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兵制可谓是大唐帝国的最具代表性的兵制了，尤其在中唐之前，府兵和边防州郡的州兵、都督府的府兵、投降胡族组成的蕃军、招募的义从等诸多部分一起，组成了横扫天下的大唐精锐。

这支部队南征北讨，为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以至于现在网上许多人都讲大唐正是因为无法维持府兵制，才导致了后续安史之乱等许多恶果。

但有个容易被忽略的地方，那就是唐代的府兵本质上是一种的民兵，他们就和我们今天的预备役一样，平时都在务农或工作，定期承担上番任务，遇到作战才会集结出战。

而我们都知道，这种临时训练的民兵在历朝历代都不可能战胜职业军队，那大唐的府兵制又有什么秘密，能把民兵打造成了一支精锐之师，在内征外讨中立下汗马功劳呢？

这背后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初唐的府兵制度立足于东汉末年开始出现的北方军事贵族家族，吸纳了大量大小地主阶层子弟投身军旅。

这支看似民兵的队伍，其中充满了大量祖祖辈辈便投身军旅有钱又有经验的军二代、军三代们，这就是大唐府兵战斗力的来源和保证。

初唐的府兵看似是民兵，其实大多是出身军人世家，战斗力与部落兵不相上下

今天就来聊聊大唐的府兵制是如何把“民兵”打造成“精锐”部队的。

大唐府兵制的内涵其实比较简单，就是政府让一部分出人担任府兵的家庭不需要缴纳赋税，也就是初唐的租庸调，但需要承担上番和征防两项任务。

其中上番就是到长安担任警卫，这是规定动作，每年都要参加；征防就是集结出征，初唐打遍天下无敌手的精锐部队很大一部分就是府兵。

这项制度乍一看可能平平无奇，但这项制度在初唐特殊的背景条件下，却把当时北方地区又有钱、又有家庭积累、又有报效国家意愿的地主阶层优秀子弟吸纳组织了起来，这批人看似民兵，其实个顶个的都是精锐。

大唐府兵制直接继承自隋朝，也是北朝一项特殊的制度，带着北方游牧民族部落兵的色彩。

府兵制的核心是“府”，也就是军府，这是府兵基层组织的泛称。

西魏、北周时期军府的长官是开府，其副为仪同，这也是开府仪同三司的来源。

隋初为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军府即改称骠骑府。隋末，军府称鹰扬府，主官为鹰扬郎将、鹰击郎将。

唐建国后，改鹰扬郎将为军头，鹰击郎将为府副。旋又袭用隋初旧制，初军头为骠骑将军，府副为车骑将军，军府为骠骑府、车骑府。最终到了贞观十年，改名为“折冲府”，演变成了最为我们熟知的模样。

大唐府兵制最核心的运作模式是士兵自己准备主要的武器、粮草，政府免除士兵家庭的租庸调赋税。

《唐律疏议·擅兴律》规定：

禁兵器，谓甲、弩、矛、矟、具装等，依令，私家不合有”；“弓、箭、刀、楯、短矛者，此上五事，私家听有。

也就是说府兵自己至少要准备好弓箭、刀、盾和短矛等装备。

到了《李卫公兵法》里面，规定府兵自带的东西更多：

诸兵士随军被袋上，具注衣服物数并衣资弓箭鞍辔器仗，并令具题本军营州县府卫及己姓名，仍令营官视检押署，营司抄取一本，立为文案。

《李卫公兵法》在唐代类似于作战实用手册，这里面的规定更加贴近唐代行军作战的实际，这里面讲的士兵自带的东西就是著名的唐兵七事，也就是服、被、资、物、弓箭、鞍辔、器仗等七件事物。

唐代府兵除了铠甲、弩等重武器，都需要自己准备，这体现出了初唐尚武的风气，也是府兵制运转的重要基础

不仅是装备自带，就是粮食也要府兵自己携带，“司仓及佐，捉搦兵士粮食，封署点检，勿令广费”，就是到了集中地后会把士兵的粮食收集起来，士兵用“食券”来取用。

唐代府兵出征要自备一部分粮食这个情况，这和我们通常理解的出征作战的后勤补给可谓是有天壤之别。

这个安排也被很多人认为是府兵制度的一大优点，减少了政府的后勤负担，所谓寓兵于民。

但我们简单比对一下就能发现，和府兵不需要缴纳的租庸调相比，参与征战需要自己携带的武器、粮草要多的多。

这看似不是一个公平的交换，但却是初唐府兵制能够吸纳精锐的军事地主阶层子弟参与府兵体系的重要原因，因为唐政府给予府兵了另一个优惠，那就是分配土地了。

我们都知道唐代施行了均田制。但大家可不要被“均田”给骗了，以为这是全天下人一起去分土地。

均田制确实有一个基础的按人头分配的土地份额，但那就和基础绩效一样，也就能勉强保证你饿不死。

按照唐代均田制规定，丁男、中男受田百亩，20亩为永业田，80亩为口分田，永业田是你能世代拥有的，口分田到了六十岁还一半，死了全还。

在唐代的生产力水平下，一百亩土地当然能养活一家人，但这种授田一般都不是全额授田，缩水一半甚至更多是普遍现象，这种情况下养家糊口就有些难了。

与之相比，获得了官职或者勋位之后就能有更多的田地。

比如官贵永业田为亲王10，000亩，正一品6000亩，从一品5000亩，一直到八品、九品200亩。

勋田也很可观，唐代勋官12转，也就是12级，其中最高等的为上柱国勋田足足3000亩，最低等的武骑尉也有60亩。

这种规定授予的田地面积虽然与实际授田的面积往往有差别，但在均田制下，唐代百姓获取土地的途径主要有继承的祖业、官府授田（皇帝赐田、勋田）、买田3大类6小类，可以说授田是唐代百姓实现阶层跃升最重要的途径了。

