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件。他庞大的船队远航抵达过非洲东海岸。

当时跟随他下西洋的马欢归国后创作了《瀛涯胜览》、费信创作了《星槎胜览》、巩珍创作了《西洋番国志》等书籍，对他们的航海以及抵达的海外诸国有很多详尽描述。

史书的记载，海外郑和遗迹的发掘，都彪炳着郑和作为伟大航海家的赫赫功绩。

南洋诸国的郑和遗迹读者比较熟悉，但远在非洲的郑和遗迹读者却比较陌生。这其中，尤以肯尼亚帕泰岛上的“郑和村”十分引人注目，当地的古墓不仅出土明朝时期的铜钱，还发现大量明朝瓷器，当地有很多居民自称“法茂人”，是“郑和水手的后裔”，这是怎么回事呢？

20世纪90年代，一位名叫李露晔的海外女作家在她创作的郑和传记中，描述了自己在肯尼亚的一次“奇遇”：有一位黑人告诉她，自己是中国人的后裔，是几百年前肯尼亚拉穆镇帕泰岛中国船员遇难幸存者的后裔。这位黑人朋友的描述令李露晔感到惊讶，于是把这件事写进郑和传记中。

颇有意思的是，那时《纽约时报》有一位记者名叫纪思道，在看了李露晔的郑和传记后，对肯尼亚的“中国船员后裔”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他沿着李露晔指引的方向，探访了肯尼亚的帕泰岛，采访了当地的中国人后裔。纪思道精通中文，对郑和研究有极大兴趣，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帕泰岛上这些自称是中国人后裔的人，很可能是郑和下西洋时他部下的后裔！

1999年的6月，南非一家中文报纸《侨声日报》刊登了两篇报道，分别是：《郑和部下后裔现居东非肯尼亚》、《肯尼亚小岛“上加”村名源出上海》。报道转载的就是纪思道去肯尼亚的采访报道。

《侨声日报》同年8月又刊登了一篇报道：一名台商早年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也遇到过一位自称是郑和船队后裔的当地人，并听他说，索马里南部港口城市基斯马尤附近有个“郑和村”。

海外出现的这些关于“郑和部下后裔”的报道，引起很多媒体人的浓厚兴趣。那时候《人民日报》驻南非记者李新烽看了纪思道的文章后，来到肯尼亚的帕泰岛等地进行采访，写了大量报道。

2002年，《武汉晚报》的女记者范春歌前去非洲采访有关“中国人后裔”的情况，有幸登上肯尼亚和索马里交界处拉姆群岛中的帕泰岛，并且找到了自称“中国人后裔”的一个村庄。

范春歌

根据范春歌的描述：

这个村庄像一个很大的古城堡，村边有一条小河，河上有石拱桥，村中有人牵着牛在走，给人的感觉像是到了中国。

范春歌找到了村长，正好这个村长是“法茂人”。“法茂”一词是葡萄牙语“死里逃生”的意思。

村长告诉范春歌：“这个岛上并不是每个村子都有‘法茂人’，只有我这个村子有40多名‘法茂人’。大部分‘法茂人’都流散到蒙巴萨等大地方去了。”

范春歌问道：“怎么证明‘法茂人’是中国人的后裔呢？”

村长说：“几百年来，世代相传，我们是从中国来的死里逃生的人。”

当地的“法茂人”是与土著黑人通婚后的混血儿，皮肤不像黑人那么黑，而是黄黑之间的棕色，从相貌上看，还能看出些中国人的特征。

拉姆群岛的法茂人

村长高兴地把范春歌请到“法茂人”的家，说道：“大家快出来，中国人来看望我们了，老家来人了！”

很快有一些人出来与范春歌合照。

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我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包括李新烽、范春歌等人采写的“非洲郑和部下后裔”的报道在媒体上集中展示，引起海内外读者和媒体的很大关注和兴趣。

从以上看出，关于“非洲发现郑和水手后裔”，是由海外华人偶然接触到，随后这类消息报道出去，感兴趣的媒体人沿着线索不断探究，最终得到的信息越来越多。这是一个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过程。更多人的探访让关于“非洲郑和水手后裔”的认知越来越清晰。

2010年，中国相关文博部门与肯尼亚签署了“合作考察发掘肯尼亚海岸中国文化遗存”的协议。从而开始了对肯尼亚拉姆群岛等地水下以及陆上文化遗存、遗址、古墓、遗物历时多年的考古发掘活动。

正是中肯两国的合作，考古人员以专业的技术手段下海探索沉船、打捞瓷器，在陆上考察“郑和村”、发掘古墓，逐步揭开非洲“郑和水手后裔”、“郑和村”、“中国村”的诸多“奥秘”……

郑和七次下西洋，其航海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他不仅在当时航海活动上达到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更对发展中国与亚非各国在经济、文化上的友好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七次远航，前三次主要在南海、南洋群岛和南印度洋一带活动。后来他开辟了新航线，远航至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东岸、非洲东海岸等地。每次远航，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有27000多人，其中既有宦官、掌管文书和负责外国朝贡的人，有掌管粮草和各国贡品的户部郎中，有负责外交礼仪的，有传播中国文化的教谕和负责翻译的通事，还有精通医术的医官医士等人。

