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 在中国加紧推行其“以战养战”的方针，更加强调以共产党为打击重点的作战方针，停止向国民党战场上的战略进攻，将主力部队转移到解放区战场，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大扫荡，实行了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

国民觉党顽固派在世界法西斯势力暂时得逞的情况下，反共投降活动更加肆无忌惮，掀起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派出重兵，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以武力消灭我们，困死、饿死我们。

在日、蒋的猖狂进攻下，我们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当时陕甘宁边区仅有140多万人口，又是土瘠地薄的黄土高原， 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下，要担负数万名干部、战士以及从全国各地不断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的衣食住行，有许多实际困难。

我们机关生活和边区人民一样，没有粮食没有蔬菜，一周能吃上一顿黑面馒头就是美味佳肴了。

我和李德山俩住的窑洞除了两张板铺、一个小方凳外，其它一无所有，写东西都得趴在床上。

然而，这样的条件在延安已经不错了，有的同志暂时连窑洞还住不上呢。

可是人口却一天天增加，一个个困难接踵而来。

我刚到杨家岭时，毛泽东几乎每天傍晚都带着我们出去转悠，到警卫排、机关食堂和附近的老乡家走走，看看，看大家能否吃饱？能否睡好？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

面对敌人的经济封锁，面对日益增多的人口，毛泽东忧虑、着急，但是他充满了信心。

他对我说:“人多就是宝，把人们组织起来什么都能干。”

为了战胜困难，粉碎敌人的封锁，毛主席和党中央及时地向陕甘宁边区军民发出了大生产运动的伟大号召，指明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方向。

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上指出:

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

饿死没有一个人赞成，解散也没有一个人赞成，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

从古以来的人类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呢？还不是自己动手活下去的吗？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动手呢？

我们确信我们自己是能够解决困难的，我们对于这方面的一切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

大生产的号召发出后，中央直属机关首先响应，成立了生产委员会，王首道秘书长为主任。

生产委员会立即行动起来，给每个单位、每个人布置任务，分地划块。

一般情况下，每个人开荒二三分地，根据地的大小，有的一块，有的二块，有的三块，都在窑洞附近。

生产任务除了在山上种些谷子外，主要种蔬菜，解决机关吃菜的问题。

杨家岭的大生产由叶子龙和寇志忠负责。

分地时，大家考虑到毛泽东工作繁忙，日夜操劳，没有分给他。

地分完后，毛泽东问我:

“泽民，我那块地分在什么地方啦？”

“主席，同志们觉得您工作太忙，没有分给您地。”

“大生产人人有责，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我怎么能例外呢？咱们不是有条原则吗？干部要带头，当然也包括生产带头了。”

停了停，他又说:

“中央机关一定要把生产搞好，这有经济意义，更重要的是有深远的政治意义。领导干部既要组织好生产，又要以身作则带头生产，这是有重大影响的。”

我被他说得哑口无言。

毛泽东朝我笑了笑，说:

“种地得有个准备，我也得准备一下罗。”

我一看，毛泽东的这块地是必分不可了，立即向叶子龙和寇志忠作了汇报。

生产委员会又给毛泽东划出一块地，在毛泽东住的窑洞下边，面积与我们相同。

我领着毛泽东去看，他乐了，说:“这样做就对了。”

第二天晚饭后，我们和警卫排的战士们拿着铁锹、铁镐之类的工具到自己所分的地里干活。

毛泽东也扛着锹和我们一起来到他分的那块地里。

他用锹把地一锹一锹地翻起来，再把翻出的土块一点点打碎，每一锹下去都挖得很深，挖出的土顺着锹扬了出去，散发着淡淡的芳香。

毛泽东干得很认真，很仔细。

陕北二三月的天气乍暖还寒， 阵阵晚风袭来使人打着寒战，可是毛泽东却解开了衣服扣子，细密的汗珠从他宽宽的额头上渗了出来。

旁边地里，有的警卫战士停止了劳动，手里拿着工具站在那儿用崇敬的目光看着毛泽东整地，看得出了神。

有的拿着工具来到毛泽东的地头，恳切地说:

“主席，您都累出汗了，歇会儿吧，我们帮您干。”

