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我们机关中的战士有三多，一是陕北的多；二是年轻的多；三是文化低的多。

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重视战士的文化学习，除了分期分批送一部分同志到学校学习外，还利用工作之余组织大家学习文化，将之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毛泽东经常对身边的人说: “孔夫子留下的方块字是很有好处的，没有文化是不行的，做什么工作都困难。”

机关文化教员刘坚夫对工作认真负责，很有方法。

他根据大家的文化程度将之分成三类，一类是没有念过书的，约占总数的一半，二类是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三类是初中以上的干部，仅占20%,这部分人被大家称为“秀才”。

根据不同的文化程度，刘坚夫因材施教。

他把没有文化的同志组织在一起，每天抽出时间教他们四至五个生字，达到能读能写，并要求大家复习巩固、定期考试。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这些同志基本能看书、看报，写简单的书信。

对于第二类同志，除组织他们学习文化外，还组织他们学习马列著作和政治经济学之类的书籍。

第三类的秀才，他们除了自身加强学习外，还承担着“小教员”的重任，帮助文化低的同志学习文化。

每隔半个月左右，刘坚夫和指导员寇志忠把机关所有的干部、战士组织在一起，学习时事政治。

有时毛泽东亲自去讲课，讲国内外形势，讲当前的斗争任务。

根据每个人的工作性质和兴趣爱好，我们又分成若干个学习小组，大家互帮互学，共同进步。

曾作过小学教员的王生，经常给勤杂人员上课，进行辅导，得到同志们的好评。

我去时，延安地区学习文化、学习政治、学习马列已经蔚然成风。

晚饭后，落日的余晖洒满了山山岭岭，给窑洞、操场、延河边涂上了一层金色。

人们手拿着书本、报纸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读书学习，互相请教，探讨问题，琅琅的读书声伴着春风阵阵传来，给人一种清新上进之感，这里是一所生动活泼的大学校。

毛泽东对我们的学习非常关心。

我到杨家岭那天，第一次见到他，他就强调学习的重要，亲切地嘱咐说:

“文化低的同志要先学习文化，有了文化可以多看书，学习政治，学习军事。咱们这里有文化教员和指导员，在学习上多问文化教员。你们不仅要自己学好，还要帮助警卫排的同志学习，没有时间就挤时间，不懂就要下功夫去钻。”

毛泽东的这番教导，给初到他身边的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至今还记忆犹新。

毛泽东的工作是繁忙的，但是他尽可能地为我们的学习创造条件，想方设法为我们挤出时间。

他工作时，有时需要找我们，有时需要找公务员，去处理一些事情。

但是，当他发现我们或公务员去上课时，就把要办的事情先放下，等我们回来时再交办，较急的事情自己亲自去办，没有一次影响过我们的学习。

记得有一次，毛泽东把刚写好的一份材料交给我，让我送给王家坪的朱老总。

他抬头看了一眼窗台的小闹表，离我们上课时间不到20分钟，又把递到我面前的材料拿回去，说:“你先去上课，上完课后送。”

“主席，还是先送材料吧，我骑马去，一会儿就回来，上课晚一会儿也不要紧的。”

“什么不要紧？上课迟到可是大事。一是对教员没有礼貌；二是万事开头难嘛，开头都是关键，每堂课的头也是关键，往往都是温故知新承上启下的知识，如果听不好，下面的知识就不好理解了。你一定要去听，而且一定要听好呦。”

望着慈祥而又略带“严厉”的毛泽东，我心里热乎乎的，仿佛又回到家里，置身于父亲身边。

毛泽东对我们的学习抓得很紧，经常询问，谆谆教导，严格要求。

初夏的一天傍晚，我们跟随毛泽东散步来到延河边。

没有风，河水碧波如镜。

在苍穹中奔跑了一天的太阳神累了，慢慢地走下了西山，山上还露出他大半个圆脸，周围是燃烧的晚霞，几乎要染红了半边天。

美丽蜿蜒的延水河大部分沐浴在晚霞中，少部分的河面上则除了一层暮色，颇有古诗中“半江瑟瑟半江红”的味道。

我心旷神怡，被这绚丽多姿的大自然风光陶醉了。

毛泽东也解开了外衣扣子，露出了里面白粗布衬衫，双手叉腰，边走边活动腰身。

李德山则轻轻地哼起了歌儿，声音太小，听不清是什么歌，好像东北的秧歌调。

毛泽东望着远处的群山，忽然转过头来问:

