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黎朝建立之后虽然与周边国家如占婆、老挝、真腊、暹罗等，都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和交往（包括战争），但如若讨论儒学发展的外部条件，那么影响最大的就是其与中国之间的联系与交往了。

宣德三年（1428年）四月十五日，黎利在东京（今河内）称帝，改元顺天，定国号为大越。

宣德六年（1431年），黎利上表明朝，表明遍寻不著陈朝宗室后裔之后，明朝妥协，封黎利为安南国王，明宣宗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明朝应黎利的请求订立了黎氏向明三年一贡之例，明朝不干涉越南内政，保持和好。

这标志着明朝与安南结束了战争状态，两国的关系重新步入了正常化轨道。越南与中国藩属关系的建立为儒学在后黎朝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这种以稳定、和平、规范为特点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明嘉靖中叶。中国作为儒学的发源地与中心，成为越南儒学新发展的重要来源。

自公元968年越南成为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起，就与中国建立了宗藩关系后黎朝建立之后向明朝三年一贡，贡物主要有代身金人、各种香料、犀角、象牙、象、马等，在不同时期，贡物的内容也会有一些变化。而明朝则本着厚往薄来的原则回赠一些价值不菲且颇具使用价值的物品，如各色绢帛、冠带、钱币，另外还会赏赐一些书籍。

毋庸置疑，中越朝贡往来必然促进了两国的交流，同时对儒学在后黎朝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为儒学在中越之间的传播交流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基本的政治保障。

除此之外，由于后黎朝使臣来往中国会携带商品沿途进行贸易，所以朝贡往来的意义就从官方的交往扩展到了更为广阔的范围之中。

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1434年，黎朝正使黎伟、阮传“多买北货、至三十余抬”1464年，阮如堵、陈封出使中国“鬻买千计，开阖百端”。由于后黎朝出使官员所带物资甚多，因此广西官员曾因此事而上奏“安南朝贡资装甚多，边境民少，不足运送，以致构怨”，明朝也曾专门出台政令限制和惩治后黎朝使臣私买北货的行为，可见当时这一现象之兴盛。但无论如何，后黎朝出使的使臣大多是有着较好儒学修养的进士，他们往来于越南与中国之间，加强了两国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同时对文化的交往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总是要有一定的载体才能体现出来，因此文化在不同区域间的传播，总有一定的模式。或是通过学者群体、人才群体等主体性载体直接进行传播，或是通过媒介、如书籍等客体性载体传播。儒学在后黎朝的传播与发展主要是通过以下一些方式和途径：

1、主体性载体的传播

由于后黎朝与中国保持了较为稳定的藩属关系，因此两国联系交往较为密切，使节往来也比较频繁，后黎朝建立之后向明朝三年一贡，虽然在不同时期这一时间有所变化，但总体来看在后黎朝时期，中越之间的交往比较稳定。后黎朝初期（1428—1452）共出使明朝32次，派往明朝的使臣大多都是有着较高的儒学修养之人。出使中国的黎朝使臣，一般都是从小熟读儒家经典、汉文文史的学者，儒家思想成为他们处理邦交事务的指导思想，孔子的“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思想也经常在他们身上得到体现。他们能诗会赋，机智勇敢，应对明敏，大多深得明朝君臣的赞赏。

由于他们具有较深厚的汉文文史修养，与明清君臣和朝鲜使臣吟诗作赋，成为了沟通后黎朝和明朝感情和维系两国往来的桥梁。同时他们又将在明朝感受到、学习到的先进经验带回国内，促进了中国的科技技术、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在越南的传播，当然也促进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殊域周咨录﹒南蛮﹒安南》记载：

安南“使臣往来，常有文学之人，则往习学艺，遍买经传诸书，并抄取礼仪官制、内外文武等职与其刑律制度，将回本国，一一仿行。因此，风俗文章、字样书写、衣裳制度并科举学校、官制朝仪、礼乐教化，翕然可观”。

除此之外，中越朝贡交往也对儒学在越南民间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明朝时，广西入安南有三条道路，其中由凭祥镇南关入安南道为中越使节往来的最主要的通道。据史书记载：

“到明时奉使者由凭祥州镇南关入”，“关内旧有昭德台，国朝改建堂三间，关外三十里即坡垒驿。于安南入贡期，道府临关启钥，委员赴驿点勘行人贡物，乃许入关。”

这三条道路在越南的市桥江汇集，之后经过慈山府、嘉林县进入河内。因此慈山府的东岸县和嘉林县成为了中越往来使者的必经之路，加之这些地区距离河内较近，在历史上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也比较深，因此这几个地区的儒学教育和文化发展比较发达。

据统计，仅嘉林县在阮朝之前参加科举登科者就有60人，慈山府更是越南中进士最多的一个府，而东岸县也是越南登科人数最多的县。由以上中越贡道沿线科举考试中举的情况可见，中越两国使者的互访确实对越南儒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使团不仅沿途进行贸易活动，而且从中国带回的书籍等其他物品也对沿途居民产生了重要影响。

