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谓“儒法斗争”是四人帮在文革期间搞出来的一幕荒唐闹剧。大体上于1974年出现，闹腾了不到两年，就开始让位于“评《水浒》”了。

不管是“儒法斗争”也好，“评《水浒》”也好，其实都是所谓“古为今用”的“影射史学”，都是在指桑骂槐，含沙射影地对现实中的人进行攻击。

因此，在学术上，“儒法斗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1976年以后，学术界很快就发表文章表明什么“儒法斗争”纯属子虚乌有，完全是四人帮的那些御用学者人为“发明”出来的一套东西，都是十足的学术垃圾。

现在还有个别人，当然是很无知的那么一些人还在相信儒家是反动的，法家是进步的，相信有什么“斗争”；现在的年轻人也不知道当年的“大批判”到底有多么荒唐，因此，下面就给大家说说当年的“儒法斗争”。

（二）

首先，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儒法斗争”。儒家思想出现得很早，春秋时期就已经很流行了，而法家思想基本上是在战国时期才有的。

传统上，儒家、墨家、道家等思想都比较重视平民百姓的利益，反对君主无节制地压迫百姓。儒家思想就是强调一个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和睦相处，天下就可以保持稳定，人人共享安乐了。在儒家思想中，还有比较激进的孟子一派，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孟子认为这才是真正让国家富强的方法，他将其称之为“王道”。

其他的学派也都大体如此。比如墨家强调“交相利、兼相爱”，大家互利互助，互相友爱。同时，墨子还提出了“尚贤”，也就是应该把国家交给贤德的人来治理。

道家的思想则有点类似于后世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回归自然，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由自在地生活。

但法家是不同的。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唯一一个把君主的地位抬得至高无上，认为君主应该掌握绝对权力的学派。韩非和商鞅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都认为君主应该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为了让君主拥有这样的权力，他们都提出了各种办法，如何驾驭群臣，如何统治百姓，他们都说得头头是道。法家的“法”绝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而是严刑峻法。韩非和商鞅都认为君主应该用严刑峻法统治国家，君主一言九鼎，一道圣旨下去，全国的臣民都必须绝对服从，不能有丝毫违拗。这样国家才能强大，才能独霸天下，这被人称之为“霸道”。至于百姓会因此而遭受何等的苦难，那是韩非与商鞅根本就不去考虑的事情。

秦国是贯彻法家思想，也就是霸道思想最彻底的国家，而秦国也如愿以偿地统一了天下。不过，秦国迅速的亡国，又证明了一个国家如果纯粹使用法家这套霸术那也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后世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是王道与霸道两手共用，基本上融为一体了。

（三）

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确实有很大区别，但是到了西汉时期，实际上两者就合二为一，变成了一个体系，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儒法斗争。

但是，四人帮却硬要捏造出一个“儒法斗争”，而且还声称这场斗争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非常荒唐的。

最让人可笑的是：四人帮的这些御用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都分成了儒家与法家两派，凡是在历史上起到过进步作用，有所贡献的人物，都被划到了法家一边；凡是那些在历史上名声不好，祸国殃民的人物则都被划到了儒家一边。

以汉朝为例：汉高祖、汉武帝、萧何、张良、卫青、霍去病、张骞、霍光、桑弘羊、刘秀、班超、窦固这些人都是法家。

反过来，项羽、韩信、李陵、王莽、窦宪、梁冀、十常侍这些人则都是儒家。

如此划分，结果就会出现很多滑稽的笑话。

比如，按照当时的划分，三国时期的曹操、刘备和孙权全都是法家，诸葛亮也是法家。这一大堆法家为什么会凑到一块儿打起来呢？关于这一点，当时的御用学者就不给你解释了。

还有唐玄宗。他一手创立了开元盛世，功绩非凡，按理也应该是个法家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安史之乱，唐玄宗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该怎么解释呢？御用学者们只好说唐玄宗这是蜕变了，从法家蜕变成了儒家。唐玄宗身边的李林甫、杨国忠自然也是儒家，就连大美女杨贵妃也不幸受到牵连，变成了历史上最漂亮的儒家。

