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帝改革是我国历史上的一次著名事件，这场大变革涉及到北魏的政治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以孝文帝力排众议迁都洛阳为最高潮，在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但引人注意的是，公元499年孝文帝去世后仅仅24年，北魏就爆发了六镇之乱，到了公元534年北魏就分裂为东魏西魏正式宣告灭亡，这距离孝文帝改革结束不过35年时间。

那我们不禁想知道，如果孝文帝改革在历史上拥有如此重要地位，为何经历了改革之后35年，曾经强盛的北朝第一帝国北魏就轰然灭亡了呢？

孝文帝改革在历史上地位崇高，但事实上孝文帝死后三十多年北魏就灭亡了

那如此来看，孝文帝改革到底算成功还是算失败呢？

关于孝文帝改革成功还是失败，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那就是孝文帝的改革不是孤立的，甚至也不能单纯算作冯太后改革的延续。

包含冯太后、孝文帝时期在内的北魏中后期改革，是整个拓跋氏皇族推进的北魏国家改革的最后一步。

从北魏建立开始，拓跋氏皇族就已经开始了艰难又决绝的改革进程，而其核心目标是不变的，也就是不断加强拓跋氏皇族集团的统治地位。

在北魏建立之初，道武帝拓跋珪启动了北魏改革进程的第一步。

在那个前秦覆灭、北方大乱的时期，拓跋珪以铁一般的意志，完成了一个近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那就是破除了拓跋氏部落联盟时代其他军事贵族的崇高地位。

在离散部落过程中，拓跋珪发动了多次部落战争，最终击败了贺兰氏、独孤氏为首的其他强大部落，并且把这些部落控制的庞大部民改编为北魏的编户齐民。

一直以来，离散部落政策的意义都被忽视了，可以说，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最为落后的拓跋氏，正是因为推行离散部落政策，才一把把拓跋氏从商周时期的部落联盟时代带到了初步的封建国家时代。

拓跋珪时期推行的离散部落政策，击垮了联盟内部的对手，为北魏皇权发展奠定了基础

离散部落政策扫除了部落联盟内部的竞争者，但即使在拓跋氏皇族内部同样有威胁，那就是游牧民族传统的兄终弟及制度。

整个十六国时期，继承人无法稳定局面的问题一直难以解决，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新生的政权无法提供天然的神圣性，让孱弱的二代们难以控制更加年长的叔叔哥哥，从而导致皇位更迭的情况比比皆是。

北魏二代皇帝拓跋嗣依靠平定弟弟拓跋绍的叛乱继位，加上父亲拓跋珪剪除了不少强大的皇族成员，从而坐稳了皇位。

但拓跋嗣身体不好，如何平稳地把龙椅交给儿子拓跋焘就成了拓跋嗣的一块心病。

这时候，出身清河崔氏的重臣崔浩给拓跋嗣献上了太子监国的策略，让太子提前熟悉、掌控军国大事，培植自己的势力和威望，这为拓跋焘最终顺利掌权奠定了基础。

虽然太子监国制度在拓跋焘时代即失效，但已经完成三代更迭，又统一北方的拓跋氏也已经构建了自己政权的人心威望，从而北魏帝国也终于实现了百年未见的皇位稳定传递。

这样，从386年拓跋珪建立北魏，到471年孝文帝继位，冯太后掌权，近一百年的时间中，拓跋氏历代皇帝呕心沥血，终于打造了一个稳定繁盛的北魏帝国。

但金光闪闪的北魏帝国却暗藏危机，这些危机成为冯太后、孝文帝一系列改革的起因。

北魏发展到冯太后执政时期，整个帝国进入到了一个关键的分水岭。

一方面，之前历代北魏皇帝上马治军、下马治民，北魏的疆域一步步扩大，北魏的国家机器也一步步完善，北魏的综合实力获得了稳步提升。

从拓跋珪开始的封建化进程解决了部落联盟时代势力强大的竞争部落，也解决了兄终弟及的草原传统、形成了稳定的皇位更替。

但另一方面，一些非常致命的问题，已经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北魏皇权的对地方的渗透很不理想。

此时，北魏国家的重心依然集中在以平城为中心的代北地区，对广阔的河北、华北地区的控制并不牢固。

拓跋焘时代在北魏南方地区推行的是“领主督护”制度，也就是北魏朝廷把这些地区的统治权，实际上赋予了地方豪族。

这在北魏前期朝廷实力有待提高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政策。但随着北魏国家实力的膨胀，统治者权力的扩大，原先看着顺眼的各地豪强们也就成了眼中钉。

这些豪强控制一方，赋税交不到北魏朝廷手中，人口也不是北魏朝廷的编户齐民，这是进一步加强封建化、进一步集中皇权的巨大阻碍。

不仅如此，其他一些氏族社会残留也保存在北魏朝廷中，阻碍着北魏国家机器的进一步优化提升。

冯太后和后来的孝文帝决心启动规模更大也更深刻的改革进程。

但冯太后和孝文帝两人主导的改革不是简单的继承关系，两者相比，冯太后的改革过程更加精密，目标比较务实，孝文帝的改革过程更加华丽，目标也更大。

比较两个人改革的过程和目标，可以让我们更好理解孝文帝主导改革成功与否这一问题。

冯太后主导的改革措施干练精妙，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冯太后的核心改革措施在历史上记载的非常清晰，主要有三项:

太和八年（484年），冯太后的第一项改革措施推出，那就是仿效两汉魏晋旧制的“班俸禄”，即由北魏给官吏发放俸禄。

太和九年（485年），冯太后改革第二项措施推出，也就是“均田令”，即由北魏朝廷对无主荒田以政府的名义定时、按人口分授给农民。

太和十年（486年），在冯太后拍板定调下，拥有河西一派文化背景的李冲开始推行冯太后改革的最后一项措施，也就是“三长制”。

可以看到，冯太后三年三项举措，就完成了她主持的北魏中期改革的主体，而且举措也很简单，那为何说冯太后改革精密务实呢？

原因首先在于三项措施的先后顺序大有讲究。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者，人是一切活动的主体，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冯太后这次推行改革阻力很大，尤其是均田地、定三长，那是要从地方实力派里面虎口夺食的。

不是说什么从首都平城里面传出来一道太后懿旨，河北、中原那些有钱有兵的豪族就甘愿把控制地方的权力让给北魏朝廷指派的三长。所以推行改革，首要的就是要有一支能贯彻命令的队伍。

如此再来看冯太后先拍板给北魏官吏发工资，就能理解其中的精妙了。

在之前，北魏官员的钱朝廷是不发的，这就是上文提到的北魏朝廷中一些游牧民族落后残留的表现。

而发钱，谁不喜欢呢？这是阻力最小最容易推行的一个措施，更重要的是，御下之柄不过人财两者，冯太后通过发钱，相当于补足了控制百官第二个最强有力的措施，如此，就能更好依靠他们去推进剩下的措施。

后来张居正推行他的举措，第一炮先抓大明官吏的考核，背后的驭下之术一脉相承。

顺序上环环相扣非常精密，在具体举措的执行和改革的目标上，则非常的务实。

比如，三长制是冯太后改革的核心举措，在讨论阶段反对意见就很激烈，李冲在给冯太后设计三长制时没有一步到位，而是留了余地:

（太和）十年，给事中李沖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

谁是十里八乡里面的强谨者？很大部分都是原先宗主督护制度下的豪族，所以三长制在收回基层控制权的同时，也给予了地方实力派相应的补偿。

而冯太后推行改革的目标主要是进一步集中皇权，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至于对南朝的攻略，她并没有列入主要目标。

但正是在这些举措下，冯太后的改革收获了良好效果，比如三长制推行后:初，百姓咸以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一开始百姓豪强都反对，但施行后却达到了物阜民安的目标。

与冯太后相比，孝文帝亲政之后主导的改革目标更宏大，其实他是要建立一个更加成熟的中原帝国，从而实现经略南朝，乃至一统天下。

所以他的举措更加繁多，包括迁首都、定族等、禁胡语、改汉姓等等。

但通过这些步骤，北魏都城顺利从北方的平城迁到了古都洛阳，其他措施，诸如定族等、禁胡语、改汉姓都得到了非常好的贯彻执行。

如此来看，孝文帝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才对，那为何孝文帝死后三十余年，北魏就轰然倒塌了呢？

关于孝文帝改革的评价，最核心也最常用的一条就是推动了民族融合。确实，定族等、迁首都、禁胡语、改汉姓等措施把拓跋氏和其他北方民族的汉化水平推进到了很高的程度，孝文帝改革也确实当的起这句话。

既然如此，那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孝文帝改革获得的高度评价，和改革之后三十年北魏即灭亡两者之间的矛盾呢？

要理解这种矛盾，就是要认识到我国史者研究历史的宏大视角，经常会从华夏文明发展角度出发认识历史问题。

上文已经提到过，孝文帝改革的目标是很高的，他希望能够通过移植更加成熟稳定的中原王朝制度，把北魏打造成一个更加成熟的中原帝国。

随后凝聚更多资源经略南朝，乃至带领北魏一统天下。

因此他的很多措施更加激进，他的迁都洛阳，他的定族等、改汉姓，都体现了他希望能尽快完成北魏帝国的彻底改造的想法，也确实大大加快了北魏国家的汉化进程。

孝文帝迁都洛阳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把北魏帝国的重心南移，从而更高经略南朝

但孝文帝改革中很多举措推进太快，产生了严重后果，比如六镇之乱。

六镇之乱，是直接导致北魏亡国的重大事件。六镇之乱发生的原因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勇猛善斗的六镇军卒，没有被纳入这一新的资源分配体系。

在古代落后的资源分配技术条件下，首都在哪，哪里就一定是资源最丰富的地方。

在平城时代，北魏首都与北方六镇距离比较近，资源也能分配到塞外之地。

但等孝文帝迁都洛阳，六镇兵卒从原先平城时代的国之肺腑、边疆长城，骤然成为洛阳时代的弃儿，在塞外苦寒之地被遗忘了。

所以最终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与北魏羁縻控制的高车等外族一起反抗北魏朝廷统治，最终导致了北魏亡国。

这是站在北魏帝国的视角来看待孝文帝的改革，那当我们把目光放到整个魏晋南北朝，又会发现孝文帝改革的另一番场景。

在更宏大的视角上我们很容易就看到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了，华夏文明就能继续拧成一股绳，继续海纳百川向前迈进。

融合不好那就是数不清的矛盾和冲突，死亡和战争，就如同十六国时期一样。

从这个视角看，孝文帝把北朝第一帝国生生带到了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区，更大范围、更高程度的民族融合进程开始了。

不仅如此，六镇之乱的爆发，还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最传统保守的塞外鲜卑贵族们也南下了。

以武川怀朔勋贵为代表的军功贵族们，趁着北魏末年的乱世，凭借着超人的军事能力杀向繁盛的中原。

这个群体最有活力，他们平衡着孝文帝的过度汉化和六镇的过度保守，经过西魏-北周-隋朝的沉淀和酝酿，终于缔造了一个崭新的辉煌的中华第二帝国-大唐帝国。

而这一切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孝文帝改革。

可以说，孝文帝改革对北魏这一个帝国而言失败了，但对华夏而言，却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