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可谓是唐代乃至整个中古时期一件大事，对唐朝乃至我国历史进程都有深远影响。

但这场叛乱有个让人好奇的地方，就是作为叛乱核心的安禄山在757年就因内乱被杀了，但整场叛乱却直到783年史朝义被杀才算终结，中间经历了7年。

照常理讲，内部不稳定对叛乱一方来讲是致命打击，因为和统治架构相对完善的朝廷一方相比，叛乱一方更加依赖首领人物。

但安禄山被杀后，叛军不仅依次推出了安庆绪、史思明、史朝义等人继续对抗朝廷，而且整场叛乱更是持续了七年之久，和历朝历代其他叛乱截然不同。

这个现象背后反映的，是安史之乱超出其他王朝一般叛乱的特点。

这场叛乱绝非只因为安禄山狼子野心掀起的，这场叛乱发生背后有深刻的地域、政治、种族、阶层背景，可以称之为大唐版本的“五胡乱华”。

幸亏大唐帝国过去一百五十年足够辉煌，也因为大唐帝国强大的内在生命力，才让这场足以覆灭帝国的叛乱被平息，且大唐又绵延了一个半世纪。

关西和关东两个地域概念以潼关、太行山一线作为模糊的划分依据，关东和关西的地域之争，是贯穿隋唐历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关西和关东地域之争可以远溯至战国时期。

当时，秦帝国以关西之地对抗关东六国，最终一统天下，但关东旧六国贵族从来没有真正融入秦帝国，最终秦帝国也是被关东六国势力推翻。

西汉刘邦在张良等人建议下定都关西，是借助不久之前秦帝国以关西之地镇压关东的经验，掌控天下，但依然留下了分封诸王于关东之地的隐患，最终在汉武帝时期才得以彻底解除。

刘邦分封异姓王几乎就是秦与关东六国翻版，幸亏韩信等人被杀、汉景帝时期平定七国之乱，否则汉也是秦的下场

但此后东汉建都关东洛阳，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政权多在关东洛阳、邺城等地建都的经历，关东之地也逐渐恢复了秦-西汉时期失去的“帝王之资”。

一直到北魏末年发生六镇之乱，西魏-北周一系的武川镇贵族立足关西，东魏-北齐一系的怀朔镇贵族则盘踞关东。

最终，天下由西向东完成了统一，再现了战国末年秦帝国以关西灭关东的历史时刻，北周灭亡北齐，关西也再次战胜关东，但绵延近千年的东西对抗并没有消失。

北周大象二年（580年），韦孝宽在杨坚安排下，击败尉迟迥后彻底摧毁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就是要毁掉关东的帝王之资。

而唐初李渊杀窦建德却放王世充，也可以看做关西势力对关东势力的打压。

即使在唐初重修氏族志过程中，不仅是对五姓七望为代表的门阀势力进行打压，也是对关东势力的打压。

因为五姓七望除了陇西李氏在陇右，太原王氏在河东，其余四姓五望全在河北、山东等关东核心地带。

这种地域之争为后来安史之乱的爆发乃至之后形成的河朔藩镇相对独立最大的意义，是给予了安史叛军一个“坚实的政治纲领”，也就是关东自古以来就在与关西对抗，也能与关西对抗。

