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出名的一场叛乱了，这场叛乱爆发于唐帝国东北，断送了大唐帝国既有的历史进程，也把唐朝历史，乃至于整个中国的历史拦腰分成了两半。

最令人遗憾的是，不同于历代大一统王朝末年的动乱，安史之乱是少有的爆发于统一帝国强盛时期的叛乱，所以还谈不上类似于汉末、明末那种不可收拾的局面，和唐末相比形势也是好上不少。安史之乱最后整整持续八年，而且让唐帝国由盛转衰，更多的是人祸导致。

如果不是唐廷统治者一步错步步错，这场叛乱本可以迅速就被平息，其中最关键的时间节点毫无疑问就是叛乱爆发初期的潼关保卫战。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唐玄宗心力憔悴、错招迭出，冤杀名震西域的宿将高仙芝、封常清，逼令哥舒翰出关与叛军决战，终于导致潼关失守，叛军一鼓作气攻入长安，让整场叛乱愈演愈烈、不可收拾，成为唐帝国历史的转折点。

安史之乱爆发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11月份，虽然持续了8年之久，但这场叛乱在一开始并不具备后来改变大唐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破坏性。事实上，安禄山在从幽州起兵南下，并迅速击穿整个河北进攻到黄河沿岸之后，就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阻挠。

首先就是华北各处忠于唐朝廷的地方官吏和地方军队的反击。安禄山虽然最后身兼范阳平卢乃至河东节度使等要职，但节度使缘边设置，并不统辖腹地，而且今天的华北平原地区有非常深厚的民兵传统，也就是所谓的“团结兵”。

团结兵是一种介于府兵和募兵之间的军队。由于武则天时期丢掉了安东都护府，契丹和奚等外族直接推到了今天的北京外围，为了拱卫重要的东都及中原地区，唐朝中央就开始在河北的州县征召民兵，作为除边兵之外的第二道防线。

在安禄山叛军南下的过程中，一部分华北地区的地方官吏望风而降，或者弃城逃跑，但也有不少地方官吏忠于大唐，并开始反击安禄山，最出名的莫过于河北的颜真卿、颜杲卿兄弟二人。

颜杲卿（692-756）左、颜真卿（709-784），杲卿镇守常山殉国，真卿代宗时死于叛军李希烈之手，满门忠烈

颜真卿当时是平原郡（大概今天的德州）的长官，作为一个忠贞且主观能动性强的干吏，他比较早的就知道安禄山在东北大肆封赏、聚集部族不会有什么好事，于是“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壮,实仓凛……及禄山反……真卿使亲客密怀购贼碟诣诸郡,由是诸郡多应者。”

趁着下雨的由头筑城墙、广积粮，等安禄山反了迅速安排手下联络华北地区各州郡。说实话，当时大唐如日中天，州郡长官多少还都读了一些圣贤书，分得清黑白正逆，所以和颜真卿抗击安禄山几乎同时，饶阳（深州）、河间（赢州）等华北六郡都起兵反安，加上有了平原居中联络，大家就形成了一个反安联盟。

而第二个反击来自于唐廷中央的部署。在初期的震惊之后，唐玄宗以及此时的权相杨国忠又陡然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心态，也就是认为安禄山反叛不过是小打小闹，迅速就可以被平定。杨国忠更是洋洋得意，因为他确实在早几年就一直在玄宗耳边吹风安禄山一定要反，如今安禄山真的反了，他第一反应就是“我多么英明神武”，全然不顾安禄山反叛本身就有他从中逼迫的一份原因。

但不管如何，在初期的震惊和轻蔑之后，大唐的反击开始了。因为西北和西域的边兵远水解不了近渴，加上此时两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封长清都在长安，玄宗便接连让两人东行，募兵对抗安禄山。

但是，最犀利的反击来自朔方以及河东两个靠近战场的蕃镇。说实话，华北地区的团结兵和蕃镇健儿是不能比的，高仙芝和封长清招募的也都是临时报名的市井小民，能打败边兵的，只有另外蕃镇的边兵，而最靠近范阳平卢的河东（今天山西）就成了唐帝国最有力的反击，后来的名将郭子仪、李光弼整军备战磨刀霍霍，时刻准备从山西出击，过太行山直接抄了安禄山的老家。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颜真卿的另一个兄弟颜杲卿了。颜杲卿此时也在华北任职，担任常山太守。和颜真卿的平原郡不一样，常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正好堵在了沟通河东与河朔的井陉口旁边。井陉口大家想必都知道，著名的太行八陉之一，沟通河东与河北，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安禄山挥师南下走的正是常山附近的道路。