可以说，郑和庞大的船队每次远航，无论物资的配备还是各类人员的配置都做到了充分准备。

那么，郑和航海“最远”抵达过什么地方呢？

相关史籍里有明确记载。

《明史·宦官·郑和传》里有这样的记载：

和事经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比喇、溜山、孙喇、木骨都束、麻林、慢八撒……凡三十余国。

在《明史·外国七·比喇孙喇传》里，则有这样的记载：

又有国曰比喇，曰孙喇。郑和亦尝赉敕往赐。以去中华绝远，二国恭使竟不至。

古籍中的这些地名有些读者比较熟悉，比如占城、爪哇等地，但对于孙喇、比喇、麻林等地读者就感到陌生了。主要一点在于随着历史变迁，对外国地名的翻译出现变动，虽然文字表示的读音差不多，但究竟与现代哪一处地方相对应则颇费周折。根据相关史学家研究，古籍中记载的麻林、慢八撒既是肯尼亚的马林迪和蒙巴萨。对于比喇、孙喇两地，则初步判断位于莫桑比克境内。这两个地方的主要地理特征是“去中华绝远”，因此学者认为是郑和航海抵达“最远”的地方。

换言之，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是郑和航海抵达过的地方。正是在这些地方，海外华人和媒体人多次遇到自称是“郑和部下后裔”的人，以及他们居住的村落。

据相关史料显示：

1415年，非洲的麻林国（既肯尼亚的马林迪）曾把一只长颈鹿赠送给印度国王，由印度国王转送给中国皇帝。不久以后，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抵达马林迪、蒙巴萨等城市。由于此地有长颈鹿，郑和把长颈鹿带回中国，引起不小的轰动。当时的中国人误认为长颈鹿是麒麟。

古籍中记载的很多非洲地名，长颈鹿被带回中国，其实都足以说明郑和船队抵达非洲东海岸的基本事实。

正是因为郑和船队的到来，才在索马里、肯尼亚等地留下多处“郑和村”、“中国村”的遗迹。

当地人的基本说法是：

在郑和庞大的船队中，有航船在拉姆群岛因遭遇海难迷航沉没，船上的水手乘坐备用小船来到海岛上，并和当地人通婚，后来不断迁徙、繁衍，最终形成“郑和村”和“郑和水手后裔”繁衍下来。

这些人之所以自称是“中国人的后裔”，是因为世代相传的家训！

拉姆群岛位于肯尼亚东北部海域。由大小不等的几个岛屿构成，其中帕泰岛面积最大。当年郑和的船队沿非洲东海岸南下，拉姆群岛是所经之地。帕泰岛上的上加村和西尤村是当地人所说的“中国村”。

帕泰岛西尤村的古堡遗址

关于“中国村郑和水手后裔”的来历，当地人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

当年帕泰岛上的“上加”既是一座古城寨，商业贸易很繁华。郑和的船队经过这里时，一艘船看到“上加”的灯火行驶，未料及这里暗礁众多，船撞上礁石沉没，船员们死里逃生游到岸上。

另一种说法是：

1415年，马林迪国王曾将一只长颈鹿奉送给中国皇帝，中国人驾驶的大型船队前往东非，目的就是为了前往马林迪，以便从那里带回更多的长颈鹿，但未料及行至拉姆群岛，一艘船迷航触礁，船员死里逃生游到岸上。

这两种说法大同小异，但不管哪种说法，都表明这样一个事实：一艘中国船在这里遇难沉没，船上的中国水手逃到岸上，从此在这里定居。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岛上的一些人成了“中国人后裔”。

上加村位于大海边，当年那艘中国航船触礁后，船员们死里逃生来到岸边的上加村，希望在此暂时居住。据当地的传说：他们初来乍到，由于面孔与当地人不同，生活习俗也不同，加上语言不通，自然为当地人拒绝。但为何后来当地人又接纳了这些陌生的中国人呢？也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

当地有一条凶猛的蟒蛇为害多年，一位武艺高强的中国船员用刀杀死了蟒蛇，为当地人除了害，赢得居民的赞扬，于是同意中国人在这里定居。

另外一种说法是：

中国人起初被拒绝后，便乘坐自备的小船前往帕泰岛对面的大陆海岸，自己动手建成了一座小镇，后来被称为“栋多”，这个词在当地的语言中是“失望、失落”的意思，既那些落难中国人居住的地方。然而不久，“栋多”的位置因为气候恶劣和野兽凶猛而无法定居，他们又求助于帕泰岛上的上加人。这一次他们被接纳了，但前提条件是必须与当地人的生活习俗一致。于是，这些中国水手们渐渐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妇女通婚，繁衍下来。

