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在这大气候的影响下，蒋介石从比较积极抗日转向消极抗日，由对外方针转向对内方针，掀起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

面临这风云变幻、错综复杂、重兵压境的形势，毛泽东运筹帷幄，用兵如神，击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发展壮大了人民军队，为全面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是毛泽东身边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能全面了解他的工作情况，但是在这三年的保卫工作中，从日常琐碎之事，足以窥视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的气魄和指挥才能，同时我也目睹了作为血肉之躯而又感情丰富的毛泽东，在这动荡危急形势下的忧愁与烦恼。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英、法三国为了对付欧洲的紧张局势，防止日军配合德国在远东向他们势力范围进攻，企图以牺牲中国来求得与日军妥协，并诱使日军把矛头指向苏联。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迈多次往来于上海、重庆之间，劝说蒋介石对日讲和，妄图把中国变成捷克，实现其远东慕尼黑阴谋。

这样，日军则更加紧了对华侵略，并改变了侵略策略。

自武汉、广州被占领后，日军认为蒋介石政府对其威胁不大，威胁最大的是共产党，因此，对蒋介石由军事进攻为主转为政治诱降为主。

在日本诱降、英美劝降下，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叛国投敌，投降日本，在南京建立伪政权。

蒋介石集团抗日动摇，提出了“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动方针，反共反人民。

他们搞摩擦造事端，在国民党统治区设立集中营，大批屠杀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制造了“深县惨案”和“平江惨案”。

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在这国际风云瞬息万变，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军队向解放区扑来时，毛泽东镇定自若。

他高瞻远瞩，用政治家的眼光去洞察这变幻的形势，和党中央从政治上揭露蒋介石反共投降活动，让人民提高警惕，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 指出对非理性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能轻言让步。

193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严厉斥责国际投降主义和国内主和派的投降反共阴谋，指出国民党反共投降活动已成为当前时局的主要危险，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和团结，把投降阴谋和分裂阴谋镇压下去。

1939年7月7日，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而斗争。

9月16日，毛泽东和中央社、扫荡社、《新民晚报》的记者谈话中，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严正警告，宣布了我党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这一阶段，我刚到毛泽东身边不久，他特别繁忙，夜以继日地伏案疾书，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

最紧张时，政治局会议由每周一次增加到二次，甚至三次，有时开得很晚，夜阑人静方散会。

散会后，毛泽东又坐到桌前写东西。

他身旁有个小纸篓，写过的废稿扔在里面，两天就装得满满的。

繁忙中的毛泽东时常忘记了吃饭。

到时候公务员只好提醒:“主席，该吃饭了。”

“哦，知道了。”

毛泽东没有动，继续写，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没有动，把吃饭忘到了九霄云外。

公务员再次催促他:“主席，您别写了，饭都凉了，快吃吧！"

“哦，吃饭，怎么又吃饭啦？”他这才放下笔。

有时候，他头也不抬，随便说一句“不饿”，或者“不吃了”，仍旧专心致志地写着。

公务员不敢再催了，怕催急了毛泽东生气，只好呆呆地望着他，心疼极了。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毛泽东究竟在写些什么呢？如此废寝忘食。

当我们学习到这些文件、文章时，恍然大悟了，毛泽东彻夜秉烛疾书，是在揭露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阴谋啊！

为全国人民制定了一系列战略方针。

这一篇篇雄文似一把把匕首刺向国民党顽固派，剥去了他们的谎言和伪装，使投降派的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人民群众看得更清了。

这一个个指示又如一盏盏明灯，照亮了前进的方向，使广大群众对蒋介石掀起的反共高潮有了充分认识和准备。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根据地人民拿起了自卫武器，狠狠打击国民党进犯的军队，蒋介石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了。

奔腾咆哮的黄河从黄土高原流过，滚滚的河水成了陕甘宁边区的一道天然防线，长达千余里，北至府谷，南到宜川，是陕甘宁边区通向各抗日根据地的通道。

1939年到1940年，日本侵略者趁蒋介石集团掀起反共高潮之机，凭借飞机大炮的优势，派出重兵企图强渡黄河，速战速决，摧毁边区。

保卫黄河之战开始了，作战部队是留守兵团，总指挥是毛泽东。

电话在我的窑洞，毛泽东指挥作战的情况，我大致清楚，有些情节至今还记忆犹新。

记得一次较大的战斗是这样展开的。

毛泽东先命令肖劲光派少部分人渡过黄河，侦察敌情。

肖劲光接到命令后，派出侦察部队悄悄地渡过了黄河，把侦察到的日军兵力、部署、进军路线等情况用电话准确地汇报给毛泽东。

毛泽东接过电话后，站在地图前，左手插腰，右手用红蓝铅笔在地图上标出敌情。

他微蹙双眉，凝神思忖:

根据侦察到的情况看，敌人是经过严密布置的，小心翼翼地前进，看来是非常狡猾的。

片刻之后，毛泽东皱了皱眉头，一个作战方案形成了。

他拿起电话，向肖劲光部署:

“要麻痹敌人，把它放进来打！”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阴险奸诈的敌人见我军竟“毫无察觉”，走出很远后也没有遇见我军的阻击，便放开了胆量，加快了行军速度。

然而行至中途，由于后勤供应不上，只好放慢了速度。

狂妄的敌人着急了，恨不得立刻渡过黄河，扑向边区，这“轻而易举就能叼进嘴里的肥肉”怎么能不去夺呢？

肖劲光用电话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接过电话后，嘴角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眉宇间透着英气，明亮的眼睛闪着灼人的光。

“挑战”的时机成熟了！

他果断地命令:“占领有利地势，埋伏好，狠狠地打！”

一场激战开始了。

在肖劲光的指挥下，埋伏好的指战员们如猛虎下山一般冲了上去，给敌人狠狠的打击。

得意忘形的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猛击打得晕头转向，慌慌张张地撤了下去。

战斗结束后，指战员们打扫战场，发现在敌人死尸旁边扔着战刀、望远镜、地图、文件袋等，乱七八糟，零零散散地丢在地上。

肖劲光打开文件袋一看，里面有全套的作战计划，看样子，敌人败得很惨，似乎逃得很狼狈。

“追不追这帮穷寇呢？”肖劲光给毛泽东打来了电话。

“铃、铃……”桌上的电话急促地响起来。

我迅速拿起话筒，传来了肖劲光司令员着急的声音:

“泽民，我是肖劲光，有重要事情向毛主席汇报。”

我立即汇报给毛泽东。

毛泽东接过话筒认真地听着。

站在一边的我隐隐约约听见肖劲光的请求:“主席，要不要追击敌人？”

毛泽东思忖片刻说:

“根据敌人兵力部署情况看，恐怕以逃跑之假象诱使你们出击。因此，你们不要打了，也不要追了，让大部队稍微后撤一步，占领有利地势，派出人员侦察，看看敌人是否真的撤退。”

肖劲光按着毛泽东的部署，率领大部队占领了有利地势，严阵以待。

果不出毛泽东所料，敌人是假撤退，以扔地图、文件为诱饵，诱使我军跟踪追击，离开有利地势，然后再向我们反扑。

敌人撤出阵地后，在附近足足等了一天，见我们没有上当，只好撤之而去。

三天之后，肖劲光率领部队凯旋。

在毛泽东的英明指挥下，留守兵团的指战员们在肖劲光的率领下与日军展开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粉碎了日军的进攻，使敌人未敢越雷池半步，保卫了边区，保卫了黄河。

树欲静而风不止。

当我们击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抗战时，蒋介石在日、美进一步诱降、劝降下，对发展中的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极端仇视和恐惧，反共的锣鼓敲得更急，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于1941年1月6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9000多人的新四军除2000多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叶挺将军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突围后遇害。

1月17日，干了这桩罪行的蒋介石竟颠倒是非，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并扬言要将叶挺将军交军事法庭处理。

至此，蒋介石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

得到皖南事变发生消息的当天下午，毛泽东把我叫去，说:

“泽民，你用电话通知政治局的同志，晚饭后开会。”

我抬头望了望毛泽东，他表情严峻，脸色有些发白，嘴角微微颤抖，像是气愤所致。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从没见过主席有这样的表情啊！莫非发生了重大事件？

严密的组织纪律使我勿需问半句，关切地望了他一眼，立即离去。

政治局的首长们接到电话后陆续赶来。

会议进行得很紧张，从晚饭后开到第二天早上，休息一上午又继续进行，主要研究对皖南事变的处理和我党采取的斗争方针。

会议休息时，首长们走出窑洞，一扫往日的说笑，一个个表情严肃。

这时候我才知道发生了皖南事变，对蒋介石集团的憎恨，对牺牲的新四军壮士的哀痛，一齐袭上心头，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我的心都要炸开了，一会儿咬牙跺脚，一会儿唉声叹气。

毛泽东走进窑洞，见我这个样子，沉闷地问了一句:“怎么，你知道啦？"

“嗯，知道了，蒋介石他也太狠毒了。”

“要与之针锋相对，他们摩过来，我们也要擦过去，这叫作有来无往非礼也。”

毛泽东说完看了我一眼，又去开会了。

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后，我党立即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向全党说明事件的真相和我党采取的方针。