所以这场叛乱在一开始就树立了“金土相代”的德运（唐为土德）更替目标，而这种谶纬之说在汉唐时代是典型的帝王之说。

帝王之资加上帝王之说，安禄山发动的叛乱不能用营州杂胡的狼子野心来简单描述，其背后有相当深刻的地域对抗基础。

而即使在安禄山集团陷入潼关难破的危机时刻，刚从潼关前线返回的安禄山重要谋士田乾真依然不慌不忙地为安禄山谋划了新的未来：

纵大事不成，犹可效袁本初以数万之众据守河北之地，亦足过十年五岁耳。

即使无法代唐自立，我们依然能和当年袁绍一样拥众据守河北之地，撑个十年八年不成问题。

田乾真竟然搬出了三国时期袁绍占据冀州争雄天下的例子，来为安禄山集团规划新的未来，从这里足以再次佐证关西关东千年对抗的深厚基础。

正是在这一背景支撑下，这一看似松散的叛军集团其实具有相当的内部凝聚力，尤其是在唐帝国政府失守潼关这一巨大失误之下，唐帝国从初期占据巨大优势陷入了与叛军的消耗战。

但我们不能把这种地域对抗延伸理解成关西关东所有群体之间的对抗。

怎么理解呢？就是关西关东对抗体现在群体层面的，是统治阶层之间的对抗，并非从上到下各群体之间的全面对抗。

有人在关西关东对抗之下偷换概念，认为这种对抗是从上到下各群体普遍的对抗，是河北士民支持叛军对抗唐廷中央，以此消解我国大一统的传统，那就是别有用心了。

事实上，安史叛军在河北地区多有屠杀，河北团结兵也大多支持朝廷的朔方军，颜杲卿也曾号召“十五郡皆为国家所守”。

这些都证明，并非河北士民支持叛军，更准确的说法其实是关西关东两边的统治阶层为了各自利益在裹挟士民搏杀，普通人是这场叛乱中的最大受害者。

总之，绵延近千年的关西关东对抗格局，为安禄山发起叛乱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力量和可观的地方实力派人物支持。

但地域对抗还不足以完全解释安史之乱为何如此持久，其背后还有唐帝国自身残酷的政治斗争原因在。

唐肃宗李亨是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四月李隆基第二子太子李瑛被废杀后立为太子。

在开元后期到安史之乱这段时间，天子党（宰相党）和太子党之间的斗争陷入白热化，政治斗争全面影响了唐帝国的正常运转。

李隆基、李亨两派的斗争，是许多开元天宝、安史之乱时期重大事件的背后的真正原因，甚至可以讲，安史之乱的爆发也是这一斗争的结果。

中古时期太子拥有属官地位高崇，因此李隆基通过幕后支持李林甫杨国忠两任权相的方式平衡李亨的势力

作为一个政治斗争高手，李隆基对李亨的打压不会亲自下手，而是通过李林甫、杨国忠前后两任权相在台前与李亨对垒，自己居中掌握平衡，以此掌控全场。

当时，太子党与宰相党的斗争已经从中央扩大到了边疆重镇，对于以武立国的李唐王朝，君臣都很明白军权的重要性。

因此边将成为李亨与李林甫、杨国忠斗争的重要参与者，而边将不管是出于各自政治理念不同，还是应对日渐严重的派系斗争，也自觉不自觉的逐渐向“宰相”和“太子”靠拢，双方的斗争日渐严重。

在李林甫执政时期，他主要通过扶持以安禄山为首的东北边将，来对抗亲近李亨的西北边将。

对安禄山与李林甫的关系，《旧唐书》的说法想必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李林甫为“杜出将入相之源，而用寒族、蕃人，使之专任大将”，最终“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

实际上，李林甫确实扶持了安禄山，却不是杜绝别人出将入相的道路，而是在唐玄宗授意下拉拢东北边将，以制衡以王忠嗣为首的更亲近李亨的西北边将罢了。

王忠嗣是玄宗朝名将，出身将门世家，父亲王海宾战死后，以烈士遗孤身份被唐玄宗接入宫中扶养。

王忠嗣比李亨大5岁，年龄相仿，在宫中这段时间让两人建立了深厚友谊。

随着开元十八年（730年）王忠嗣出任河西兵马使随河西节度使萧嵩出征，正式踏入沙场。

而李亨早年曾领安西大都护，后徙封忠王兼朔方大使、单于大都护，这些大使、都护职位虽是遥领，但每年安西、单于副大都护回京述职照例都要走访李亨，因此李亨与西北诸镇很早就建立了若即若离的关系。

而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李亨又被立为太子，这时候王忠嗣在西北征战屡立战功，地位越来越高，在童年友谊和关键位置的共同作用下，两人关系更加密切。

王忠嗣对李亨最大的支持，就是给李亨拉来了朔方、陇右等西北重镇的支持。

王忠嗣是担任朔方节度使时间最长的一线将领（开元二十九年至天宝五年），在此期间他提拔任用了诸如李光弼、哥舒翰、王思礼等一大批实权派。

同时王忠嗣也以自己为纽带，间接实现了这批新晋将领与李亨的结合，让李亨拥有了压倒李林甫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爆发了激烈冲突，造成了非常有破坏性的后果。

首先就是王忠嗣、皇甫惟明等人被贬斥、被杀。

按照史书记载，王忠嗣从巅峰跌落是因为天宝六年不同意玄宗进攻吐蕃石堡城的命令，被李林甫趁机诬陷拥李亨为帝。这次王忠嗣差点被杀，幸亏哥舒翰为其担保转才贬为汉阳太守，最终在天宝八年（749年）暴死，年仅四十五岁。

