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渊下令发起了旨在击败洛阳王世充的战争。

这次战争由秦王李世民为统帅，一直持续到了武德四年（621年）五月，最终演变成为唐国、郑国、夏国、突厥乃至江南杜伏威等势力搅在一起的混战。

战争的结果，是李世民率军在洛阳、虎牢关各个击破王世充军（郑军）、窦建德军（夏军），达成了“一战擒两王”的成就，号称唐帝国的立国之战。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战争并没有统一天下，甚至没有统一北方，因此就出现了一种说法，认为吹捧“一战擒两王”是为了给李世民造势，好突出李世民的个人能力。

其实，一战擒两王地位高，是有其内在理由的，绝非因为李世民后来成了皇帝，后世便要给李世民脸上贴金。

甚至应该反过来讲，正是因为这一战地位高、作用大，才成了李世民后来登基的重要资本。

这一战地位高，一是因为在战术层面打的漂亮，未来纵横天下的大唐军队崭露头角；

第二则是在战略层面超预期地实现了作战目标，一次性灭掉了除唐帝国以外仅剩的两个继承了隋朝正统性的势力。

一战擒两王号称唐帝国立国之战，不仅在于这一战打的漂亮，更在于这一战超预期实现了极高的作战目标

正是因为这两点，尤其是容易被人忽视的第二点，才是“一战擒两王”在初唐历史地位非常高，乃至被称作立国之战的真正原因。

理解这一点，要从这次东征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节讲起。

武德三年的这次东征，李渊其实是很急的。

了解历史的读者应该知道，武德三年上半年李唐还打了一场恶战，那就是与刘武周、宋金刚的河东之战。

这一战打的很艰苦，齐王李元吉、裴寂先后被打的丢盔弃甲，唐军损失惨重，最后安排李世民进驻河东才稳住了局面。

而李世民决战时候打的又是几日不解甲的高强度大纵深追逐战（雀鼠谷之战）和正面相抗侧翼突击的运动型阵地战（介休城之战），打的是很累的。

但《资治通鉴》记载的很清楚，当年五月李世民刚回到长安，六月李渊就开始了东征动员，七月李世民就出发了。

东征之战和河东之战仅仅隔了两个月，足见李渊的着急。

李渊这样着急，一是因为灭掉王世充非常重要，必须早下手避免夜长梦多，另一个则是李渊明白，这个时间点其他势力还在观察，再拖下去他们一定会以各种方式介入中原局势。

比如突厥人。

当时，刘武周、宋金刚被击败后，突厥两千骑兵以助战的名义渗透到了河东北部地区，“石岭以北，皆留戌而去”，留下了许多钉子。

而且史书上一个细节是，在李世民返回长安的当月，突厥人就“献馬千匹於王世充，且求婚，世充以宗女妻之”了。

这明显的结盟操作表明，突厥人已经注意到李唐的异军突起，也很清楚一个统一强大的政权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后续他们也确实更大程度上介入了中原局势。

再比如窦建德。

河东之战的同时，窦建德正忙于对付北边的罗艺和南边的孟海公。尤其是罗艺，手下薛万均、薛万彻兄弟武艺高强又颇有谋略，牵制了窦建德大量的精力。

如果等窦建德摆平了河北之地的敌人，他也一定会注意到李唐进攻洛阳对自己的威胁，进而采取动作。

总之，李渊在河东之战结束不久就发起了东征之战，目的就是要打一个时间差，趁着其他势力还在观察的时候，先吞掉王世充。

但唐军的迅速出兵也不能完全抵消外部的恶劣环境，唐朝君臣不得不在东征前后做了很多准备，努力扫平东征的障碍。

《资治通鉴》记载：

（武德三年）八月，上遣使与窦建连和，建德遣同安长公主隨使者俱还。

八月，正是李世民率军东出之后，这条关键史料表明，唐与夏的沟通很有成效，窦建德对李唐的善意给予了积极反馈，当然这背后原因是窦建德这时候还要处理孟海公。

所以到了十一月，窦建德“济河击孟海公”之后，王世充的求救使者也到了，而仅仅三个月后的窦建德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准备介入唐郑之争了。

不仅窦建德，突厥人同样在李世民东征之后不久，就全面介入了中原局势。

按照史书记载，突厥处罗可汗是在十一月，安排了多路大军南下进逼唐帝国边境：

谋使莫賀咄设入自原州，泥步设与师都入自延州，突利可汗与奚、霫、契丹、靺鞨入自幽州。

可以看到，在李唐出兵之后，整个北方局势都被搅动了。

唐军东征是改变当时天下局势的行动，所以突厥人、窦建德等势力迅速有了后续动作

虽然李唐马不停蹄地迅速发起了东征之战，希望在外部其他势力介入之前取得东征的成果，但随着局势的发展，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实现了，这也给整个东征之战带来了极大变数。

这是这一战战术层面打的漂亮的重要原因，因为外部的环境是非常糟糕的，甚至可以称呼一句“火中取栗”。

幸亏李唐立国之初就在北方设立了比较完备的防御体系，加上处罗可汗在不久之后就去世，突厥人的南下暂时被阻止了。

但窦建德介入唐郑之争，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点。

在东征之战一开始，李唐君臣对窦建德势力介入就有一定的预期，而应对的策略很简单，那就是把作战目标限于王世充。

除了李世民之外，其他的李唐高层认为“消灭郑国、攻占洛阳”就已经非常好了，一战擒两王并不在李唐高层的预期之中。

所以在窦建德腾出手来准备阻止唐军的时候，唐军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了。

不仅如此，从七月出兵到第二年上半年，唐军已经围困洛阳城半年多时间了，可谓是师老兵疲。

而且，这支东征部队的组成史书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大概率有不少兵卒都参加过半年前的河东之战。