“不用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

毛泽东一面说着，一面把锹里的土扬了出去，然后冲他们一笑，说:

“谢谢你们了，小鬼。”

战士们满面绯红地走回来。

我悄悄地对他们说:

“咱们快点干，干完后再帮主席。”

我们干完后，来到毛泽东的地里，见他整过的地平平整整，规规矩矩，比我们整得好多了。

附近的几个农民得知警卫排的战土开荒种地，领着孩子出来看热闹。

当他们看见毛泽东也在地里干活时激动极了。

孩子们飞快地跑回村子，把毛主席开荒种地的消息告诉人们。

不一会儿，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们跑来了，媳妇们抱着孩子说着笑着走来了，满脸皱纹的老农拿着工具赶来了，白发苍苍的老奶奶也在儿孙的搀扶下颤微微地一步一步走来，大家围在毛泽东的地边看着，赞叹着。

第二天傍晚，毛泽东又和我们几个来到地里干活。

有几个农民早已等候在地头上，老远和我们打招呼，向毛泽东问好。

今天晚上来看毛泽东的人更多，除了杨家岭的还有别处的农民，人们像赶集似的奔往这里。

有位50多岁黑红脸庞的老农惊喜地看着毛泽东，有点儿不解地问:

“您这么大的主席也种地？像我们似的，出这苦力？"

“主席也是人嘛，也要吃饭的嘛。”

毛泽东微笑着回答，顿了顿， 他又说:

“眼下敌人封锁我们，我们吃穿都很困难，大家都动手搞生产，就能丰衣足食，粉碎敌人的封锁，夺取抗战的胜利。”

大家不住地点头。

有几位长者由衷地赞叹，悄悄地议论着:

“主席讲的话在理，咱们不能光等着挨饿呀，也得行动起来。”

毛泽东和我们一起在地里连续干了三个晚上，这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杨家岭，飞遍延安，飞遍全边区。

真是无声的命令啊！

从机关到学校，从干部到战土，人人行动起来，开荒种地。

边区的百姓们也活跃起来了，他们说:

“为了我们的富裕，毛主席都亲自种地，我们还有啥说的，甩开膀子干吧！”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在毛泽东和中央首长们以身作则的带动下，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在宝塔山下、在延水河畔、在黄土高原上开展起来了。

开荒种地时，我们遇到许多实际问题。

首先缺少农具，我们派人去市场买一些，向老乡家借一些，又成立了铁匠炉，自己打一些，农具有了，而且样样齐全。

缺少种子和秧苗，我们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也一一加以解决。

按着农时，把各种作物都栽种到地里。

随着生产的发展，粪肥这个不惹人注意的问题也成了问题。

大生产前，厕所、猪圈、马厩里的粪便无人要、无人管，大生产后，这些地方的粪肥都掏走了，还不够用。

为了解决施肥问题，有的人每天早早起来掏厕所，把掏出来的那点儿粪便送到地里；有的人走路时拿个铁锹，见到猪粪、马粪、驴粪等立即铲起来，送到自己的地里。

大家种的多是蔬菜，需要充足的水分。

为了防止天旱无水，就在地边挖了许多小坑，每逢下雨时坑内积满了水，成了我们的“小水库”。

每隔三五天，我们就从“小水库”中取水浇地。

由于水分充足，秧苗都长得水灵灵的。

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来自农村，有比较丰富的生产经验，在大生产中有了用武之地，各显神通。

为了充分发挥大家的特长，种地时，叶子龙和寇志忠让我们自报种菜的种类，有种萝卜的，有种白菜的，有种茄子、豆角的。

我报的是种大葱，小时候在家里听大人们说过， “种地不用问，勤锄草多上粪”，因此，我把大葱地选在猪圈旁边，多施粪肥勤浇水，到秋天大葱长得非常好，得到杨尚昆同志的表扬。