颜杲卿是忠臣，但不是愚忠，他手下几千州兵当然不是安禄山十五万大军的对手，所以颜杲卿略一思索就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直接投降了安禄山。颜氏兄弟名声在外，加上能力出众，所以安禄山并没有撤换颜杲卿，只是安排了手下大将李钦凑率军守住井陉口，另外安排提拔他的张守珪之子张献诚，守住常山附近的博陵（大概今天的河北定州附近），随后便迅速南下。

而正是这个决定，为唐王朝赢得了一个巨大的机会，几乎可以提前结束安禄山反叛之旅。

南下的安禄山迅速渡过了黄河，幽州铁骑杀到了中原腹地，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此时的叛军却遇到了反叛以来的最大危机，他们的身后，本应该属于安禄山势力范围的河北后院起火了。

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安禄山南下不久，颜杲卿就以酒宴为名斩杀了替安禄山镇守井陉口的李钦凑，生擒了替安禄山来河北征兵的心腹将领，不仅控制了沟通河东藩镇与华北的要道，还合并了李钦凑的部分士卒。

更重要的是，控制了井陉口的颜杲卿让人四下里宣扬“官军就要过井陉口杀奔河北而来”的消息，还专门让使节跑到张献诚军中劝说他“足下所将多团练之人,无坚甲利兵,难以当山西劲兵”。前面下路符已经说过，河北诸镇有深厚的民兵传统，但民兵总归不是朔方、河东这些边防藩镇正规军的对手，此时叛军已经尽数被安禄山带到了中原地区，经过颜杲卿这么连吓带骗，河北形势瞬间改观。

《资治通鉴》天宝十四年（755年）12月条记载：

（颜杲卿）命崔安石等徇诸郡云“大军已下井陉,朝夕当至,先平河北诸郡。先下者赏,后至者诛”于是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余万。其附禄山者,惟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而已。

也就是说安禄山起兵两个月后，虽然洛阳已经失陷，但整个华北地区除了幽州等北边边郡，剩下其他州郡基本都回到了唐朝朝廷一边，常山发起的对安禄山的反击迅速开始了连锁反应，甚至连大本营范阳都出现了颜杲卿的密使。

《资治通鉴》就记载到，天宝十四年12月，也就是常山颜杲卿反戈安禄山几乎同时，颜杲卿的密使就到了范阳，并规劝替安禄山留守大后方的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希望他以范阳归国。贾循虽然没有立刻答应，但内心已经产生了犹豫。在安禄山经营十余年的大本营中出现这个苗头，足以证明此时安禄山反叛根基还是非常不稳的。

听闻范阳、常山这样的战略要地有变，安禄山心里一惊，迅速退守洛阳，派遣手下大将史思明等人率军杀了个回马枪。安禄山手下核心兵力是蕃族骑兵，兵急马快，不久就杀到了常山城下，此时颜杲卿来不及做好充足防御，迅速陷入苦战。

颜杲卿让人过井陉口到河东太原求救，万万想不到此时太原尹王承业满脑子想的竟然是嫉妒颜杲卿的功劳，巴不得他兵败，坐拥精兵而不救，亲眼看着颜杲卿弹尽粮绝，常山失陷而死。

随后，史思明和蔡希德又迅速杀回了范阳，稳定了大后方，接着马不停蹄的再次南下围攻忠于唐朝廷的河北诸镇。仅仅以团结兵等民兵守城的河北诸镇不是凶悍的职业军队的对手，到了天宝十五年（756年）正月前后，河北11个郡县再次回到了安禄山手中。

但此时的形势已经开始朝着越来越利于唐朝中央的方向发展了。以颜杲卿、颜真卿为首的忠于唐朝中央的官员为真正的平叛主力，也就是郭子仪、李光弼率领的朔方河东等精锐边兵赢得了宝贵时间，让大军完成了集结。

就在颜杲卿被杀之后的一个月，他四下宣扬的“官军要过井陉口杀到河北”终于变成了现实，天宝十五年（756年）二月，“李光弼将蕃汉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陉”！第一支真正能和安禄山的范阳平卢边兵掰手腕的军队杀到了河北。

