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民国，你会想到什么？
在不少人的印象里，或许，民国是一个“姑娘撑着油纸伞，走在悠长雨巷”的年代；或许，民国是一个有着陈寅恪、钱钟书、冯友兰、王国维等一众大师的年代…。
于是学术界有个说法——“春秋之后少圣人，民国之后无大师”。此观点虽有失偏颇，但春秋与民国确实是百家争鸣、人才辈出、学术风气活跃的时代，是我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个大书、特书的时期。
但剥开套在外面的时代外壳，民国时期对内党派林立，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对外列强环伺，在华利益纷争不断；所以贵族与饿殍并存，资本家与小地主并存，十里洋场和落后农村并存。
当然还有大师与小丑同在，这是因为在文化上，中西文明激烈碰撞，传统文化与反传统彼此缠斗。
从不同的角度看民国会得到不同的结论，有人会看到的是言论自由、文化兴盛的民国，有人看到的是黑暗腐朽、饿殍遍地的民国，但无可否认的是，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年代，一个堪比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文化兴盛的年代。
那么民国为何多大师？
扎实的国学根基，先进的西学方法，宽松的治学环境或许就是原因之一。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其大背景便是各地诸侯相争，礼崩乐坏，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被打破。在这场大变革中，旧的奴隶主阶级没落了，新的地主阶级兴起了；旧的制度和道德伦理观念，被新的制度和意识理念取代了；阶级矛盾尖锐激烈，兼并战争连年不断，整个社会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大动荡大改组局面。
于是士这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而出。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虽然地位较低，但不乏有学问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形如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商鞅、申不害、张仪、苏秦等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
这些人为了向国君兜售治国理念或思想产品，像求职者转场参加招聘会般，四处投简历，常仆仆行路，周游天下。但由于他们的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或回答现实问题时，提出的主张和要求也不尽相同。于是在著书立说，争辩不休间，出现了百家争鸣，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名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许多学派。
相比之下，民国时期则是国门大开、中西思想碰撞产生的火花，加之军阀混战、缺乏统一思想，就为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土壤。从最初的新文化运动，到1948年这三十多年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进步知识分子的思想从文化领域着手，倡导说白话，反对文言文和旧文学，引入“民主”、“科学”等新思想，通过《新青年》报和北京大学迅速向全国辐射。
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思想解放潮流。于是新旧思想的碰撞造就了一大批大师。
“清华四导师”之一的陈寅恪，原本是一名非常传统的旧文人，但经留学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后眼界大开，以西方研究历史的方法解读中国历史，自成一派，奠定了中国历史科学研发方法的基础。
还有北大陈垣讲课时，先将二十五史从头讲起。学生回忆陈先生，“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对于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1920年12月鲁迅走上北大讲台，身份只不过是一个讲师。
张中行称北大人表面上缺规少矩，却“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梁实秋上课，黑板上不写一字，内功却十分深厚，据说他讲解英格兰的一首诗，不多时便有女生泪下如雨。
钱玄同上课而绝不判卷，为此北大专门给他刻了一个木戳，上写“及格”二字。后钱教授在燕大代课，学校称如不判卷，扣发薪金。钱遂回信附薪金一包，说：“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从命。”
在梁漱溟先生的《我到北大任教》一文中，专门记述了学生朱谦之要学问不要文凭的“拒考”典故，也正是这位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朱谦之，曾让当时的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担心馆内的社科书籍会被他读完”
这种治学环境，广泛盛行在全国各大高校。当时这些高校大多实行的是英美高等教育体系，推行通才教育，学分制下必须要做到必修与选修的结合，高校的各院系不设专业，重视外语、基础理论和人文知识的学习，学生在一、二、三年级重在学习基础理论，四年级着重学习专门知识。
这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推行的苏联模式的专才教育有很大不同，因为后者是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按照苏联工科大学教育模式按系设立专业，有计划、分专业培养技术人才，由学年制取代学分制，学生在修业期间必须按照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并通过每学年所规定的学习课程和教学环节，不能自由选课也不能随便转系或转专业。
虽然在某些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个人兴趣和特长发挥，但相比英美模式，更容易培养适应经济建设所急需的理工科人才。在民国时期，中国高校在英美模式下，则容易产出人文学科的学者，所以当时具有相当影响和水准的大师，大多是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人才。
所以回顾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伴随着新中国各项事业从百废待兴到逐步发展的曲折历程，高等教育的命运与使命的变迁已经开始风云激荡。当时的中国要从新民主义跨入到社会之一，要面对自民国时期就存在的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办学小而全、系科庞杂、师资不足等现实问题。
有关统计显示，1949年全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在校大学生人数仅有11万，其中，工学院每年毕业生连1万人都不到。而1953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在即，苏联支援的156个重点项目使理工人才成为我国最紧缺的“资源”，当时高校的人才培养显然无法满足国家经济建设特别是工业建设的需要。
于是经过小范围的试验后，1951年11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精神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开了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把民国时期效仿英式、美式构建的高校体系改造成效仿苏联式的高校体系，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由此发端。
毫无疑问，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是我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革命。统计显示，院系调整后，全国高校数量由1952年之前的211所下降到1953年的182所，其中包含综合大学14所、工科院校39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高等教育重心从综合类人才的培养转向工业类和师范类人才培养，并且新增了地质、矿冶、电机、化工、土木等专业院系。
调整后工科学生数大增，而人文社会科学由于与紧迫的工业化建设不直接关联而遭到否定，特别是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停止。一大批社会学学者或转行到民族学，或遁入图书馆做资料员。比如南京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就转去了地理系搞经济地理，原金陵大学社会学、经济学教授柯象峰则转到外文系当了普通教师。
其他还有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以及雷洁琼、严景耀、潘光旦等社会学者，他们要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与其本身观点有差别的课程，要亲身参与土改，以明白自身理论错在什么地方。可以说这次与院系调整相结合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算是建国后对知识分子“改造”的第一次。
当然也有逆行者，1953年中国科学院邀请陈寅恪先生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提出“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烈主义，并不学习政治”，最终他没有去成。再后来，民国造就的知识分子被天然地打上“小资产阶级”的烙印，要接受思想改造。
类如北大校长马寅初于1951年10月2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
于是在思想得到统一后，院系调整加强了工程、师范和农林等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培养，使中国的专门学院尤其是工科类专门学院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建设所急需的专门人才，对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改变了工程技术教育过于薄弱的状况。
不过，院系调整后形成的“综合大学（文理学科型）—多科性工科大学—单科性专门学校”的苏式高校设置模式，也由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的相互脱节和分离，影响了学科的交叉与渗透，影响了学科的更新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还妨碍了以后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的结合。
于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随着时代的演进，由多学院合并后称大学的综合性高校日益增多，但这绝非是专门学院的发展道路有差，而是高等教育必须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肩负其不同的历史使命。试想若没有院系调整加强理工、师范、农林等方面的专业人才培养，中国如何用不到30年的时间就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
要知道，1952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仅120亿元，而到了2018年已达到31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约971倍，年均增长11%，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用数十年就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
这些都是民国或建国初不敢想，也不想不到的成果。要知道，民国时期虽然大师云集，但另一方面文盲更是数不胜数。就拿上交大来说，当下的全日制在校生有45701人，其中硕士生、博士生就占到了61.8%，而当年交大只有一个电信研究所，不过10多名硕士研究生。当时的大学毛入学率甚至低于印度等国家。
可见民国多大师固然不错，但之所以群星璀璨，有自身学术功底的因素，也有众星捧月的效果。对此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