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我们介绍了唐代科举考试中的第一环节，也就是地方州县举行的乡贡，通过乡贡的士子们就获得了前往长安参与尚书省举行的科举考试的资格，在这里，他们将完成参与考试最后的手续。

长安的科举考试与乡贡类似，但无论举子们的实力、考试的流程，乃至考场之外的活动，都要比地方州县乡贡来得丰富。同时，地方举子们将在长安遇到早已经在此等候的官二代们，也就是馆学生徒。崇文馆、弘文馆乃至国子监中的学生只需要参加馆学考试就获得了参与尚书省举办的中央考试的机会，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奋斗了十几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现在，没有显赫家室的举子们终于获得了和馆学生徒“一起喝咖啡”的机会了，下面就来看看举子们到达长安之后还需要什么样的手续才能参与考试。

唐代科举考试绝大多数时候都在长安举行，个别时候会在洛阳举行。根据傅璇宗先生的考证，唐代科举在开元年间由礼部接管之后，大多都在“礼部南院”举行，也就是所谓的贡院。下面结合日本著名唐史学家妹尾达彦《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一书中的长安地图加以说明。

日本人对唐史的研究还是非常深入的，这副唐代长安宫城与皇城图绘制得非常漂亮精细，呈现的时间是8世纪中叶，与科举移到礼部举行时间也相吻合。

从图上可以看到，礼部南院在皇城之内，南边是太府寺，东边是少府监。如果从朱雀门进入皇城，沿着承天门街北走两个路口，就到了礼部南院所在的区域。礼部南院西边依次是左领军卫、左威卫、吏部选院，北边则是尚书省六部办公区，可以说是中央政务区的中心了，和今天北京海zhongnan海附近差不多。

当年举子们走在朱雀大街上浩浩荡荡，也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牛希济形容每年10月份到来年2月份各地举子云集长安的场景叫做“麻衣如雪，满于九衢”，麻衣是由苎麻纤维编制而成的布衣，厚重质朴，易于保暖，非常适合在冬季穿着，所以应试的举子们，尤其是贫寒的考生，都习惯身穿麻衣，这句描述让我们能想象出当年长安士子云集的画面。

举子们到京都后需要办理的手续主要有上交文解家状（也就是介绍信和个人简历、提供保证金与找人担保）、含元殿觐见、元日引荐和国子监拜孔子像等诸多规定环节需要完成。

（1）上交文解家状

举子到长安之后第一道手续就是上交文解家状，这个与今天的介绍信和个人简历有异曲同工之妙。

文解是地方州府给考试合格的举子出具的一种证明文件，唐朝时候有严格的户籍管理，人口流动都需要携带相关的文牒才能通关。文解即是一种证明举子身份的材料，也可能有方便举子从各自州县前往长安。家妆正如其名，是记录家庭情况的材料，主要包括籍贯、家庭三代以上情况等内容。

把文解家状提交到尚书省，并且审核无误之后，还需要再完成结款通保。李肇《唐国史补》中记载：

将试，各相保任，谓之合保。

合保就是结款通保，通俗理解就是相互担保。根据傅璇宗先生考证，唐代的通保大概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是举子之间或者熟悉的人之间担保，如《唐会要》所载开成元年（836）十月中书门下奏所说：

今日以后，举人于礼部纳家状后，望依前五人自相保，其衣冠则以亲姻故旧、久同游处者，其江湖之士则以封壤接近、素所谙知者为保。

这里提到，衣冠就以亲戚朋友，或长时间一同学习交流的人来相互担保，江湖之士就以同乡好友或者比较熟悉的人来担保。这里有2点需要解释一下。一是所谓衣冠之士和江湖之士，前者主要指的是曾经有考中科举经历，或者有官宦经历身份的人，江湖之士则与之相反，泛指平头老百姓（其实唐代能读上书的家里基本都得有几亩地，所以这里的老百姓指的主要是政治身份意义上的老百姓，而不是经济实力上的）；第二则是和今天一样，作保的都需要是相互熟悉的人，如此才有意义。

第二种则是由在任的官员担保。唐朝的科举制度中具有和西方国家中流行的“介绍信”相似的制度，这个下文还要介绍，这里只说一下，举子可以选择在任官员帮忙给自己担保，如果出了问题，担保官员也会受到牵连，这也是防止舞弊的一个方法。

