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12日是江泽民同志出任上海市长的第二天。

这一天天刚亮，他哪里都没去，直奔当时上海最大的菜市场之一乌鲁木齐路、五原路菜场。

当时偌大的上海没有几个人认识江泽民同志，他和秘书两个人穿着便装，在茫茫人海中根本没人注意。

“碟个几钿一斤？”江泽民走到卖菜的摊位前不断打听价格，白米苋是上海人夏天常吃的一种中档蔬菜，在这里只卖两毛钱一斤，黄鳝也是夏天常见的一种河鲜，在这里也才一块八毛钱一斤。

至于常见的青菜、萝卜、白菜、猪肉、河鲫鱼、鲈鱼的价钱，比白米苋和黄鳝都还要低一些。

江泽民心里有本账：现在上海人均月工资大概是120块钱，一个月工资在这里可以买600斤白米苋，或者67斤黄鳝，那也算是不错了。

1985年，刚刚上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同志

当时北京月平均工资也就110块钱左右，但近几年蔬菜供应年年紧张，最便宜的圆白菜都要两毛四一斤，黄瓜五毛一斤，西红柿八毛一斤，吃个西红柿都是奢侈的。

这么一来，老百姓的工资每月发到手除去吃饭的钱以外就比较紧张了。

看到上海的菜价比北京要便宜不少，江泽民感到很安心，因为中国有句老话“民以食为天”，老百姓最重要还是吃得饱，吃得好，如果老百姓对菜价意见大，说明这个市长当得有问题。

在上海初步呆了两个多月，完成了工作交接，了解了全市的基本情况之后，江泽民同志在9月底回了一趟北京。

他在北京只呆了短短一周时间，待到把北京家里该带的都带出来，把该交接的事情办好，回上海时已是9月30日。

第二天10月1日，国庆节，这年国务院刚刚规定了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等公众假日，并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放假制度，所以上海全市放假一天。

80年代的上海

放假了最热闹的应该是菜市场，所以江泽民同志又一次带上秘书兴冲冲直奔菜场，想看看市面上多了些什么好东西。

结果，在菜场看到的一幕却让他目瞪口呆。

三个月一过，菜场的人没变，菜价却蹭蹭猛涨，这天黄鳝的价钱飙到了三块八毛一斤，比六月份涨了一倍还多，最离谱的是大闸蟹卖到五块钱一斤，这到底是吃的大闸蟹还是海参鲍鱼啊？

有个老阿姨在卖黄鳝的摊位前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拿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称了半斤黄鳝，估计也是家里的孙子孙女要吃，否则才不会买呢。

江泽民同志听到她一边买，一边嘴里还嘀咕：“这么贵，吃了成神仙啊。”

这时候旁边就有个嘴快的接了话茬：“看吧，新市长来了啥事没干，小菜场首先涨价。”

1985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乌镇码头和工人一起铲垃圾

听到、看到这些之后江泽民心里很难过，他语气低沉地对秘书说：“上海这么个大城市，如果市民的小菜篮子保不住，就很难稳定。”

当时上海已经是个人口超千万的特大型城市，全市人民每天要吃掉的大米、白面、蔬菜、肉类、鱼虾简直是个天文数字，要当好这么个大城市的家确实很不容易。

时任上海市分管财贸和农村工作的副市长叶公琦回忆说：“江泽民同志到上海之后不久就找到我，问‘上海的老百姓最希望解决什么问题？’”

“我回答：‘上海的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菜篮子，就是每天都要吃的副食品。’”

经过这次“国庆节私访”的事情，江泽民把解决好老百姓“菜篮子”的工作放在了心中最主要的位置上，他缓慢但坚决地说：“我是一名工程师，菜篮子要作为系统工程来抓。”

有了问题不可怕，最重要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系统工程抓哪里？关键是“抓两头”，一头是供给，一头是需求。

1986年元旦在客运总站和旅客一起玩套圈游戏

需求方不急，因为你现在连生产都没有搞定，再多的需求也没用，但是要扩大生产规模，首先就得砸钱。

江泽民同志了解到上海的财政收入比较有限，到了“吃饭财政”的尴尬地步，也就是市级财政收入除了供机关吃饭就没剩下几个子了。

为了解决资金问题，江泽民想了个过渡办法，就是每个大企业按职工人头数出一笔钱交给市财政作为菜篮子改善基金。

上海毕竟是个国有企业发达的大城市，市政府虽穷，但企业不穷啊，所以很快就凑到了上千万的资金。

拿到这笔钱，就得好好考虑怎么花钱，江泽民给大家开会分析：现在的问题表象有很多，本地鸡鸭品种不行，一个下蛋少，一个出肉少；本地猪牛羊的品种也一般，产仔量少，而且长得慢……

但是共性就一个：当家禽家畜的基因长期得不到改善时，其繁殖能力、生长能力就会越来越差，这种问题被称为“种群退化”。

1986年，上海徐汇区一个菜场

既然问题已经明白了，解决也就不难了，快去外地引进良种！江泽民安排商贸局、农业局的同志分头到外地去采购优良品种，顺带再采购一批养殖设备。

这样一来，本地的家禽家畜养殖工业化水平明显提高，就以养鸡而论，一个人原来养500只鸡累得半死，现在一次可以养2000只鸡，而且鸡长得快，一年可以养3拨，总产量顿时提高7-8倍。

