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始皇传位于胡亥这一历史事件。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深受司马迁《史记》的影响，普遍认为李斯、赵高等人篡改了秦始皇的遗诏，从而立胡亥为秦二世。

这一观点在历史上几乎成为了定论，鲜有质疑。

然而，随着2009年北京大学获得的一批西汉简书的问世，这一传统观念开始受到挑战。

那批简书共计3346枚，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先秦历史资料，为研究者们提供了宝贵的史料。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其中一部名为《赵正书》的古文献，对秦始皇传位之事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

据《赵正书》记载，胡亥的继位并非李斯、赵高等人篡改遗诏的结果，而是秦始皇在听取了李斯等大臣的建议后，明确作出的决定。

学者们经过仔细考证，认为《赵正书》的成书年代很可能早于《史记》，因此其记载的真实性也相应地高于后者。

这部古文献详细描述了秦始皇第五次出巡回程途中病亡，以及秦二世继位后的一系列政治动荡，直至秦朝灭亡的历史过程。

其中，关于秦始皇临终前与李斯的对话，更是揭示了胡亥继位的真相。其文曰：

丞相臣斯、御史臣去疾昧死頓首言曰：“今道遠而詔期羣臣，恐大臣之有謀，請立子胡亥為代後。”

王曰：“可。”王死，胡亥立，即殺其兄夫（扶）胥（蘇）、中尉恬、大赦罪人，而免隸臣高以為郎中令。

也就是说，当时秦始皇已病入膏肓，李斯和御史冯去疾冒死进谏，提出立胡亥为帝的建议。

他们担忧，如果立远在边疆征战的公子扶苏为帝，由于路途遥远，恐怕宫中会发生变故。

秦始皇在听取了他们的意见后，表示了认可，于是胡亥得以继承皇位，成为秦朝的第二代皇帝。

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所谓的篡改遗诏之事，一切都是秦始皇的明确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赵正书》在记述秦始皇与秦二世时，采用了“秦王赵正”和“秦王胡亥”的称呼，而非后世常用的“皇帝”称谓。

这一称呼方式，不仅反映了该文献的特定历史视角，也为我们揭示了其背后的历史观与作者可能的身份背景。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赵化成教授，在对《赵正书》进行深入研究后指出：

这种称呼方式实际上暗示了作者并不将秦朝视为正统王朝，而是将其视为战国七雄中的一国。

其实，这种观念并非孤立存在，秦朝灭亡后到了西汉初年，当时的某些贵族士大夫也是这样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汉初时期，以北平侯张苍为代表的贵族士大夫群体，曾对秦朝的正统性提出质疑。

他们依据“五德终始说”，认为真正以水德替代周朝火德的，并非秦朝，而是汉朝。

这一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市场，尤其是对于那些原六国旧贵族后裔来说，他们更难以接受秦朝作为正统王朝的存在。

赵化成教授据此推断，《赵正书》的作者很可能就是这些原六国贵族后裔中的一员，或者至少是一位与张苍观念相近的文人。

他们通过修撰私史，以“秦王”而非“皇帝”来称呼秦始皇与秦二世，正是为了表达自己对秦朝正统性的质疑和对历史事件的独特见解。

如果顺着《赵正书》的观点来进行思考，其实秦始皇立胡亥为太子也许也是其内心的真实想法。

从常理出发，如果秦始皇真的有意让扶苏继承大统，那么他绝不会将扶苏远派至边疆。

这样的安排，不仅让扶苏无法与朝廷中的亲信近臣建立紧密的联系，更无法在咸阳朝廷和宫廷进行布局。

要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有着“五大不在边”是古训。

“五大不在边”出自《左传·昭公十一年》，意思是说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等五种人不应该被派遣到边疆去。

秦始皇作为一代明君，对此自然心知肚明。

因此，他将扶苏安排到边疆，很可能并非出于培养或考验的意图，而是充满了某种深意的布局，甚至可能是对扶苏的一种排斥。

进一步分析，扶苏的身世背景也可能成为他继承皇位道路上的障碍。

据李开元先生的研究，扶苏是楚国女子所生，这意味着他背后承载着楚氏外戚重新崛起的希望。

在权力斗争的漩涡中，这样的身份背景无疑会让扶苏成为众矢之的。

此外，扶苏与秦始皇在价值观上的差异，也可能让始皇帝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忌惮和戒备。

然而，历史的真相往往比表面看起来更加复杂。

与以上观点不同的是，也有学者提出了另一种假设：

胡亥在得知父亲病重将逝的消息后，可能与李斯等人勾结，对秦始皇进行了某种形式的逼宫。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可能出于无奈，只得答应立胡亥为继承者。

而当司马迁撰写《史记》时，由于时间已经久远，且社会上关于此事的传言众多。

他可能在参考《赵正书》等史料的同时，结合当时的舆论环境，将这一历史事件演绎成了李斯、赵高等人篡改遗诏的版本，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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