太行八径图，其中中间的井陉口是沟通河东和河北的最重要关隘

河东军的到来很快改变了力量对比的天平。此时，安禄山南边遭遇了以张巡、许远和南阳太守鲁炅等人的顽强阻击，一直没法越过淮河一线侵夺江南；而在北边，常山和平原构成的忠唐联盟再度形成，连营州驻守的将领都开始密谋诛杀安禄山的亲信，夺取这个北方重镇。更重要是，随着井陉口被唐朝中央控制，郭子仪也率朔方军赶到了河北，此时河北地区忠于唐朝中央的蕃汉军队已经接近了10万，形势大好。

终于，决定性的一战在天宝十五年（756年）5月到来，这个月，郭子仪、李光弼率领边兵和河北民兵组成的联军，与史思明率领的叛军在嘉山（今天河北曲阳县附近）爆发决战，结果官军大破叛军，“斩首四万级，捕虏千余人”， “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守将而降”。

这场大胜，几乎斩断了叛军和范阳、卢龙等东北藩镇的联系，形成了安禄山孤军深入中原，前进不得、首尾难顾的有利局面。只要这个局面再维持一段时间，叛军的失败举目可期！

可惜造化弄人，嘉山大捷是安史之乱唐帝国第一次全面压制叛军的时刻，但同时也是最后一次，仅仅几天之后，就传来潼关失守的消息，局势瞬间逆转，郭子仪和李光弼只能率军再次过井陉口退回河东，唐帝国紧紧咬住的那口气最终没能顺过来。

安禄山反叛这件事对唐玄宗李隆基的伤害绝非单纯的叛乱那样简单，下路符认为，正是因为安禄山的反叛，让他从对非常信任蕃将（武将）的一面迅速走到了极其不信任的一面，并很可能成为导致安史之乱最终不可收拾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初期的震惊之后，唐玄宗就召集了高仙芝、封常清等人东出洛阳迎战安禄山。不过高仙芝和封常清虽然都是百战宿将，但是那支横跨千里征服大小勃律的安西军此时还没来及的回到中原，高仙芝、封常清等人只是临时招募的兵员东出与安禄山对抗。

安禄山的藩镇精兵连河北民兵都不放在眼里，更何况临时招募的这群虾兵蟹将。而且古代作战人数优势往往不如现代那样明显，反而有时候会变成相互踩踏的溃兵事件，高仙芝和安禄山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

安禄山起兵一个月后，唐玄宗从长安派出的第一支部队就出发了，这支部队以荣王琬为主帅，实际执行者是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数量达到了11万，但史书记载这支部队“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可以说就是一群杂鱼。

更糟糕的是，此时的唐玄宗非常猜忌蕃将、武将，高仙芝虽然在西域血战良久、功勋卓著，而且从他的父亲开始就在唐王朝效命，但作为一个高丽人，李隆基依然安排了一个特殊的人物，也就是大太监边令诚作为监军随行。这个人，将和李隆基、杨国忠一起，彻底把大唐送入深渊。

在高仙芝之前，封常清同样率领一支临时招募的军队东出抗击安禄山叛军，但在天宝十四年（755年）12月初就兵败汜水，只好退守陕郡。此时高仙芝率军抵达这里，两个人刚好相遇。

说起来，封常清还是高仙芝的老部下，正是高仙芝提拔了封常清，并在卸任安西节度使之职后，由封常清继任，并继续维持住了大唐在西域的荣光。高仙芝与封常清一直率领安西边兵在西域作战，对安禄山率领的东北范阳、平卢藩镇边兵了解不多，但封常清交手之后就明白这个对手不可小视。

所以封常清赶紧和老上级高仙芝商量，在目前精锐还未到的情况下，虽然“累日血战”，但是“贼锋不可当”。若是现在两人手下的是安西精锐或许还有一战之力，现在带着这群市井子弟组成的部队，硬拼是不行了，最好就是退守潼关，据险以守。

两个人都是沙场宿将，一拍即合，迅速率军退到潼关。但即使迅速退兵，路上还被安禄山的前锋骑兵冲杀一番，官军一触即溃，再次佐证了封常清此时不可与敌争锋的判断。虽然散失大半，但是高仙芝在退回潼关之后迅速收拢残兵，“勒兵缮守具，士气稍稍复振。贼攻关不得入，乃引还。”终于在潼关顶住了叛军第一波凌厉的攻势，开始稳住官军阵脚。