经过大家辛勤的劳动，山山岭岭、沟沟边边都播下了种子。

夏天到了，一畦一畦的各类蔬菜长得绿油油的，惹人喜爱。

菜花开了，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招来许多蝴蝶和蜜蜂，在菜花丛中竞相飞舞。

秋天来了，一串串豆角绿油油沉甸甸地挂在豆角架上，一个个辣椒半青半红，西红柿长得又大又圆。

我们丰收了，种的蔬菜吃不完。

我们又养猪、养鸡，有肉、有蛋，食堂伙食改善了。

我们把山上种的谷子收回来，脱出的小米人吃，剩下的谷壳、谷秸喂马。

马伕们再也不用走出几十里地外去背马料了。

望着丰收的果实，一个个笑盈盈、喜滋滋的，大家深有感慨地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1939年9月，李富春在《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初步总结》中指出:

“截止8月底全区共开荒105.5万多亩，兴修水利5490多亩，植树139万余株，预计年底打回粮食175万石。”

我们边区机关、学校也于1939年开荒11.3万亩，收粮食1万多石，蔬菜120万斤，解决了两万人所需粮食的四分之一，蔬菜、肉食自给一大部分，马料自给一半。

我们住的是窑洞，人称“冬暖夏凉神仙洞”，而冬暖又是靠炭火取暖的。

由于延安人越来越多，木炭也成了问题，“神仙洞”快变成“寒洞”了，让人难耐。

根据毛泽东“自已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教导，我们在解决食的问题后又解决住的问题，在叶子龙和寇志忠的带领下，去劳山伐木、烧炭、背炭。

劳山离延安20多公里，是一片原始森林，山上长着遮天蔽日的大树，而且树种很多。

深秋时节，寇志忠指导员派出一些有经验的陕北战士，先进山选点建窑，一般把点选在有水源朝阳的山坡。

待他们把窑砌好后，我们进山伐木。

伐下来的木头直径多在十几公分左右，将之放到窑前晒干，然后放人窑中烧。

烧炭也很有学问，如果窑没有装好，风道不畅通，烧出来的炭有一半是生的；如果火太旺，烧出来的是木灰而不是木炭了。

这要掌握好火候和时间，在有经验的陕北战士指导下，我们按规律办事，烧出了一窑又一窑的好炭。

炭烧好后，要往山下运，从劳山到延安往返一次要40多公里地，劳动量很大。

背炭之前，机关开会，寇志忠作动员，大家争先恐后报名，积极进山背炭。

如果首长们不外出，我们用马驮炭。

天刚朦朦亮时，我们就怀揣黑面馒头，拿着绳子，牵着马出发了。

进山后，先把木炭装好，放到马背上，用绳子系牢，安置好后往回返。

下山遇到陡坡时，马行动困难，我们就把炭从马背上卸下来， 人背着下山，等到平地时，再把炭放回马背上。

这样，每人一天能背一次，背回七八十斤，几天之后把炭全部运回来。

在进山烧炭、背炭时，我们又从山上伐回一些好的木料，请来木匠师傅作指导，自己动手做了桌子和凳子。

尽管我们的产品比较粗劣，但是实用，学习时方便多了，简陋而又空荡荡的窑洞变了模样。

通过我们辛勤的劳动，住的、用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大约1940年5月，朱德总司令从前方回到延安。

他骑着枣红马，腰扎武装带，旁边还系个搪瓷缸，虽是一路风尘，却威武精神。

我们听说朱老总回来了，都高兴地去看他。

朱老总乐呵呵地说:

“在大生产运动中，前方各个根据地都行动起来了，因地制宜办了许多地方工业，解决了不少问题。咱们也不能落后，延安地区虽然在生产原料上有些困难，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这里养牛，养羊，有羊毛，可以纺毛线，织布、织毛衣、织毛毯嘛。如果这样，哈哈，那可真正达到丰衣足食啦！”

朱老总说完开怀大笑，我们也笑了，有的人笑得前仰后合。

在这笑声中，蕴藏着希望、信心和力量。

朱老总说干就干，他通知生产委员会找来一些木匠，做成几辆民间用的纺车；又找来当地会纺线的老百姓，让他们当老师，从各个单位抽调一些同志跟他们学习纺线，先办个试点。

待这些同志学会后，有了骨干力量。

朱老总又找王震旅长，让三五九旅的同志从山上伐回一些木料，做成大批纺车，发给机关、学校，让骨干分子当师傅，组织大家学习纺线。

在朱老总的亲自指挥下，我们每个人利用业余时间学纺线。

这下子延安热闹了，晚饭后，学校和机关的屋子里、院子里，乃至门前的小空场上，摆了一台又一台纺车，无论是首长还是战士，都坐在纺车前学纺线。

有些青年学生第一次看见纺车，激动中带着新奇，手舞足蹈地说:“哎！真神了，这么一摇它就出线线。”