（2）含元殿觐见、元日引荐

唐代举子们在考试之前也会有一次前往宫城内的面见活动，但并不是殿试，而是面见四方馆的官吏。四方馆最早由隋炀帝时设立，四方指的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到了唐代，继续保留四方馆，但加上了接待四方朝贺的职能，长官是通事舍人，举子们一般都需要到四方馆接受劝慰。

除了四方馆，举子们还会在元日活动中与各地使者、贡品一同接受召见，“贡举”之名既与此有关。武则天之前，举子们甚至要排在各地贡品之后，但左拾遗刘承庆认为“人比物贱”实在与礼不合，便奏请把举子们放在贡品之前，最终武则天也同意了这一联系。从这里也能看出乡贡刚出现时地位的低微。

关于元日引荐还有一条有趣的记载，《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曾记载：

旧制，天下贡举人到阙，悉皆入对，数不下三千人，谓之群见。远方士皆未知朝廷仪范，班列纷错，有司不能绳勒……嘉祐中，余忝在解头，别为一班，最在前列，目见班中唯从前一两行稍应拜起之节……常言殿廷中班列不可整齐者，唯有三色，谓举人、蕃人、骆驼。

元日引荐的时候，举子人数众多又大多是刚出茅庐的年轻小伙，初次参与如此重大的活动想必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又加上不熟悉礼节，所以这些未来的朝廷重臣们在此刻也不禁让组织者气恼，除了最前排少数人还能跟上礼节，其他人全都在瞎起哄，以至于有了“朝廷列队中最乱的就是举子、外国人和骆驼”的说法。把举子与骆驼相提并论，真的是让人忍俊不禁，北宋距离唐代不远，这里大约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让我们了解唐代元日引荐的“盛况”。

（3）国子监拜谒孔子像

唐代科举考试之前还有一个环节，那就是去国子监拜谒孔子像。孔子在唐朝时候地位已经非常尊崇了，唐代虽然因为李氏皇族的原因崇拜道家学说，但儒家依然是官方正统思想。唐代举子们去国子监拜谒孔子像、听学官们讲学是一个非常隆重的活动，有时候皇帝会命令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前往参加，不过有证据表明，这项活动与乡饮酒礼一样，都逐渐成了一些虚应故事的环节。

唐代作为科举考试从兴起到成熟的关键时期，有诸多科举制度诞生，进考场之前的检查搜身便是如此，《通典》卷一五《选举》三记载道：

礼部阅试之日，皆严设兵围，荐棘围之，搜索衣服，讥呵出入，以防假滥焉。

搜索衣服就是搜身。唐代规定科举不得携带书籍，这本来无需多言，但有证据表明唐代在特定场次中是允许带书进入考场的，比如进士科测试诗赋的时候，允许考生携带《切韵》或《玉篇》两本书，这是唐朝区别于后世科举很重要的一个特征。为何这两本书可以携带进入考场呢？原来，这两本书都是当时的重要“字典”。

上一篇介绍过，唐代科举考试中非常重要的就是诗词歌赋，而诗词歌赋考察的重要内容就是韵脚，《切韵》就是唐代最重要的韵书。《切韵》是隋代陆法言所著，书成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共5卷，收1.15万字。分193韵：平声54韵，上声51韵，去声56韵，入声32韵，唐代初年被定为官韵。在举子们绞尽脑汁完成考试规定韵脚的时候，《切韵》提供了最标准的参考，可以避免出错。而《玉篇》功能与之相似，它中国古代一部按汉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南朝梁大同九年（543）黄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撰。

这两本书作为工具书，是辅助举子们科举考试的。这里大家也许会疑惑，后世举子应试的时候，已经禁止携带任何书籍了，为何唐代还允许？这与科举制度本身发展完善的过程以及读书人整体基础能力的发展进步有关，不过这里与本篇主旨无关，便不再展开了。

除了特定的场次，其余时候考试一律不允许携带书籍，否则同样要受到严厉处罚。比如上文提到的通保制度就为携带书籍等考场作弊行为提供了惩罚基础。比如唐玄宗时候有一场考试，有举子的怀里掉出了书本，玄宗大怒，不仅考试的举子，连同为其担保的官员一同受到了严厉处罚。

不过，由于唐朝科举考试都在早春，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天气寒冷，所以举子们可以携带照明用的脂烛，温饭取暖用的木炭，早晚吃饭的餐具等物品，这些都不在禁止之列。