接连高强度的作战，对军队的士气和体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在古代条件下，这样“压榨”士兵是非常容易发生哗变的。

但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再一次做出了一个超越常规的决定，不仅严厉下令再有敢说退兵的直接斩首，而且率领一部分军队离开围困洛阳城前线，要和以逸待劳的窦建德十余万大军决战。

这个决定，就如同副总经理带领员工已经熬夜加了半年班，这时候甲方又甩过来一个大项目，做不完公司解体全员下岗，但副总经理想都没想，不仅要把手上项目做完，还要拉出来一批员工，同步做新来的项目。

这是这一战战术层面打的漂亮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这支唐军内部的韧性和抗压能力真的非常强，已经初步展现出了未来那一支从朝鲜半岛打穿西部大漠的唐军的风采。

但外部要克服糟糕环境、内部要克服师老兵疲都只是过程，在以结果论成败的战场上，打不赢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

当洛阳城外的唐军听到窦建德出兵的消息后，李世民不顾萧瑀、屈突通、封德彝等人的反对，留下李元吉继续包围洛阳，带领尉迟敬德、程知节、秦琼等人直奔虎牢关而去，唐夏之战正式拉开序幕。

唐夏之战，也是非常具有李世民作战风格的一战，那就是“前期对峙+后期一波流带走”。

在前期对峙期间，李世民会严格约束部伍，同时安排偏师骚扰敌军、攻击粮道；到了后期大军团决战时刻，李世民非常擅长使用精锐兵力突破敌军薄弱点，从而迅速瓦解敌人。

这套打法乍一看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但野战对峙意味着你要在保护自身后勤、破坏对方后勤前提下，持续确保己方军队的士气。

突破敌军薄弱点，则意味着超强地现场洞察力，以及精锐部队的执行力，毕竟“突破”另一个说法就是陷入了敌军重重包围，既能够扰乱敌人，也容易被敌军吃掉。

所以，这套打法背后其实体现出了这支唐军极强的组织力、战斗力，而这也是李世民能够虎牢关前击败夏军、生擒窦建德的最重要凭借。

围困洛阳、虎牢之战的唐军展现了极强的组织力和坚韧性，这也将是未来唐军横扫天下的基础

但上文已经说过，一战擒两王地位高，不仅仅是因为战术层面，更是因为战略层面。

战略层面来讲，这一战一次性解决了对唐帝国继承隋朝正统性最大的两个对手，从此天下再没人能在这一点上对李唐继承隋朝发起挑战。

“正统性”是古代新政权建立的最重要基础。自从秦汉五德始终学说建立之后，能够继承前朝的衣钵，就是正统性最重要的表现。

隋末唐初虽然群雄并起，但到了武德初年，真正能获得隋朝正统性的政权只有三个。

第一是李渊的唐。

李渊太原起兵直插关中，占领了长安，非常明智地首先立了杨佑为以后禅让做准备，获得了隋朝首都+隋朝皇帝两个重要的正统性元素。

第二是王世充的郑。

王世充建立的郑国的正统性也很强。洛阳号称东都，从两汉开始其政治地位就和长安并驾齐驱。

而且王世充抢来的郑国源流是当年隋炀帝正式任命的东都留守班子，杨侗也是根正苗红的皇族，继承自这一支的郑国同样拿到了隋的正统性。

第三就是窦建德的夏。

窦建德既没有占领隋朝都城，也没有挟天子以令诸侯，本来他是挣不到隋朝正统性的。

但窦建德同样很有政治眼光，虽然吃了隋炀帝的苦，但是他擒杀了宇文化及，相当于为隋炀帝报了仇，宇文化及杀死隋炀帝之后掳掠的隋炀帝带到南方的人物器皿也被窦建德继承了，所以夏国也获得了正统性。

因此，到了武德三年前后，天下的局势已经很明朗了，不管有多少势力，但是最终能在正统性上有资格继承天下的就是唐、郑、夏三国。

剩下的人或者投靠三个国家，或者想方设法取代三个国家并继承他们的正统性，不然都很难笼络天下人心了。

看明白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李渊短短三四年就要两次东征洛阳，而且先后安排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为统帅的原因了。

因为对李唐而言，灭掉东边的洛阳势力（第二次起兵时又加上了窦建德），就能够击败对自身正统性威胁最大的势力，就能最好地巩固自身统治。

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唐的东征之战和隋朝跨江灭陈之战，是殊途同归的。

而李世民一战擒两王，用一种完美到夸张的胜利，给李唐的正统性注入了澎湃的力量。

一战擒两王用一种完美的方式证明了李唐才是最强的，也因此为李唐继承隋朝正统性注入了强大力量

再没有用大胜击败你的对手更能证明自身实力的手段了，如果有，那就是一次击败两个对手。

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就能明白在这次作战胜利之后，为什么会有“李世民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勣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前后鼓吹，俘王世充、窦建德及隋乘與御物于太庙”的盛大场面了。

因为李唐在用这种方式让天下人都明白，继承了大隋天命的，就只有大唐了。

普天之下，不知有隋、唯有大唐。

而这，就是一战擒两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