安史之乱集中于几个关键的城池，潼关是重要一点

但此时边令诚出现了。边令诚和高仙芝渊源颇深，当年高仙芝还在西域打仗的时候，他就是监军，震惊中外的攻灭小勃律之战，边令诚就在高仙芝军中。《资治通鉴》记载“高仙芝之东征也，监军边令诚数以事干之，仙芝多不从。”。就是说监军边令诚觉得高仙芝操作不行，非要教他怎么行军打仗，但是高仙芝没有理他，弗了大太监边令诚的面子

随后边令诚恼羞成怒，上书状告封常清、高仙芝两个人，说“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陕地数百里，朘盗禀赐”，诬陷封常清动摇军心，高仙芝偷盗赏赐，导致作战不利，激怒玄宗皇帝。

可真是一张好嘴，唐玄宗李隆基听了之后“帝大怒，使令诚即军中斩之”！竟然直接就令边令诚阵中斩杀封常清、高仙芝！大战在即更换主帅已经是大忌了，更何况是临阵斩将？更令人悲叹的是，两人因唐玄宗不信任而面临军中被杀这样的凄惨结局，但却没法反抗，因为他们依然忠于大唐。

史书这段记载读来令人唏嘘不已：

令诚已斩常清，陈尸于蘧祼。仙芝自外至，令诚以陌刀百人自从，曰：’大夫亦有命。”仙芝遽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辞。然以我为盗颉资粮，诬也。”谓令诚曰：“上天下地，三军皆在，君岂不知？”又顾麾下曰：“我募若辈，本欲破贼取重赏，而贼势方锐，故迁延至此，亦以固关也。我有罪，若辈可言；不尔，当呼枉。”军中咸呼曰：“枉！”其声殷地。仙芝视常清尸曰：“公，我所引拔，又代吾为节度，今与公同死，岂命欤！”遂就死。

边令诚已经斩了封常清，而且让人把尸体丢到了柴草堆中，一代名将落的如此下场，让人唏嘘。此时高仙芝也从军营之外骑马而入，边令诚带着数百陌刀手旁若无人的走进军营，高仙芝已经明白了，翻身下马黯然说道：“我确实是兵败退军，这是我的罪过，我不敢推辞，但是说我偷盗军中粮草，这是诬告！”

接着他朝向边令诚说道：“边令诚，皇天在上，三军俱在，我有没有偷盗粮草你难道不知道吗？”但是边令诚没有回应高仙芝的诘问，高仙芝心如死灰，回头对着部下说道：“我把大家招募而来，本来是想率领大家击破叛军，为大家谋一些封赏。现在叛军势头正盛，所以我们才避其锋芒退守潼关，这也是为了守卫潼关。我有罪，你们都可以去状告我，但我没有罪，大家也替我高某呼一声冤吧。”

这句话说完，军营之中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冤枉”的呼喊，但平叛的官军却不能和叛军一样揭竿而起，反抗自家的皇帝，反而只能咽下苦果。最后，高仙芝凄凉的看着封常清早已经没有温度的尸体说道：“常清，你是我提拔的老部下，又在我之后担任了安西节度使之职，今天我和你一同赴死，也算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话说完就在军营之中被杀。

高仙芝征战四方，最后死于己方军中

这段文字即使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扼腕叹息、心有戚戚。当时，中原官军兵败如山倒，唐玄宗竟然以大将克扣将士粮草的名义就阵前斩杀之，令人不敢相信。这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除了边令诚的构陷，也有唐玄宗此时已经是惊弓之鸟，不相信外将，而且十分惶恐叛军杀到长安的恐惧心理，因为潼关确实已经到了长安边上了。但他的所作所为，却刚好加速了丢失长安的进程。

高、封一死，大军当然不可能由边令诚镇守，所以唐玄宗只好强令已经在家养病的哥舒翰率军镇守潼关。哥舒翰也是玄宗时期著名的蕃将，此前一直在河西陇右任职，是继名将王忠嗣之后西北军团的灵魂人物。

但是此时的哥舒翰重病缠身，早已经不是当年的猛将。不过在唐玄宗再三催促下，他还是出发了。哥舒翰上任之后继续采取和高仙芝、封常清一致的策略，也就是固守潼关，而随着5月份的嘉山大捷的到来，唐朝中央对安禄山叛军的压制来到了顶点，只要再撑一段时间，让安禄山叛变一年即覆灭绝非不可能，但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意外到来，彻底改变了历史走向。

