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在刑法典的制定上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曾拟出33稿刑法典草案。然而，因种种原因，刑法典并未颁布，仅有几部单行刑法问世。1951年，为配合镇压反革命运动，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中11个条文规定了14项死刑罪名，涵盖背叛国家、组织叛变、间谍等多种反革命行为。1952年，又相继颁布了《惩治贪污条例》和《妨害国家货币治罪暂行条例》，分别对贪污、贿赂犯罪以及伪造、变造货币等罪行设定了死刑。这一时期，审判其他普通刑事案件时，定罪量刑主要依据政策而非法律，受传统观念影响，故意杀人罪案件往往被判处死刑。 1979年颁布的《刑法》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死刑仅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这是79刑法对死刑适用条件的明确界定。“罪大恶极”一词，形象地描绘了罪恶的极端程度，其中“罪大”凸显了犯罪行为的严重性及其造成的危害结果，“恶极”则强调了主观罪过的极度严重性，意味着主观恶性与危害结果均达到特别巨大的程度。然而，由于缺乏对“主观恶性特别巨大”和“危害结果特别巨大”的定量衡量标准，司法实践中出现了理解分歧和法律适用难题，导致部分“罪大恶不极”或“恶极罪不大”的犯罪分子被判处死刑，不仅破坏了司法的统一性，也为重刑化倾向和死刑罪名的扩张埋下了隐患。 1979年刑法颁布于改革开放之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交往日益频繁，新中国早期已禁绝的吸毒、卖淫嫖娼、赌博等社会现象死灰复燃，青少年法律意识淡漠，犯罪数量不断攀升，治安秩序每况愈下。在此背景下，我国死刑罪名逐渐扩张，重刑化趋势加剧。为维护社会治安和经济秩序，生效不久的1979年刑法已难以满足打击犯罪的需求。上‬世纪80年代初，“严打”政策应运而生，重刑化倾向进一步加剧，死刑罪名持续增加。从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开始，到1997年刑法颁布前的16年间，死刑罪名从28个猛增至70余个。 为了配合1982年《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和1983年《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的“严打”决定，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迅速通过了《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明确指出，对于杀人、强奸、抢劫、爆炸等严重暴力犯罪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迅速及时地进行审判，不受刑事诉讼法送达期限的束缚。特别是，该决定将上述案件的上诉、抗诉期限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十日大幅缩短为三日。同时，这些“严打”决定均具有溯及力，适用于尚未判决或判决未定的相关案件，充分彰显了“从重从快”的“严打”精神。 1979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最高法‬统一行使，对于统一死刑案件的认定标准、确保审判质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确保每一个死刑案件都能得到严格、公正的审查。然而，根据1983年颁布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最高法‬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死刑复核权下放至各高级法院。实践中出现‬了全国范围内死刑案件判决标准不统一、同案不同判的混乱现象，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和一致性。直到2007年1月1日，最高法‬才收回已下放二十多年的死刑复核权，重新统一了死刑案件的核准标准。 1997年《刑法》第四十八条将死刑适用条件规范为“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虽较1979年刑法语言更规范，但仍存在笼统、标准不明确、操作性不强等问题。学者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理解也偏宏观，法官难以准确把握。1997年刑法修订时，原则上不减也不增加死刑罪名，但做了调整如取消反革命破坏罪、反革命杀人罪等，整合部分行为，取消投机倒把罪，分解流氓罪且分解后的罪名不再具死刑，增加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经调整，1997年刑法死刑罪名实为70个，后最高法‬通过规定合并间谍罪、特务罪为间谍罪，取消奸淫幼女罪并入强奸罪，至此实有死刑罪名68个。 现行死刑制度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调整，具体化了“罪行极其严重”的适用条件。刑法修正案虽取消了部分死刑罪名，但死刑适用条件未变，属于碎片化改革。未来‬，应取消死缓制度，因其适用条件设置不科学，存在“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模糊用语，且“故意犯罪、情节恶劣”作为执行死刑的条件也不合理，死缓制度已成为“限制死刑适用”的误区，实际上可能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应利用立法技术减少死刑罪名，如取消绑架罪中的加重处罚情节，将故意剥夺生命、伤害健康的行为归入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从重处罚，以精简死刑罪名，确保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