另一方面，使臣本身皆为博学之士，他们本身对当地的造访就是一种思想文化的传播，当地居民耳濡目染必然会对中国文化以及儒学、科举中第等相关事宜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积极学习效仿。可以说后黎朝与中国朝贡与交通通路的畅通对儒学在越南的兴起，特别是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越南的儒学发展与传播过程中，移民始终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京族）无论是在血缘上还是从文化上都与中国南方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自中国的秦汉至唐末越南的郡县时代，自中原地区南迁的移民对当地的开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千余年的郡县时代，安南历代的内地人士以不同的社会身份和实践形式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制度等各个方面传播并移植到了安南地区，促使当地逐步被纳入中国封建制的统一轨道，至唐末时安南与内地已逐渐趋同。汉字汉文化更是以社会主流文化的身份在安南地区被广泛传播开来。

10世纪中叶，安南地区摆脱了中国的统治，建立了独立的封建国家。但据考证，10世纪中叶割据安南的“十二使君”中至少有阮守捷、陈览、杜景硕的祖先是华人。随着华人与当地人不断地融合，特别是越南进入自主封建时代之后，长期居住当地的华人以及次生越人群体的壮大，许多之前由内地移居交趾—安南的家族身份已不易分辨。但曾经在越南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诸如前黎朝皇帝黎桓、李太祖李公蕴、陈太宗陈日煚、胡朝皇帝胡季等据记载，其先祖均来自中国的内地地区。

正是由于越南与中国特殊的关系，中越之间的民间往来不断。特别是越南的北部，历来是中国华侨迁徙、定居之所。基于政治原因的避难逃亡曾经在越南的郡县时代为儒学在当地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越南成为独立的封建王朝之后，但凡是中国国内发生战乱或是朝代更迭，都有不少中国人避难越南北方，随着这些人安居当地，中国的思想文化，当然也包括儒家思想也被带到了越南。

比如《安南志略》记载的陈仲徽，曾是宋理宗淳熙年间进士。宋亡后入安南，“陈圣王尤加礼遇”，陈仲徽在安南临终前还曾赋诗云：“死做异国他乡鬼，生是江南直谏臣。”元末明初像陈仲徽一般有着较高儒学修养的中原人士避难越南的现象实不在少数。儒学也随着这些人的南迁而在越南传播发展。

虽然从实际来看，元末明初因改朝换代而由中国南迁至越南的中原人士较之宋末元初少，但由于后黎朝建立之前，明朝曾经在越南统治了二十余年，因此在双方停战之后，有不少当时驻守当地的官兵及家眷被滞留在了当地。因此1428年明宣宗还曾诏敕后黎朝：

“所差官吏军人等，被拘留者悉皆发还，所留军器亦悉送纳。”

宣德五年四月又诏曰：

“兵器以卫民也，安南之民皆肤赤子，今留在彼，与在此同，已置不问”。

由此可知，黎利并未遣返所有明朝滞留当地的官民。实际上当时滞留安南的官兵数量甚众，全部遣返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据《明史纪事本末》载：

“计其班师之日，文武吏士携家而归者八万六千六百四十人，为黎贼遮留不遣者尚数万人”。

安南的史学家也认为，当时黎利扣留了部分明人未遣还明，这些人分别被安置在了清义、蓝邑、先平等处居住。

2、客体性载体传播

随着儒学在后黎朝官方正统思想的确立，教育和科举取士等都以儒学为主要内容，因此后黎朝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逐渐开始主动修习儒学，在此背景下，整个社会对儒家经典的需求量大大增加。后黎朝时期，中国的经史书籍在安南的流传主要通过朝廷统一刻印、颁发，学校使用的教科书也是是由官府垄断，统一颁发以供士人学习和考试使用。比如后黎朝前期所用的四书五经等书，都是中国刊行的版本。

对于越南汉喃文献的研究，刘春银、王小盾、陈义主编的《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所收录的越南汉喃文献比较丰富，是中国汉籍传播到越南并为越南所接受重要的证据。

据该书中的统计，目录文献中所包含经部147种、史部1665种、子部1527种、集部1648种，合计共5023种，其中中越南汉文书3729种、喃文书794种、中国重抄重印本500种。在这其中，500种的中国重抄重印本更能证明越南对中国汉籍的主动接受与吸收。

中国的典籍传入越南之后，有一些被越南士人在原本的基础上做注解本、选本，到了后黎朝后期还出现了一些续书，这些再生典籍形成的过程，一方面是中国的儒学被越南接受的表现，同时也是儒学本土化的过程。虽然在明清时期朝廷也有对越南购买书籍的一些限制，后黎朝也曾出于经济等方面的对从中国购买书籍有所控制，但总体来看，书籍作为儒学在越南传播的客观体性载体在后黎朝前期儒学的兴起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