有的人不声不响地留心观察，怎样把手艺学来，怎样把线纺好。

年轻人很活跃，凑到一块儿免不了打趣逗哏，纺车旁边不时地飞出一串串银铃似的笑声。

在火红的夕阳下，一辆辆纺车嗡嗡地转。

纺线的人们轻轻地哼起了歌声，这歌声和嗡嗡作响的纺线声和谐地交织在一起，悦耳动听，像那丁丁冬冬的泉水在心中甜甜地流淌。

渐渐地，渐惭地，声音越来越洪亮，节奏感越来越强烈鲜明，似如高山上的瀑布，一泻千里，在宝塔山下、在延水河畔、在黄土高原上回响，形成了一曲气势磅礴的大生产交响乐。

延安大生产“纺线”

我们由于技术不熟练，开始纺出来的线一段粗一段细，很不匀称，而且疙疙瘩瘩的，只能对付着用来织帽子和手套。

尽管戴在头上、手上不美观，但是我们毕竟装备了自己，大家可高兴啦。

朱老总发现我们的纺线技术不行时，亲自带着有丰富经验的纺线师傅下去指导，深入到机关和学校，逐一检查各单位的领导带头没有？纺车是否好使？纺线上还存在哪些困难？

所到之处，他都再三强调，各单位一定要组织好，培养好技术骨干，让大家参观学习，拜师学艺，互相交流，要提高纺线技术。

这一段时间，朱老总一直蹲在基层，远处骑马去，近处走着去， 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地检查，一辆纺车一辆纺车地看，有时亲自操作。

记得一次我去王家坪，看见朱老总正席地而坐纺线，他一手握着纺车的摇把，一手拿着羊毛，小小的纺车在他手中滴溜溜地转，匀称的毛线变戏法似的往外抻。

我看得出了神，真想把他画下来、只可惜我没有美术细胞，否则把朱老总纺线的形象留下来多好啊！

告诉子孙后代们，这就是抗日战争中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

在朱老总亲自检查、督促、指导下，各单位的纺线技术提高了， 时间不久，纺出的线匀称了。

随着技术的熟练，线越纺越好，要求也就越来越高，将纺出的线划分成三等，一等线送到纺织厂，织成细呢子，做衣服；二等线织地毯；三等线用来织毛衣。

通过纺线织布，又解决了我们穿衣问题。

大生产改变了我们装束，以前只能穿灰粗布棉袄、棉裤，如今竟穿上了毛衣、呢子衣服，敌人的经济封锁没有困死我们，饿死我们，反而使“土八路”们变得“洋”气了。

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在陕北南泥湾的荒凉山坡上树起了一面鲜艳的旗帜，那就是王震旅长领导的三五九旅。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来到了南泥湾， 南泥湾好地方，好呀地方。

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每当我听到《南泥湾》这首歌时，就想起了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前后，毛泽东几次接见王震的情景。

1939年9月，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三五九旅从华北战场调到陕甘宁边区，担负着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重任。

大部队到来前五六天，王震带着警卫员骑着战马赶到延安。

我第一次见到王震旅长，好威武啊！

他打着绑腿，腰扎武装带，双目炯炯有神。

旁边警卫员手里还拿着一把明晃晃的战刀呢。

我立即汇报给毛泽东。

毛泽东高兴地说:

“王震旅长来了，快，快请他进来！”

我把王震旅长领进毛泽东的窑洞。

王震声音洪亮地说:“主席，您好！我回来了。”

“啊！回来啦，路上辛苦了！”

毛泽东一面说着一面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了王震的手。

“主席，这把战刀是在战场上从日军指挥官手中夺过来的，送给您吧！”

王震说完，把战刀递给了毛泽东。

“夺敌人的指挥刀，好嘛！”