皇甫惟明曾为“忠王友”，他被贬被杀的时间早王忠嗣一年，过程则非常接近。天宝五年入朝时他见李林甫专权，就劝玄宗废黜李林甫，结果反被李林甫诬称他与太子妃兄韦坚谋废立，先贬播川太守，第二年被杀。

皇甫惟明、韦坚攻击李林甫在前，以谋逆被废黜处死在后，李亨和李隆基虽然没有出面，背后却是两人的斗争

两人废黜被杀表面上是遭到了李林甫的诬陷打压，但结合他俩与李亨的关系，其背后是太子党对宰相党的进攻，结果在李隆基默许下，太子党反被宰相党抓住机会反打成功。

王忠嗣、皇甫惟明等名将的贬斥被杀，极大打击了李亨的势力，但同时也无异于自毁长城。

安史之乱时李隆基不得不启用更加中立的安西都护府一派的高仙芝、封常清，或者地位远逊于王忠嗣的郭子仪，就是这一后果的直接表现。

假设王忠嗣不死，不仅安禄山反不反还要两说，两军对垒之时，西北军团也能以全盛之资对抗幽营大军。

其次则是诱发了安禄山反叛。

天宝六年（747）记载安禄山入朝时发生的安禄山见李亨不拜事件。

（李隆基）又尝命见太子，禄山不拜……拱立曰：“臣胡人，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储君也，朕千秋万岁后，代朕君汝者也。”禄山曰：“臣愚，向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

这段记载通常都作为安禄山谄媚事上的证据，但这其实是李隆基逼迫安禄山敲打李亨。

天宝六年（747年）正好王忠嗣构陷下狱的同年，上文已经说了，王忠嗣、皇甫惟明事件都是李隆基默许下宰相党对太子党的反击。

这个时刻东北军团核心将领进京时候却被带到太子李亨面前，又接连出现了不拜、不知太子何官、惟知陛下一人这些指向性明显的记载，很明显是李隆基在敲打李亨。

更毒的是，这次会面也堵死了安禄山投靠李亨的可能，而与太子交恶让安禄山未来堪忧，作为手握重兵的边将，发动叛乱反而成了他破局的最优选择。

最后则是导致改写安史之乱走向的哥舒翰失潼关之战。

在丢失潼关之前，唐朝官军已经形成了对叛军的绝对优势，甚至安禄山自己都惶恐不安，怒斥当初为他起兵鞍前马后出力甚多的高尚等人害他。

按照史书记载，哥舒翰在潼关采取坚守策略，让燕军难以逾越潼关天险，燕军阵营的形势也愈加恶劣。

结果杨国忠向唐玄宗进谗言，说哥舒翰迟留不进，加上此时燕军大将崔乾祐示敌以弱，让唐玄宗认为唐军对燕军占据绝对优势，催促哥舒翰出战，最终唐军战败，潼关失守，燕军西进占领长安，安史之乱彻底不可收拾。

表面看，潼关失守看似是杨国忠小人谗言蛊惑玄宗，但在这层表象之下，依然是愈加激烈的李亨与李隆基之争。

在哥舒翰之前，李隆基启用的是相对中立的安西都护府一派将领，也就是高仙芝、封常清，两人作战不利被杀后，玄宗不得不启用哥舒翰。

而上文已经讲了，哥舒翰属于李亨一派，所以在这个时候，李亨掌握了关键的长安以东的军权，对杨国忠乃至李隆基都构成了巨大威胁。

史书记载，王思礼曾经在潼关向哥舒翰进言要“清君侧”，也就是杀杨国忠，保李亨。

翰至潼关，或劝翰曰：“……公若留兵三万守关，悉以精锐回诛国忠，此汉挫七国之计也，公以为何如？

虽然最终哥舒翰没有同意，但朔方一系军将在安禄山叛乱这个敏感时刻，暴露出了力保李亨的强烈意图。

所以表面上杨国忠诬告哥舒翰迟留不进，实际上是在提醒李隆基李亨一派拥兵自重，这才是李隆基多次催促哥舒翰出战的背后原因。

不仅如此，李隆基在东北军团反叛，西北军团大多支持李亨的局面下，迅速拉来了剑南势力为自己保驾护航。

安排剑南军将李福、刘光庭分别统领监牧小儿三千人，又让杨国忠的心腹杜乾运率军一万屯兵灞上，看似是作为潼关大军的后援，实际上则是防备哥舒翰回师长安。

李隆基权力欲望很强，在东北军团反叛，西北军团亲近儿子李亨时，他又拉出了剑南势力为自己保驾护航

可以看到，即使是在清除叛乱的关键时候，李隆基和李亨之间依然在明争暗斗，严重掣肘了军事行动，让平叛初期占据绝对优势的唐廷屡失良机，成为导致安史之乱久拖不决另一个重要因素。