20日，中央军委发布重新建立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 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与此同时，毛泽东又以中央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讲话， 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勾结日伪实行联合“剿共”的全部阴谋，号召全国人民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局势的发展，准备应付最黑暗的反动局面。

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12条解决时局的根本方法， 要求国民党顽固派:

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

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

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

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

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

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

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

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

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

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

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军法审判。

皖南事变后，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的南方局一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一面在《新华日报》上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向国统区广大群众揭穿蒋介石反共投降的阴谋。

当报纸遭到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压时，《新华日报》开了“天窗”，“天窗”里登出了周恩来写的“为江南死国难者致哀”的悼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当报纸发行遭到国民党特务拦劫时，周恩来亲自带领报馆的同志上街卖报，终于使报纸发行出去，有力地配合我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

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与国民党顽固派们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蒋介石暂时收敛其反共活动，继续保持“抗战”面目，第二次反共高潮又被击退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的那几天，毛泽东忧郁、焦急，平时的笑容在他脸上消失了，幽默风趣的语言没有了。

他饭吃得少了，觉睡得更少， 除了紧张工作之外，就坐在藤椅上沉思，有时不停地吸烟。

在袅袅上升的烟雾中，我看见毛泽东的眼睛里有一汪亮晶晶的东西，那是泪水。

我知道此时他在怀念那些牺牲的新四军指战员，也为被国民党军队俘去的叶挺将军的安危担忧。

望着沉痛中的毛泽东，我的心刀扎一般，想上前劝几句又不知说什么好。

形势略微稳定，毛泽东的情绪也好多了。

这天傍晚，我走进他的窑洞，想劝他出去散散步。

还没等我开口，他先问:“战士们的情绪怎样？”

“不太好，大家既憎恨国民党顽固派，又担心他们再下毒手，大家很紧张。”

“哦，通知警卫排的同志，我去给他们讲讲形势。”

警卫排的同志们很快集合起来，神情严肃地听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讲得深刻生动，对蒋介石的反共活动作了形象的比喻。

他说:

我们处在陕北，可是蒋介石却像疯狗一样跑来，撵我们走，我们是跑掉呢？还是捡起石头朝它砸去呢？方法很简单。

跑来的疯狗看样子其势汹汹，挺吓人的，可是我们都不跑，原地不动，疯狗是不会向前扑的；

如果我们弯下腰去捡石头，疯狗会向后退两步的； 如果我们再把手中的石头向它砸去，它会跑得很远。看样子，疯狗还是怕打的。

对待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的反共高潮亦应如此。

蒋介石在皖南事变中，派出军队杀害我大批新四军战士，抓走我们的军长，取消我们部队的番号。

我们与之针锋相对，重新公布了番号，任命了军长和政委。

延安的《解放日报》、重庆的《新华日报》陆续发表文章，向人民揭穿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真相。

在重庆，国民党政府扣压我们的新闻稿件，我们也登出去了；不让报童卖报，我们印刷工人去卖，周副主席亲自组织人上街卖报。

这就叫作对着干。

有的民主党派要我们让步，我们说一点儿也不能让。

这样，我们顶住了，反动派们退缩了，我们新四军还在那儿战斗。

我们虽然受了很大损失，但是我们把敌人治服了。

大家静静地听着，从毛泽东的报告中汲取了力量，更进一步认清了蒋介石的本质，懂得了怎样对付反动派，紧张的心情平静了，充满了夺取胜利的信心。

皖南事变刚刚结束，就爆发了苏德战争。

1941年6月22日清晨，德国法西斯在迅速攻占欧洲十几个国家后又撕毁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背信弃义，对苏联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德国将绝大部分军事力量压至苏境，从北冰洋到黑海的3200公里长的战线上发起全线攻击，妄图在三个月内以“闪击战”击溃苏联。

苏联人民开始了卫国战争。

苏德战争爆发的当天中午，毛泽东收到了苏联发来的电报，认真看过后，拿起毛笔写了一封信。

他把信交给我，严肃地说:“苏德战争爆发了，你把这封信给肖劲光司令员送去。”

我心弦一颤，一波未平一波起，刚刚打跑了蒋介石这条狗，又来了希特勒这个疯子，革命的航船真是在惊涛骇浪之中啊！

我把信封好，立即骑马给肖劲光送去。

通常情况，毛泽东发出的信件都由通信班的同志送。

肖劲光见我亲自送信，知道事关重大，立即把信拆开，急速地看了一遍，皱起了眉头。

他打电话把曹里怀参谋长叫来，曹里怀在信封上签了字，我拿之返回。

我回来后，毛泽东正聚精会神地写东西。

我轻轻地说:“主席，信送到了。”