像唐玄宗这样“蜕变的法家”还有康有为。按照御用学者们的说法，康有为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是法家，后来他碰上了孙中山，结果就变成儒家了。

有时，一人当了法家，就会连累其他很多人。北宋时的王安石，那是经过列宁认定的“十一世纪改革家”，所以必须是法家。王安石是法家，他的对立面司马光就变成了大儒家。而同样反对变法的大诗人苏轼也很不幸变成了儒家。还有黄庭坚、秦观等诗人，他们都是反对变法的，所以就统统被划进了儒家的阵营。

如果把支持王安石变法的人都算成法家，那么真正祸国殃民的大奸臣蔡京自然也是法家了，因为蔡京是拥护变法的，是变法派的干将。不过，四人帮的御用学者对此含糊其辞，不敢明说，好在当时也没人敢和他们辩论。

在“儒法斗争”中，董仲舒、程氏兄弟、朱熹和陆九渊、王守仁全都被划进儒家行列，大肆批判。不过，对于从王艮到李贽的一系列明末思想家又都给加上了“法家”的桂冠，进行了一番吹捧。这也是很滑稽的，王艮是王守仁的正牌弟子，李贽也敬重王守仁，他们其实都是同属一派的思想界人物，“儒法斗争”却硬把他们划分到两个阵营中，只能说是可笑了。

（四）

由于“儒法斗争”成了所谓“历史规律”，如此一来，要搞文史研究，那就必须要用“儒法斗争”来解释一切历史现象。因此，在那几年的文史研究，笑话百出，令人捧腹。

文革期间出版的，由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编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把“儒法斗争”引入了文学史领域。刘大杰把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家也都按照“儒法斗争”划分成了两个阵营。

我们只拿着唐诗这一段做例子，看看当年的“儒法斗争”有多荒唐。

按照“儒法斗争”的要求，唐朝的诗人们也都被分别归类于儒家和法家两大阵营。

法家阵营这边有：李白、李贺、白居易、李商隐、杜牧、岑参、高适、柳宗元等等。

儒家那边有：杜甫、王维、孟浩然、韩愈、温庭筠、司空图等等。

看看这个名单，你会发现：田园派诗人都被划进了儒家，边塞派诗人却都成了法家。按照当年的“阶级分析”，田园派诗人的田园那都属于“地主庄园”，有“地主庄园”，那就是地主阶级；是地主阶级，那就是儒家。估计，刘大杰就是按照这么个推理过程进行的划分。

其实，我们都知道，王维也写过边塞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那就是他写的。但可能是因为他边塞诗写的不如田园诗多，同时，他还曾经投降安史叛军，所以就把他划到儒家那边去了。

韩愈之所以当了儒家，据说是因为他比较忠君，更重要的是，他与唐朝天字第一号的大法家柳宗元不对付。韩愈和柳宗元本来是至交好友，但是韩愈不赞成柳宗元的政治主张，所以就只好进入儒家的阵营了。

大诗人杜甫则是由于最高领导人不喜欢他，所以刘大杰就给杜甫扣上了一顶“儒家”的帽子。杜甫写的“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这两句诗被认为是“对劳动人民毫无同情心”。杜甫用来栖身的草堂被说成是“地主庄园”，因为杜甫的诗中写道：“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草堂里有上万竿竹子，占地面积应该有上百亩，所以杜甫草堂就是个“地主庄园”。

就这么着，杜甫成了唐朝诗人中的头号大儒家。

如此荒唐可笑的一幕堪称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耻辱。好在，“儒法斗争”这一幕很快就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四人帮垮台之后，1977年，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先生就在《历史研究》杂志当年第二期上面，发表文章指出所谓的“儒法斗争”根本就不存在，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从此，“儒法斗争”这个名词就变成了历史的笑料，再也无人提起这桩荒唐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