后来，这些中国人后裔从上加村去了西尤村，也有一些中国人后裔离开帕泰岛，去了蒙巴萨等大城市。

帕泰岛上的一户法茂人

2003年，《人民日报》驻南非记者李新烽去帕泰岛采访，遇到了一位名叫阿巴斯·马科科的船长，当他得知李新烽是为探访“郑和下西洋”遗迹时，高兴地说道：

你从遥远的中国来，是为帕泰岛上的中国村而来的吧？帕泰岛上的几个村庄，几乎全与中国有关。我们把上加村就叫中国村。中国村里的大夫水平高，拉姆岛上的人，谁扭了胳膊、腿脚，就乘船去治疗。拉姆群岛的人都知道中国村，中国村里的人个个都知道他们与中国人有渊源关系，这可能与帕泰岛附近沉没的一艘中国古船有关。

拉姆群岛的人大多知道这段历史，也明确指出当年中国船员居住的村庄是“中国村”。中国村里的“中国人后裔”与当地土著有所不同，比如有些“中国后裔”会“中医”，治疗跌打损伤很有效果；中国后裔喜欢吃炒菜；历史上，中国后裔们养过蚕；他们的坟墓上贴有中国瓷器。

当地的古墓

当时李新烽还采访到帕泰岛上一位名叫阿斯曼·莫德的村长，村长按照他知道的情况向李新烽做了介绍：

很久以前，一艘中国船只因为迷失方向驶入帕泰岛沿岸，在上加村附近不幸触礁沉没。慌忙之中，船上数百人乘救生小船逃命，并从大船上快速搬下丝绸和瓷器，他们当中，有400多人划向帕泰岛，最后在上加村登陆，用随身携带的丝绸和瓷器与当地人交换食物和钱财。

阿斯曼·莫德又说：

岛上的中国人后裔都自称“法茂人”，也即死里逃生的人。“法茂人”被视为是“富人”，因为祖先当年带来的丝绸和瓷器为他们奠定了殷实的家境基础，加上他们辛勤劳作，生活普遍很宽裕。

由此可见，关于中国古船在那里遇难，水手们逃到岸上定居的说法都大同小异，为当地人熟知。

古籍的记载，当地的“中国人后裔”及其居住的村庄，都表明600多年前郑和下西洋抵达非洲东海岸的基本事实。

那么，对当地进行的考古又是怎样的呢？

2010年，中国和肯尼亚联合考古活动展开。

考古人员对帕泰岛上加村的古墓遗址以及马林迪等多处的古代遗址进行发掘，取得重要的成果。

帕泰岛的上加村和西尤村之间有一块墓地，有用珊瑚礁制作的圆形墓碑，与中国墓碑的形式相似。

当地古墓上镶嵌有中国瓷器，专家研究：瓷器在当地不是实用品，而是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当地考古人员介绍说：这里曾有一块汉文石碑。

但是，考古人员和媒体记者在周围寻找了多次，都没有找到这块汉字石碑。当地人给出的解释是：当地的文物保护意识不强，很可能被西方文物贩子盯上，把有汉字的那块切割去运走了。

看不到这块石碑，自然一切无从谈起。但是在上加村的遗址发掘中，出土了数量可观元末明初时期的中国瓷器，主要品种是龙泉窑瓷器或者福建地区生产的仿龙泉窑瓷器和青白瓷器。还有少量的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尤其是明朝中后期的瓷器，数量相当不少，其中不乏精品。

考古队发掘出的中国瓷器

肯尼亚的马林迪既是中国古籍中记载的“麻林”、“麻林地”，是郑和下西洋的到访之地。中国考古人员在这里的古代遗址进行发掘，出土的文物非常丰富。其中发掘出数量相当可观的中国瓷器碎片，最早的瓷片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更重要的是，还出土了中国明代“永乐通宝”钱币一枚。

这成为中肯联合考古的一个亮点。

明永乐通宝铜钱

在拉姆群岛的水下考古中，考古人员也打捞出大量中国瓷器及其碎片。

考古队探测水下遗址

中肯两国的联合考古活动进行了好几年时间，有很多重要发现：

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年代最早的可以追溯到9世纪，表明在晚唐时期，中国的商品就已经通过各种渠道抵达这里；考古队考察、收集到馆藏和民间收藏的中国瓷器9552件；同时对陆上考古发掘出土的1060件中国瓷器进行清理，整理出的中国瓷器总数达到10612片。

其中，发掘出的“永乐通宝”铜钱非常珍贵，永乐官窑瓷器与郑和航海的年代相吻合，永乐瓷器很可能是郑和船队从官窑定制的礼物，从而基本确定郑和到访非洲的事实，为郑和远洋航海的壮举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

历史非常有意思，对于我们普通读者来说，基本上都是从教科书或古籍上了解到相关历史情况。

但“历史”并不只存在于“书本”上，而是存在于现实中：书籍上的记载是一方面，民间传说是一方面，古代遗址、古墓的发掘考古是一方面，只有把这三方面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对相关历史了解地更深入。

郑和下西洋远航至遥远的非洲东海岸，在那里留下“郑和村”、“中国村”等遗迹，包括那些“中国人后裔”都是“郑和下西洋”历史的“活化石”。

这一方面表明，郑和作为航海家的伟大，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的祖先敢于冒险、开拓、拼搏奋进，这种伟大的精神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