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来帮忙# 警察始终在国家公权力与民众私权利的博弈中孕育、发展，并因时因势而不断调整自身。前现代社会，警察作为统治阶级镇压民众的工具登场。现代国家兴起后，倡导公民权利，警察才逐渐获得社会正面评价。然而，历史沉积难以速散，民众对新警察持观望态度，同时部分警察仍沿袭旧习，激化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网络话语平权机制下，长期积累的负面情绪得以释放，警察职业被全能人道德捆绑，其普通人面貌被遮蔽，警民和谐受阻。究其根本，在于警民缺乏换位思考，无法跳脱狭隘的‬认知视角，难以‬形成共情同理式理性思考。 人的本质并非孤立个体的抽象属性，而是其身处社会环境中一切关系的总和。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精细，人的社会性愈发复杂多元。人们在认知社会时，往往从个别经验出发，推及一般，从自身类比他人，认知视角容易‬狭隘，甚至产生误区。警察，作为社会关系中的特殊群体，因其职业的政治性而备受关注。历史上对政治的狭隘理解，使警察被视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引发公众抵触。随着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变，警察的职业政治性逐渐淡化，其社会性得以凸显。网络社会中，警民政治抵触借助民粹意志扩散，对警察进行神圣化道德捆绑，忽视了其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成为构建警民和谐关系的思想障碍。 从广义而言，所有涉及权力的关系皆属政治范畴，警务亦不例外，其天生带有不可避免的政治性。警察作为警务的主要执行者，其活动自然兼具政治属性，且与国家的伴生关系使这种政治性得以巩固，成为核心特征，即常被视作阶级统治的工具。然而，将警察视为必要之“恶”的狭隘观念，使其在公众认知中蒙上阴霾，产生‬抵触与疏离。警察作为国家公权力与民众私权利博弈的产物，虽随现代文明国家诞生而区别于前现代类警察，但历史负面积习仍使部分警察权力观认知顽固，出现权力霸凌。实则，国家与警察之存在，非为压迫个人，而是保护个人权利免受侵害，所谓“必要之恶”，正是基于此定义。 人类社会历史的政治实践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过往的政治思想深深烙印在当下人们的认知与行为中。警察作为国家公权力的具体代理者，难免会承袭前现代权力的强制主义倾向，个别警察‬未‬摒弃‬‬‬‬‬“官本位‬”思维‬‬。同时，人性使然，个体对私权利的让渡存在抵触，却对获取‬公权力怀有强烈欲望。人们对警察的抵触，部分源于将公权力的福利幻想强加于具体警察身上，从而产生了权力不公的剥削感。这源于对‬‬政治本质偏狭的解读，过分聚焦警察的政治强制，忽视了其社会服务功能。然而‬，政治不仅是国家层面，更是权力与权利的冲突协调、价值利益的权威性配置，以及理性人解决公共事务的方式。 现代国家将个人从权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承认并赋予公民个人权利。警察，作为国家的必然产物，其根本宗旨是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然而，公民常将个人权利误作个人权力，此误解源自政治权力中心主义的狭隘观念。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涉警舆情中质疑、指责之声不绝于耳，警察与公众的关系也从“敬而远之”转为“指手画脚”。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要求警察转变理念，社区警务、智能警务应运而生，“枫桥经验”等模式得到推广。其实，国家与警察治理理念的核心在于凸显社会服务功能，警察需从“买方”转为“卖方”，民众则从“卖方”转为“买方”，在当下警务实践与警民关系中已有所体现。 警察因其职业的政治性特质，在社会认知中常被忽略其作为普通人的基本面貌。尽管‬人的‬天性使然不愿为难自己，但真正的个体主义需将自身融入道德与‬社会制度之中‬。网络话语平权唤醒了民众的权利意识，却也伴随着权力意志裹挟的民粹主义风险。将警察视为狭隘的权力象征，便忽视‬了‬警察‬也是‬由‬普通‬的‬个体‬组成的‬，而‬难以产生同理心。警察队伍中虽有个别人背离了‬应然设定，但更应警惕不良媒体利用网络以点概面，恶意放大警察执法瑕疵，制造警民紧张态势。政治不仅是国家的范畴，更是有理性的人以理性方式解决公共事务的体现，应‬避免一味抢占道德高地，而应理性审视，共同维护警民和谐关系。 国家作为现代化的文明产物，相较于前现代的城邦、王朝，仍属新兴事物。中国现代化之路起步较晚，至少滞后世界一个世纪，而真正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国家，则是中共‬带领人民建立的新中国。在不到百年的现代国家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堪称人间奇迹。人民警察，作为现代国家与新中国的伴生产物，在近百年的警务实践中，以责任与担当为笔，重新勾勒并书写了新时代人民警察的光辉形象。我们应摒弃模糊、碎片、恶意的涉警舆情干扰，以共情、同理的理性心态审视警察的行为，从警察作为普通人的社会起点出发，破除对其职业权力的狭隘认知，理性地要求并期待警察向全能角色的递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