最后，再着重介绍一下唐代的一项独特科举规定，也就是举子们的行卷制度。

我们都知道，西方社会有一种推荐信制度，你优不优秀不仅仅要靠客观的测试成绩，还得有重量级人物给你背书，推荐你，尤其是在升学、求职过程中，推荐信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一项制度化的无数，我自己当年曾经申请过以色列的大学交流，所需一项材料就是自己学院教授的推荐信。

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推荐信制度也被部分人当做一种所谓的先进制度引入国内，但说实话，唐代时候的“举子行卷”已经具有了今天推荐信制度基本的特点。

程千帆先生曾介绍了唐代举子们的行卷行为：

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的希望的一种手段。

可以看到，唐代的举子们必须要多方走动，把自己的文章诗词送给有名望有实力的人物，希望由他们代为推荐，如此自己科举得中的可能性便大大提高了。

这种依靠有实力的前辈作为自己科举考试的帮手的事例，在有唐一代层出不穷，是一种被当时的人认为非常正常乃至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这里举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唐穆宗时的宰相，晚唐“牛李党争”的牛党领袖牛僧孺来长安应试，拿着自己的诗文拜会文坛巨擘韩愈，韩愈对他的文章大加赞赏，于是专门趁着牛僧孺外出来到他下榻之地，在门上写了“韩愈皇甫湜同访畿官先辈不遇”十三个大字，于是第二天，“自（拾）遗、（补）阙而下，观者如堵”，“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给牛僧孺造足了声势。

而我们中学课本上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也被用来当做推荐信。大和二年（828年），26岁的杜牧参加了当年的进士科考试，在这次考试之前，崔郾知贡举，大家为其举行了盛大的饯别宴会，在这个场合上，名士吴武陵拿出了杜牧的《阿房宫赋》向崔郾推荐，结果，这次进士科的前4名都已经被其他名士向崔郾内定了：

武陵曰：“请侍郎与状头（给杜牧状元）。”郾曰：“已有人。”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郾未遑对，武陵曰：“不尔，即请此赋！”郾应声曰：“敬依所教。”既即席，向诸公曰：“适吴太学以第五人见惠。”

结果杜牧果然在这次进士科中得中，从而进入仕途。这种行为恐怕是今天的中国人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其实不仅是今天的中国人，就是宋朝人怕也难以理解神圣庄重的科举考试竟然会被如此轻易的判定名次。

但我们能说这两件事中的人，无论是韩愈、牛僧孺，还是吴武陵、杜牧，其才学人品乃至综合能力不能科举得中吗？恐怕并不如此，四人里面除去吴武陵因为流传下来的作品太少之外，剩下三人无论是谁都可以称作政坛重臣或者文坛巨匠，无论谁都担得起进士之名。

这就是推荐信制度的优势所在了，在客观的科举考试之外，人的判断能力同样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选拔标准，尤其是当一些正直又兼具超凡能力的人承担如此责任的时候，非常容易就能够发现人才。韩愈之于牛僧孺，吴武陵之于杜牧，便是如此的例子。

但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人一眼就能够看到其中的漏洞，那就是正直又有才的人，可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够存在的，所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不管是唐代的举子行卷制度，还是西方所谓的推荐信制度，都一定会导致利益交换和圈子的形成，比如唐代所谓的“座主门生”文化，与唐代中后期难以杜绝的党争之间，就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西方的所谓推荐信制度，同样不能免俗。不管是唐代的举子行卷制度，还是西方的推荐信制度，不过是力图在“更好的发现人才”和“更好的促进公平”之间取得平衡罢了。

而从唐代的实践来看，行卷制度更类似于一种“贵族政治”时代的遗留物。我之前已经反复和大家说过，唐代是中国最后的贵族政治时代，举子行卷制度的出现，与这一大的背景关系密切。贵族政治，那就是排斥平民的，所以除了牛僧孺和杜牧这样的幸运者，还有更多的普通士子被挡在了“行卷”这堵高墙之外。

所以经过大量的实践，到了“平民政治”占据主导的五代十国及之后的时代，举子行卷制度消亡了，北宋用殿试制、考卷糊名、誊录等手段，杜绝考官与举子之间可能的利益关联。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一直下意识的认为西方＝法制和中国＝人治，似乎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主要参考傅璇宗《唐代科举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