“哦，你马上挂电话，通知政治局的同志前来开会。”

“是！”我悄然离去。

下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苏德战争，分析这场战争给中国革命带来什么影响。

当务之急是提高警惕，防止国民党顽固派趁德国侵略苏联之机，配合法西斯向解放区进攻，做好应急准备。

会议又作了相应的战略部署。

晚间，毛泽东又让我挂电话把肖劲光请来。

毛泽东的窑洞里，煤油灯前展开了一张作战地图，毛泽东、肖劲光、曹里怀三人站在地图前。

毛泽东先向他们扼要地传达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的战略方针，然后与他俩边看地图边研究着。

毛泽东一边用心地听着肖劲光的意见，一边思考着，运筹着，一个防卫的方案渐渐形成了。

两个多小时后，他们完成了系统的军事部署。

毛泽东亲切地看了看肖劲光和曹里怀，说:“天色很晚了，你们回去吧！"

“是，主席，您也早点儿睡吧。”

毛泽东笑了笑，亲自把他们送出门外，看着他们飞身上马，急驰而去，又望望浓浓的夜色，才走回了窑洞。

夜阑人静了，家家户户早已熄灯安歇，黑洞洞的夜空像个大锅底扣在这山山岭岭上，使人感到压抑。

窑洞内静悄悄的，只有小闹表嘀嗒的响声，一阵阵夜风从门外吹来，给屋内增添一层肃穆之色。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先点燃一支烟吸上，然后铺开纸，拿起毛笔饱蘸浓墨刷刷地写着。

他面前的煤油灯芯在明亮的玻璃罩里跳动着桔红色的火花，似一团燃烧的火焰，渐渐地燃尽了长夜的黑暗，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一抹晨曦从窗外射了进来，照在伏案疾书的毛泽东的身上，也照在他面前那厚厚的一叠墨迹未干的稿纸上。

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和中央首长们每天都注视着战局的发展，洞察着这变幻的风云。

当时有两名苏联顾问住在枣园，其中一个叫阿波诺夫的少将，我在苏联学习时认识他，是个老游击队员。

他们有一台高频率的波罗的海牌收音机，能收到莫斯科的广播。

他们每天都认真收听，把德军入侵情况用红蓝铅笔画好图。

我每天按时去取，亲自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和中央首长们根据“地图”分析战争的势态。

7月初，德军长驱直入，北路德军包围了列宁格勒；中路德军距莫斯科仅有400公里；南路德军已攻陷基辅，三路合围莫斯科。

疯狂的希特勒妄图一举攻下苏联首都，结束侵苏战争。

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开始了保卫莫斯科的战斗。

这危急而又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直接威胁着中国革命。

毛泽东已经几个昼夜没有上床睡觉了，面颊明显地消瘦下去，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

严峻的形势使他变得烦躁，连平时喜欢看的书也看不下去了， 翻几页放在桌子上。

他在屋子里来回地踱着，或者坐在藤椅上一根接一根地吸烟，实在太困乏了，他就靠在椅背上打个盹儿，可是一旦有声响立即睁开眼睛，问我们有电报没有？

望着毛泽东这忧心如焚的样子，我们的心像有人一把一把地在揪呀，大家动作轻轻的，轻轻的，生怕干扰了思考中的主席。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一个思维、一个反应，都关系着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

大约7月16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要看地图，分析苏德战争局势。

当时仅有一个分地图，看不太清楚。

王首道秘书长让我去苏联顾问那儿，取回他们画好的图。

我骑马从苏联顾问那儿取回图，送进会场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正在讲话，接过图看了几眼就扔在了一边。

我刚出门不远，被王首道喊回去。

他轻声说:“泽民，主席发脾气了，说苏联顾问是两个饭桶，连个图都画不清。这与你无关，你再去问一下。”

我飞身上马，奔向枣园，向苏联顾问说明图没有画清，让他们重新画一个。

一个苏联顾问用汉字在一张纸上歪歪斜斜地写出:“全线敌情没有进展。”

我立即把这个纸条送给毛泽东，他看后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三年，他的性格是比较温和的，很少见他发火，这是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待苏联人民保卫莫斯科的战斗取得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什么大的企图和反共活动时，毛泽东和中央首长们那紧绷的神经才松弛下来。

在那艰难而又关键的岁月中，面对国际上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 面对国内蒋介石掀起的反共恶浪，在那乌云满天重兵压境的日子里，毛泽东带领中央首长们在这小小的窑洞里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击退压境的重兵，驾驶着中国革命的航船绕过暗礁，越过险滩，奔向胜利航道。

然而其间，他有过多少烦恼和忧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