出场，也使得我们这五个新兵多日来的疑惑烟消云散，大家更是使劲地鼓着掌。面对我们热烈的掌声，白护士和老兵班长两人虽然都有些害羞，但还是高水准地给我们表演了“对口词”。
老兵班长，在过了春节后就出院了。记得当时，老兵班长在出院后，还分别给白护士和我们写了一封信（据说老兵班长回到连队后，就提了干部）。可惜的是，再后来，我们也出院回到了连队，因此，对于老兵班长跟白护士两人，是否“有情人终成眷属”，也没能亲眼见证。直到前几年的一次战友聚会上，我才听一位当年一起住过院的战友说，虽然过程十分忐忑，但白护士跟老兵班长两人，最终还是如愿喜结连理，如今也早已是儿孙绕膝、子孙满堂了。
记得在大年初二那天，护士长（当时护士长也负责我们病房）还特地把我们五个新兵，领到她家吃饭。护士长的家并不大（十几个平方米），只放着一张双人床和几样简单的家具。同时，墙上还挂着一张护士长跟她丈夫的合影。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出，护士长和他丈夫两人，都是老军人（后来得知护士长的丈夫，早在四十年代就参加了工作）。
因此，当时看着护士长那简朴的家，再联想到我们在医院这三十多天的日日夜夜里，那些勤恳忙碌的护理员、仔细温和的护士、像关爱家人一样关心新兵的护士长和医生们，真是让我打心底地钦佩。所以，无论是当时，还是几十年后的今天，我都可以认真地说，“我由衷地敬佩她们——伟大的女兵。”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