毛泽东接过战刀看看，又说:“不错，刀刃挺锋利的，这上面可能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啊。”

说完他把战刀交给了我。

毛泽东和王震分别坐下。

毛泽东关切地问:“大部队什么时候能到？"

“大部队四五天后就到。”

毛泽东微微点点头，目光转向王震，说:“经过朱德总司令勘察， 三五九旅驻南泥湾，屯垦戍边。这个任务交给你，好不好？"

“好！”王震爽快地答应着。

交代完任务后，毛泽东握住了王震的手，语重心长地说:

“南泥湾那个地方野草丛生，荒无人烟，困难很多。部队要打仗一动员就行，搞生产和打仗可不一样啊，你们可要有个准备呀，做好指战员的思想工作。”

“请主席放心吧，打前站的部队明天就到，明天我们就去定点。”

王震语气坚定地回答着。

“好！大部队驻下后告诉我一声。”

毛泽东说完放心地笑了。

下午5时，我按着毛泽东的吩咐，在警卫排上课的窑洞里安排了一桌饭，招待王震旅长，叶子龙和我们两个参谋也参加。

王震旅长带两名警卫员，一共七个人。

席间，毛泽东和王震俩一面喝着延安生产的散装白酒一面谈笑风生，围绕着开垦南泥湾的问题，各抒已见。

“王震呀，你们去南泥湾困难可不小啊，那地方都是荒草野地， 要走出几十里地才能有人家，借个工具都没有地方。你们在前线作战很辛苦，到后方还有这么多的困难，在延安或许能好些，可是你们去的那个地方荒无人烟啊！”

“主席，您别惦着，这些困难我们能克服。明天打前站的部队就到了，派人去市场买些工具，先打些窑洞，趁天还没有冷之前抓紧把房子盖起来，再派人去背粮，把吃的准备好，把队伍先安顿下来。”

“你给边区政府林主席挂个电话，就说三五九旅到了。林主席知道这件事，他们会想办法帮助你们的。部队驻下后，首先要解决粮食问题，你们没有交通工具，运粮要人背马驮，而且要走出很远，有许多困难，可要做好动员工作。”

“主席，我们一定想办法，克服困难，把南泥湾建设好，完成党中央交给的重任。”

我不会喝酒，坐在一边默默地望着两位首长交谈。

情融融，意浓浓，我的情绪也被他们的谈话深深地感染着，心情振奋，也想到那个野兽出没的南泥湾去，和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在那儿拼博一番。

火红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绚丽的霞光透过窗户射了进来，映红了他们的面颊。

毛泽东那深邃的大眼睛更明亮了。

王震也显得英气勃勃。

望着谈兴正浓的首长，我深知一场大生产的战斗即将在南泥湾打响。

王震告别毛泽东后，带领部队来到了南泥湾。

南泥湾是一座座荒凉的山坡，坡上长满了齐人高的蒿子，荆棘丛生；山上是遮天蔽日的大树，一群群野兽出没；山沟里有流水不断的溪流，浸泡着野兽的尸骨和腐烂的树木。

王震从先头部队挑选出20几个精明强干的同志，骑着战马进山踏查，边区政府派出一些人员随同前往。

他们在王震的带领下，披荆斩棘，风餐露宿，利用五六天的时间踏遍了山山岭岭，沟沟坡坡，选择一些地势比较好、有水源、朝阳的地方定点。

划分出每个团、营、 连的具体位置。

为了把点定好，有的地方查看了数遍。

大部队进来了，各团、营、连按着划分好的位置安营扎寨。

指战员们在旅长的指挥下上山伐木割草，搭起简易的大草棚，请来木匠师傅和打窑工人，拜师学艺，打窑建房；

组织起运粮大队，人背马驮， 从数百里以外的地方把粮食一点点运回来。

大家按照各自的分工，紧张而又有秩序地忙碌着。

声声的战马嘶鸣，吓跑了出没的野兽；

阵阵的劳动号子，打破了荒坡的寂静。

沉睡在那荒凉世界中的南泥湾，被三五九旅的英雄们唤醒了。

待大队人马安顿下来后，他们又把战马集中起来，从远处的老乡那儿借来犁，开始秋翻地，为明年春播作准备。

边区政府和留守兵团也派来人马增援。

寒冬降临，大雪封山，他们更忙了，组织起狩猎队，进山打猎， 改善伙食；派人架的电话线，贯穿于各团、营、连。

为了迎接春播， 各个营又成立了铁匠炉，打制各种农具，熊熊的炉火映红了皑皑的白雪，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呼唤着春天的到来。

