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形式主义作为我国党政机关运转中的顽疾，其表现形式多样，如以会议落实会议、文件落实文件，过分依赖工作留痕来评判成绩，表格台账、迎检督查虽花样百出却缺乏实际意义。表面上，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实则治理成效大打折扣，行政资源在形式主义的泥潭中大量消耗，却难见实际工作成果。形式主义不仅抬高了党政机关的运行成本，损害了群众利益，败坏了社会风气，还严重阻碍了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为此，中央及地方相继出台举措整治，但形式主义态势仍未根本遏制，甚至存在以形式主义反形式主义的现象。要根除这一顽疾，必须深入探究其生成的共通逻辑，找到有效的治理之道。 在科层制考核体系下，行政机关倾向于将工作全面纳入考核，以数字分值进行量化评估。然而，考核内容设计不当易为社会治理带来隐患。基层治理复杂多变，非所有事项均适宜数字量化，理性的考核设计有时难以贴合实际，如“旱改厕”考核偏重普及率而忽视实用性，治理策略功利化，实际效果被忽视。考核设计缺乏统筹，各部门各自为政，基层政府背负多重考核压力，应对重复考核，耗费大量时间在无效劳动上。部分考核采用全过程模式，过分注重流程佐证，导致会议频繁，实际工作推进受限，行政部门甄别工作质量困难，被考核单位不得不制造无关紧要的印证材料，造成行政资源浪费。 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依托自上而下的压力型机制来有效提升政策执行力。上下级机关通过考核体系建立了单向度的“部署—落实”关系，极大地调动了下级机关的积极性，促进了政策执行的高效统一。这一机制表现为上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和各级党委，将重要任务设定为“政治任务”，要求下级全力完成，并给予政治、经济上的激励或惩罚。然而，压力型体制缺乏双向沟通，下级难以对考核指标提出异议，导致治理起点单一，考核目标易偏离实际。科层体系下，考核任务常忽略被考核对象的承受能力，通过排名问责传递压力，部分考核过于政治正确，使基层干部面临“小马拉大车”的工作困境。 部分上级机关虽忙于本职工作，但对下级机关治理成效的了解却流于表面，考核体系难以全面反映实际治理效果，考核结果与实际存在偏差。科层制考核追求统一化、标准化，忽视了基层治理的实践智慧与灵活变通，仅以刚性考核体系作为衡量依据，而下级机关的灵活治理方法无法纳入考核。同时，过度以考核为中心抑制了基层治理的自主探索活力，使治理日益僵化，降低了基层治理改善进化的可能性。此外，频繁的考核调度使工作重心偏向短期成绩，忽视了长期治理效能，导致形式主义蔓延，基层干部疲于应付形式化资料，无暇顾及实际治理和长效工作，严重影响了基层治理水平的提升。 上级部门的考核指标对下级机关工作起着指挥棒作用，若设定不合理，下级机关在执行中易放大这些不合理因素，导致社会治理工作走样。考核指标制定时，各部门争相纳入自身任务，考核项目细化、标准提高，且往往忽视地区差异，任务布置过多过重。基层政府为应对考核，常采取形式主义，如通过文字材料、会议等掩饰难以完成的工作。考核结果竞争也加剧了形式主义，下级机关为争取好成绩，包装工作成绩，打造亮点工程。考核督导检查中，过分依赖文字印证材料，助长了形式主义之风。科学的督导检查应引导各部门关注工作实绩，而非工作痕迹的美化，确保社会治理工作得到实质回应。 形式主义破局在于考核体系的改进。为治理形式主义，需矫正不科学、不合理的考核要求，引入协同治理理念，构建“权责一致”的考核体系，明确各级职责权限，确保权责协同、运行高效，并用法律保障。制定考核标准时，应清理不适当的考核排名，避免过度竞争；适当压缩创新事项比重，鼓励实际创新；避免一刀切式标准，制定多元化、开放式考核标准。同时，转变督导检查模式，由过程审核向结果关注转变，赋予被考核单位自主权，减少程式化束缚，使社会治理因地制宜。还应建立自下而上、多元化的监督渠道，引入民众信息反馈和公民监督，弥补监督空白，缓解重过程轻实效的现象。 总的来说，不合理的考核要求与形式主义息息相关，过重的考核任务导致了社会治理的虚假落实，过度强调排名则使下级机关陷入内卷空耗的泥潭，而全过程的考核检查更是助长了痕迹主义的蔓延。因此，当前亟需通过矫正考核体系来抑制形式主义，构建权责一致的考核框架，制定促进良性竞争的考核标准，并转变督导检查的模式，从而从制度层面有效挤压形式主义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