前面已经说过，此时李隆基非常不信任蕃将或者其他将领，而启用哥舒翰，除了因为哥舒翰是一位地位高崇的宿将，还因为哥舒翰在很久之前就“素与禄山不协”，相对而言保险一些。但除了哥舒翰和安禄山不协，哥舒翰和杨国忠关系也好不到哪里去。

哥舒翰刚出镇潼关没多久，他手下就有大将觉得“天下以杨国忠骄纵召乱，莫不切齿，又禄山起兵以诛国忠为名”，所以就劝说哥舒翰“抗表诛国忠”、“请以三十骑劫取以来，至潼关杀之”。当然哥舒翰并没有听，认为这样就成了叛军了。但军中有这样的言论，足见此时哥舒翰和杨国忠的关系实在不怎么样。

而杨国忠同样也担心领重兵出征的哥舒翰对自己产生威胁，有人劝说杨国忠“今朝廷重兵尽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所以杨国忠非常恐惧，不断劝说唐玄宗一定要防备着哥舒翰，同时安排自己的心腹招募一万余人屯守灞上，防备着哥舒翰，让唐廷中弥漫的不信任进一步加剧。

这种紧张的关系犹如一根细线，只要再加一点力量就能崩裂。这时候，一个关键的信息传到了李隆基的耳边，有人说安禄山部将率兵四千余在陕州，而且全都是装备不全的老弱病残。得知这个消息的李隆基立刻下令哥舒翰离开易守难攻的潼关，前出与之决战。

听到这个消息的哥舒翰大吃一惊，赶紧上书说了一段非常中肯关键的话：

禄山久习用兵, 今始为逆, 岂肯无备! 是必赢师以诱我, 若往, 正堕其计中。且贼远来, 利在速战; 官军据险以扼之, 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 兵势日整, 将有内变; 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且待之。

不得不说，哥舒翰毕竟是沙场宿将，这段话逻辑通畅，基本就把唐朝中央和叛军对决的形势点明了。哥舒翰上来就说明，安禄山所率领的东北蕃汉叛军历经苦战，战斗力很强，而且是准备了许久才反叛的，一定是有备而来。现在消息称有老弱病残叛军在潼关外，这一定是叛军的计谋。而且叛军的优势在于速战速决，而我方的优势则在于据险以守。加上此时叛军内外交困，不久之后预计就会有内部的动荡，如果乘机再进攻一定手到擒来！

不仅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听了这个消息也赶紧上书唐玄宗“请引兵北取范阳, 覆其巢穴, 质贼党妻子以招之, 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也就是同样建议玄宗守住潼关，并且利用朔方河东军直取安禄山老巢，这绝对是一个可行性非常高的计划。

潼关固守，直取范阳是可行性非常高的一个计划

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此时的唐玄宗仿佛失了智一般， “十二道金牌召岳飞”一般的接连派出宦官，逼迫哥舒翰出关决战。高仙芝和封常清殷鉴不远，哥舒翰没有办法，“抚膺恸哭”，十八万唐军放弃易守难攻的潼关，和百战之兵安禄山蕃汉军队在灵宝西原爆发决战，这支唐军和高仙芝、封常清率领的军队一样，大部分不过是临时征召的兵士，交战之后一触即溃，逃回潼关的才八千多人。

本来哥舒翰还意图收拢残兵，和高仙芝一般继续死守潼关，可此时蕃将火拔归仁却率领部下在驿站包围了哥舒翰，强迫他一同东归投降了安禄山。至此，长安的东大门潼关失守，长安再也无险可守，李隆基终于尝到自己酿下的苦果，慌乱之中逃入蜀地，而本可以被迅速平定的安史之乱至此终于不可收拾，成为了唐朝的拐点。

人们都说，人生最难过的不是不可得，而是本可以，安史之乱就是如此。下路符前面介绍过，安史之乱是比较少的发生在统一王朝鼎盛时期的叛乱，唐廷本来有无数机会提前终结这场叛乱，但却一一丧失，最终让安史之乱不可收拾。这里面，有不可调和的客观因素，同样也有令人叹息的人祸。

客观因素上，隋唐第二帝国一直没能解决好对枪杆子的制衡问题，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过程。隋唐第二帝国的军事制度，也就是府兵制，其实是脱胎于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尤其是西魏北周等政权。