而刚刚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初唐，做官对绝大多数普通人，甚至是中小地主而言是个不可能的梦想，所以从军入征获取勋官，成为了普通人提升社会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最优选择。

我们可以这样讲，对初唐的百姓而言，加入军队，就和北宋之后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具有几乎完全一样的作用。

后世的士人有多么汲汲于参加科举考试，初唐的百姓和中小地主，尤其是打了几百年仗的关中、陇右、河东等北方地区的民众就有多大的积极性参与府兵。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自备装备参与府兵-上番或者出征赢得勋官-依靠勋官提高社会地位获得勋田-吸引更多优秀的人加入府兵这个正向循环被建立起来了。

而且这套正向循环还有两个别的朝代不具备的优势，第一个是初唐时候北方地区大大小小的军事家族真的太多了，人们也热衷于骑马射箭，这为大唐筛选府兵提供了基础。

如果我们注意观察就能发现，大唐有非常多几代为兵为将的大小家族。

唐朝初年瓜州著名的军府大黄府，有一任统军名为郭钦，这个名字绝大多数人想必都没听过，但他有个儿子叫郭才，有个孙子叫郭师，重孙则是开元天宝大唐西北名将郭知运。

类似于郭知运这样的将门世家子弟进入府兵之后一般会从基层尉官做起，所以唐军基层军官团素质非常高

类似于郭钦这样的家族是唐代初年北方众多军事地主阶层的典型代表，这些人父子甚至祖孙都在军中效力，他们的家学就是骑马射箭、行军作战。

这种家族的子孙以府兵的身份上番或者出征，看似是一年才集训一段时间的民兵，其实则是刚会走路就舞棒弄枪，自己的爸爸甚至爷爷也都能指点一二的军二代、军三代。

这种人放到初唐战场上，可不是民兵，这是实打实的精锐，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加强隋末唐初留下的百战余勇，贞观四年李靖就能带军横扫突厥。

其次则是初唐时候经过隋末战乱，人少地多，政治清明，土地这个吸引大小地主参与府兵的最核心资源还能相对公正的分配下去，这样就能够杜绝战士流血又流泪，也能保证兵源的质量。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初唐的民兵府兵战斗力非常的强悍，可以说是一支完全不逊色于蕃兵的精锐力量。

比如著名的李靖贞观四年灭东突厥之战。

当时在决定性的阴山之战突袭突厥颉利可汗牙帐中，苏定方以匡道府折冲身份带领骑兵二百为前锋取得重大战果。

按照初唐府兵规定，调发全府即由折冲都尉率领；调发不尽，则由果毅或别将率领。

所以匡道府折冲苏定方带领的两百骑兵精锐，大概率是匡道府的府兵，而府兵分为步兵和骑兵，这两百骑兵能突击突厥颉利可汗的牙帐，足见府兵骑兵的实力。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贞观十五年，唐击吐谷浑，果毅都尉席君买以精骑百二十击败吐谷浑丞相所领军队。

贞观十九年唐太宗东征高丽，辽东城之役中江夏王李道宗以骑兵四千对高丽步骑四万，果毅都尉马文举直前冲击。

还有上文提到的郭知运，他也曾以秦州三度府果毅的身份跟从名将郭虔瓘进攻突厥。

这些人以折冲府各级将领身份参与战斗，带领的基本可以断定就是本府的府兵，这些府兵承担了破阵先登等各种艰难核心的任务，取得了突出的战果，足见初唐府兵的实力。

那这么好的府兵制度，为何最后逐渐没法实行了呢？

因为支撑府兵制运转的最核心资源，也就是土地，运转不良了。

府兵上番或者出征代价是很大的，不仅要自己准备武器粮食，还白白耽误一个壮劳力，更有很大可能战死沙场。

府兵制度能顺利运转，能吸引更多中小地主家庭的人参与，就在于朝廷能够给予勋官和勋官背后的土地。

但逐渐的随着人口增多，官吏腐败，上番或者出征之后获得了勋官，但是拿不到对应的土地了。

大唐府兵制是按照资财、材力和丁口的三项标准来选拔的，资材是要求你家里有钱，材力是要求你自己身强体壮，丁口是要求你家族里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可以看到这也是为了确保有条件的人，也就是中小地主参加府兵。

但随着土地不能顺利分配，中小地主也经不起折腾了，倾家荡产的越来越多，大家就不想或者不能参加府兵了。

更加上有不少达官显贵贿赂征兵的官吏，让贫穷人家的子弟，甚至家里只有一个儿子的人家去参加府兵竭泽而渔，府兵制度逐渐失去了生命力，人们也不得不选择了逃走，成为了流民。

随着均田制的解体，府兵制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我国古代兵制最终彻底转向了募兵制

据天宝十载户籍残卷，敦煌县从化乡见在140人，已有35人逃走；另一乡见在175人，已有9人逃走，逃亡比例很大。

从当日敦煌县从化乡和另一乡的情况来看，卫士出于中下户1人、下上户5人、下中户7人、下下户52人，府兵的征发反而都集中到了穷人身上。

最终，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种独特的兵制终于到了生命的尽头，我们所熟知的“募兵制”，也就是职业军队开始成为大唐军队的主体。

募兵制下士兵的训练有了保证，兵源也比较稳定，这也是大唐在武则天时代边防告急之后，能够在唐玄宗时期重新恢复对周边地区的压制的重要原因。

但募兵制下朝廷承担全部后勤补给，唐初边防军费只有200万贯，到了天宝年间已经达到了1200万贯，增长了六倍多。

初唐竞相从军的景象没有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军人世家也消失不见了，曾经为大唐南征北讨的府兵也就此消失在了历史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