安史之乱持续如此之久最后一个原因，在于这次叛乱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胡人作乱，安禄山等人在胡族外衣下高明地借助了儒家传统的力量，团结了很多河北地区的士大夫阶层参与叛乱，胡汉联合为这场叛乱提供了更加雄厚的力量。

唐代中期东北地区的胡化加速，成为安史之乱发生的重要背景。

但需要注意的是，安禄山所代表的突厥化的粟特人，在一开始是作为压制更加强大的东北胡族而被唐帝国重用的，那就是高丽和契丹、奚。

高丽一族主要来自于隋唐时期中原帝国对高句丽王国的持续性讨伐。崛起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句丽国在隋朝初年已经成为东北地区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这就是为何隋文帝、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4代帝王持续用兵东北的原因。

随着高句丽国的覆灭，大量高句丽遗民进入唐帝国控制下的东北乃至其他地区，高仙芝、黑齿常之等高丽血统大将在武则天、唐玄宗时期闪耀疆场，就是高丽遗民大量进入唐帝国统治地区的明证。

而契丹和奚更是一直以来最让唐帝国头疼的两蕃，武则天时期，随着东突厥第二帝国默啜可汗崛起，东北两蕃与突厥人联合威胁更大，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唐左武卫将军、松漠都督契丹李尽忠反叛，甚至一度打到河北地区。

唐玄宗时期，依靠着重新改组帝国军队，终于重新稳定了东北局势，但高丽、两蕃的威胁依然很大。

这时候随着东突厥第二帝国崩溃粟特人流入东北地区，唐帝国开始以人数更少的粟特人取代压制高丽、契丹和奚人，这成为以安禄山为代表的突厥化粟特人崛起的大背景。

安禄山出身突厥化粟特人，但他明智地吸纳了其他各族人才尤其是汉族士人加入自己阵营，为叛乱提供了支撑

但安禄山发动叛乱并没有狭隘地只吸纳粟特人等胡族，而是积极吸引唐帝国其他人才，尤其是汉族士人。

在唐代中期，由于帝国事务日渐复杂，逐渐年迈的唐玄宗倾向于使用有能力的人长期掌权，这也影响到了整个帝国的人才选拔机制。

许多身怀才干的人难以得到任用，只好远走边疆幕府，而安禄山非常注意笼络这些人，如梁令直经安禄山推荐“充节度支度陆运营田四蕃两府等判官”，甄济也是经推荐得“充范阳郡节度掌书记”，甚至颜杲卿也是被安禄山举荐才得以以幕僚身份一路升迁并摄理常山的。

这批人有许多如颜杲卿一样在听到安禄山发动叛乱后毅然站在了唐帝国一边，但也有许多人尽心尽力为安禄山出谋划策。

这批人以张通儒、李庭坚、平冽、李史鱼、独孤问俗、高尚等为核心，大多出身寒门，急需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在感念安禄山知人善任之下，投入了安禄山阵营。

整体而言，安禄山融合胡汉人才的政策是成功的，甚至连薛仁贵的孙子薛嵩都投入了叛军阵中，足见安史之乱并非单纯的胡人为乱。

这种胡汉联合的模式也给叛军阵营提供了强大生命力，骁勇善战的胡族将领加上能谋善断的文人谋士，为叛军阵营提供了强大支撑。

这批人因安禄山的组织联络而集合起来，同时又有自己的切身利益，因而可以在安禄山被杀后相继推出3任首领继续与朝廷对抗。

甚至到了史朝义被杀后继续在河朔地区维持了相对独立状态，堪称国中之国。

安史之乱后倒逼唐帝国开始了新的发展，由藩镇-文官集团-宦官集团支撑的新体系建立起来了，两税法也推行了，更加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使职系统也建立起来了，中晚唐和初唐盛唐有很大不同，反而开启了两宋之后我国历史的下半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安史之乱不能算作一次单纯的叛乱，而是更像一次基于深刻地域、政治、种族和阶层背景的变革。就像是五胡乱华改写了华夏历史走向一样，安史之乱也深刻改写了后面历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