飘飘洒洒的飞雪送走了1940年，迎来了1941年。

元旦这天，王震满面春风地赶到杨家岭，给毛泽东拜年。

毛泽东第一句话就问:

“大部队安排好了没有？战士们生活怎样？"

王震高兴地说:

“初步安排好了，人都住进了房子和窑洞，粮食也解决了。这里树多、草多，烧的没有问题。吃菜有点困难，但是山里木耳、蘑菇比较多，还可以打野兽，另外我们也种了一些菜，虽然没有长大，但是也能吃。

北方天气寒冷，屋里暖和，有热饭热菜吃，也是好的，士兵问题也算解决了。”

毛泽东舒心地笑了。

在毛泽东和王震谈话时，我和王震的警卫员聊了起来。

他无限感慨地说:

“我们旅长既能指挥打仗，又能组织生产，这段时间可把他累坏了，人也瘦了。踏勘时，大家在山里转了五六天，他五六天没有合眼，眼睛熬得又红又肿，像个核桃，让人看了心里好难受呀！"

王震刚刚向毛泽东汇报完工作，又来了一些首长给毛泽东拜年， 毛泽东起身迎接他们，嘱咐我:“一定留王震旅长吃饭。”

我按着毛泽东的嘱咐，为王震旅长安排了晚饭。

毛泽东因有人找去谈话未能参加，我在旁边相陪，见王震旅长吃得津津有味，也增加了我的食欲，这顿饭吃得特别香。

饭后，王震急于赶回部队，就不等主席了。

临行前他叮嘱我:

“泽民，你告诉主席，我回去了，让他不要惦记着我们，要他保重身体！”

毛泽东谈完话回到了窑洞，第一句话就问:

“泽民，王震旅长吃饭了没有？”

“吃过了，他让我告诉您，他有事先赶回去了，让您保重身体。”

“是啊！他太忙了。”

毛泽东说完望着窗外那皑皑的白雪，视线仿佛穿过那一个个山峦，投射到南泥湾，望见那一个个生龙活虎的战士。

从此之后，三五九旅的官兵们在王震的带领下，一手拿枪，保卫党中央；一手拿镐，参加生产。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荒凉的南泥湾建设成一个米粮仓，为边区，为全国人民树立了光辉榜样。

全国解放后，王震已是国家农垦部的部长，我也调到沈阳军区后勤部任运输部长。

1959年，为了开发北大荒，成立友谊农场，王震向国防部长彭德怀要一个汽车修配厂。

彭德怀决定将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铁西二厂交给地方。

王震亲自来到了沈阳。

他在铁西二厂察看，见院子里停放许多汽车，就向徐副厂长要。

徐副厂长说:“这我可答应不了，这些车归运输部蒋部长管。”

“蒋部长，哪儿来的蒋部长？"

“他叫蒋泽民，曾在延安呆过，给毛泽东当过保卫参谋。”

王震喜出望外，说:“是老蒋呀，快让他进来。”

我与王震部长见面了。

分别18年了，自从1941年离开延安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真想他呀，我握住他的手，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王震亲切地询问我这些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后，提出了要修配厂的汽车。

我一本正经地说:

“部长，不行，这些汽车都是下边部队送来检修的，不能给，再说，接交电报上也没有写明交汽车呀。”

“好你个老蒋，在延安时你认识我，来管你要汽车就不认识我了……”

还没等说完他自己先乐了，我也笑了。

在笑声中我的心又回到了延安，耳旁响起了大生产的歌声，眼前出现了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前，毛泽东和王震谈话的情景，那火红的晚霞，沐浴在晚霞中的窑洞，桌上的白酒，把酒话屯垦戍边的毛泽东。

当然啰，王震部长要的汽车，经请示有关部门后，一辆也不少地交给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