府兵制军民合一，战时参军，结束解甲归田，不仅没有沉重的养兵负担，也不用担心将领率军时间过长，变官军为私兵的问题。但问题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府兵们赖以为生的土地都没有了，他们存在的基础也就没了。

所以募兵制是一定会出现的，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唐玄宗时期开始全面推行募兵制，以取代名存实亡的府兵制，原因正是在此，绝不是许多人以为的唐玄宗昏聩。

但唐玄宗确实有地方没能做好。一个是变唐初强干弱枝的策略为重外轻内，天下精兵聚集边镇，所谓“边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埋下了边镇叛乱的祸根；另一个则是兵权治权乃至财权过度集中，安禄山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以及河北采访使、河北道采访处置使等，客观营造了叛乱条件。

但下路符必须指出，唐玄宗作为第一次面临这个历史发展阶段的统治者，确实没法超越时代局限。这个局面产生之后，接下来的唐朝皇帝都在苦苦探索如何解决蕃镇，也就是枪杆子的问题，不管是以藩镇遏制藩镇，还是推行两税法控制财权，以及最重要的建立神策军中央禁军（但唐朝作为先行者付出了沉重代价，神策军后期归于宦官，造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宦官干政局面，但这一点也有苦衷）。

这些探索整整积累了接近两百年，加上一个五代十国的剧烈乱世，才最终在赵宋王朝手上得到圆满解决。方式主要就是大力发展中央禁军、上收地方财权、构建发达的官僚体系以文御武等，而且还有巨大代价。

杯酒释兵权后世传为美谈，但这副其乐融融画面背后是从安史之乱之后血泪探索的结果

所以从大的客观环境上，下路符一直觉得没法再苛责李隆基太多，毕竟他们都有其历史局限性，除非穿越个人过去，给他一本五代史和宋史，我相信照着李隆基的能力，他还是有一定机会跨越历史发展阶段，提前解决蕃镇问题的。

但具体到安史之乱中的具体操作上，还是有非常多让人痛惜的失误的。安史之乱没能提前结束，而且拖延如此之久，伤害如此之大，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就是玄宗懒政之后权力太过于集中。在开元初期，边疆节度使极少有坐镇地方七八年以上的，而且治民权和财权都不是一个人掌握。但随着李隆基统治时间延长，他个人志骄意满，同时又更加懈怠。中央开始出现权相李林甫独断权柄，在外则是节度使们开始横跨多个蕃镇掌权，而且治权财权一把抓，造就了一个个不稳定势力集团，所以在安禄山叛乱的时候，几乎可以等价于一个边疆强国的反叛。

第二点是疑人太重，唐廷中间几乎没有信任可言。我们一直不能理解李隆基让太监阵前斩杀高仙芝封长清，乃至逼迫哥舒翰出潼关决战。这当然有边令诚、杨国忠等人公私不分、轻重不明乱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李隆基的那口气没了，他成了惊弓之鸟，自己就阵脚大乱。安禄山能叛，高仙芝封长清也能叛，哥舒翰也能叛。加上边令诚杨国忠等人撺掇，终于酿成了苦果。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国无名臣。说实话，玄宗一朝的良将还是非常多的，就比如高仙芝。大家可能想不到，就在四年前，也就是天宝十年（751年），高仙芝刚刚率军完成了震惊中外的怛罗斯之战，两万多安西铁军越过帕米尔高原，和阿拉伯人在怛罗斯决战，如果不是葛逻禄人临阵倒戈，唐军甚至有可能遥望里海，让中亚沐浴唐风。

这场远征即使在今天都不可思议，可以想见高仙芝以及安西都护府的实力。如果全须全尾的安西军就在长安，高仙芝亦或是封长清率领老部下东出，西域虎和东北王掰掰手腕，还是很有的一打的。

但遗憾就遗憾在此时唐廷中央尽是一些杨国忠、边令诚一样的跳梁小丑，挑拨离间追求私利内行，运筹帷幄掌控局面外行。此时不说有什么房玄龄、杜如晦、马周、姚崇、宋璟，就是李林甫还在，配合上高仙芝、封长清、郭子仪和李光弼等人，安禄山一定不会好过，甚至能不能越过黄河还要两说。

但历史不能假设，上面所说的失误，安史之乱爆发的时候一个也没有避免，导致安史之乱绵延良久，破坏极大，最终只能留下我们后来人长声嗟叹、扼腕叹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