蔬菜方面，因为外地菜物流成本还比较高，主要是因地制宜，培育一些适合本地土壤的优良品种，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上海农科院。

没多久，农科院就培育出了被称为“上海青”的本地矮脚青菜、青浦茭白、高产菠菜等良种蔬菜，在1991年的空前严寒和大雪中，全市菜市场一度断供，然而高菜价仅仅持续了三天。

据《上海蔬菜商业志》记载，1985年这年上海蔬菜减产严重，全年产量不到一百万吨，1986年猛飙到124万吨，1987年也有110万吨以上。

从1985年开始，市政府连续三年利用世界银行贷款，配套部分财政支持，在本市郊区的低洼地、滩涂和农田的边角地开挖了15.8万亩的商品鱼池塘，建立商品鱼生产基地。

位于崇明岛的鱼塘

随着池塘的开挖，水产养殖技术、水产养殖品种全面开花。池塘亩产量稳步提升，鱼塘平均亩产达357公斤，“鱼票”这种东西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供应一头解决了，需求也就不难了，因为需求就在那里。

江泽民同志深知：要解决生产和销售高效匹配的问题，必须靠市场，而不能靠政府，所以从1986年开始，原来在供应有限的时期限制需求的肉票、油票、粮票、蛋票这些东西陆续退出了上海的历史舞台，副食品开始全面放开供应。

以菜场供货为例，从1985年开始上海市即由原来的统一管控逐步开放自由采购，计划管理的比例逐年下降。

1987年年初江泽民同志接受记者采访，当被问到“今年市政府的工作重点是什么”的时候，他信心十足地说：

“今年也还是要在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我们要进一步加以改善。老百姓都很关心的，关于生活供应啊，市场供应，就在这几个方面吧，我们准备进一步做工作。”

1986年，考察浦东供水泵站施工进展

短短几年间，上海就彻底改变了过去副食品供应不足的状况。1988年，上海经验被农业部在全国推广，史称“菜篮子”工程。

主政上海时期，江泽民同志经常提到的一句话是：“人民政府要为人民办实事。”工科出身的他不喜欢讲虚头巴脑的概念，最喜欢举数字，讲事实。

1987年初，他给市政府的同志们举了这样几个数字：现在全市职工三代同堂，以及人均居住面积三平米以下的有46.9万户，临时过渡户还有5万户，占到全市人口的近24%。

还有比较离谱的事情：在这将近52万户，200多万人中，还有一些是两对夫妻共居一室的，实在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

还有，上海的基础设施落后，市中心交通拥挤，平均车速只有15公里/小时，跟骑自行车差不了多少，城市排水系统老化，1986年一场暴雨，全市竟然有11万户居民家中受淹。

另外，上海市区的两条河：黄浦江，苏州河，每年黑臭的天数都要占到一半以上，这都是因为工业布局不合理，污水直排，已经严重影响了居民的身体健康。

拥挤的上海街头

上海有这么多问题，光靠空谈是解决不了的，市政府的同志理应行动起来，努力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变上海的城市面貌和居民生活环境！

从1986年开始，江泽民同志就给市政府立了一个规矩：每年限时完成十几件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第二年年初要公布结果，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检查。

1986年度确定的目标是完成十五件实事，包括四个排水系统泵站建设，三条过江轮渡建设，职工调换住房，新增管道煤气和液化气敷设，适龄儿童“保入托、保入园”，三个市区公园、电影院建设等。

在全市人民的一致支持下，这些事情全部完成，有的还提前超额完成了。

然而，这一年让江泽民操心上火的事也有不少，比如上海铁路新客站及外环线工程建设，这个项目是江泽民1985年年底亲自拍板协调的，结果到了1986年春天还处在设计和施工单位极限拉扯的状态。

为了这件大事，他已经到工地开了20次协调会，讲得唇焦舌干，1986年开年之后，施工单位和设计单位又开始扯皮。

1991年，华东水灾时的江泽民

原因是围绕在车站广场下修建地铁折返段和地铁出入口，施工单位表示设计单位出的图纸有问题，他们不敢挑担，设计单位则表示我的图纸也是上面审过的，不能随意修改，你们要提出充分的调整理由。

两家单位你发函我回函，为了一件不大的事扯了一个多月，江泽民十分着急，立即把两个单位的领导找来。

两单位领导来到市政府后，看到3月春寒料峭的天气里江市长只穿了一件衬衣，对他们严厉地说：“不是我急，是老百姓急，他们没那么多精力来陪你们扯皮！”

他这次发火之后，设计和施工单位基本上没有再出什么幺蛾子，1987年12月28日，铁路新客站经过国家验收，正式交付使用。

1987年初，上海市政府再次就去年实事完成的满意度和当年需要办的实事向全市征求意见，有市民在回复中这样写道：

“办实事为人民着想，这正是人民迫切需要的”，“我们希望办实事能年年坚持下去”。

1999年，在河南考察时与群众交流

收到市民的上万份反馈之后，江泽民同志总结道：“人民政府就是要这样为人民扎扎实实办事情。”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