“现在大家认没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啊？都有什么想法没有？”

我一愣神，心想:这么美好的景致怎么引不起主席的兴致呢？他总是想着我们的学习和进步，咳！我们太让他操心啦。

我回答道:

“大家都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了，就是感到时间不够用，有的人觉得没有到学校学习解渴，到学校能坐下来安心读书，工作中学习，事情多，精力太分散。”

毛泽东点点头说:

“认识到就好了。没有文化是不行的，生活中连封信都不会写，别人写的信又看不懂，那多别扭！工作中连报纸和文件都看不明白，怎么能干好工作呢？所以，孔夫子留下的方块字是很有用的，一定要把它学好。”

停了停，他又说:

“现成的时间是没有的。即使到学校里学习也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就能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上课，学的也不是一门课程，有许多种呢！连小孩子上学还要学几样课本呢，有语文、算术、地理等。当然罗，工作中学习就复杂多了，没有时间就得想法子去挤。时间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一挤总是有的嘛。我们要想读点马列的书，就得见缝插针去挤时间，战士们学习也如此。学习中可能有工作任务，要先完成工作，以工作为主。我是尽可能少找你们，给你们时间学习。”

毛泽东这一番语重心长的教导似一股劲风，吹开了我的心扉，心里的小河掀起了涟漪，刚才的兴致一扫而光。

我皱起了双眉，心想:怎样提高自己的学习？抓好战士的学习？

正在这时，毛泽东又提问了:“文化教员教得怎么样？"

我答:“教员教得很好。他特别忙，山上、山下紧着跑。我们这些人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有念过书的，有没念过书的，像伸出来的五个手指头长短不一，他教起来很不容易。”

大概是我说的罗罗嗦嗦吧，毛泽东扑哧一声乐了，又问:“你们每天读不读报？”

我说:“每天有20分钟读报时间，这是规定。”

“报纸上重要的文章有没有讲解？"

“有讲解。”

“有就行，至于讲解得好与坏，取决于个人理解的情况。”

毛泽东又问:“分工细不细？坚持得怎么样？”

我答:“分工很细，坚持得不好，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人干一天活回来累了，吃完饭躺在那里就呼呼地睡着了，别人也不好意思喊他起来；有的人文化水平低，基础差，帮助他的人费了很大劲儿，他也接受不了。主席，我想，如果以一个班为学习小组，文化程度差不多，也比较了解，相互帮助，效果或许能好些，吃饭睡觉又都在一起，比较方便些。”

毛泽东亲切地瞥了我一眼，说:“不错嘛，学会动脑筋了。”

我不好意思地红了脸，轻轻地拽了拽李德山的衣服角。

毛泽东吸上一支烟，又接着说:

“学习一定要按层次分开，没有文化的一定要先学好文化，有文化的要学好马列主义。如果没有文化，要先学马列著作是不行的，字不认识，怎么去看书呢？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学习也要按层次进行。如果大家都有文化，看点书，晚上躺到床上不点蜡也可以讨论20分钟，很解决问题。现在你们没有成家，做起来很容易，如果将来成家了，有了老婆孩子，那就困难了。”

最后，毛泽东加重了语气强调说:

“学习一定要抓紧，没有时间就得挤点儿时间，不懂就要下功夫去钻，这是很重要的，一定要记住。”

我和李德山俩一面认真地听着，一面不住地点头，把毛泽东的教诲一句一句地记在心里。

这谆谆的教导成了我以后学习的座右铭。

我除了自己学习外，还担负着给战士讲课的任务，学生没有当好又要做先生，我真感到力不从心。

但是，为了战士们的学习，我还是硬着头皮去讲课，不知咋的，心里总觉得没有底，上课之前心中像揣个小兔子似的怦怦直跳。

毛泽东对我给战士讲课的事很重视。

他有时傍晚散步就悄悄地来到我们上课的窑洞，侧着身子从门缝向里面看望，认真地听我讲课， 观察战士们的反映，看接受的情况。

为了不影响战士们的学习，听一阵后他又轻轻地离去。

这一切，对于全神贯注听课的战士和讲课的我竟全然不知。

一天黄昏，我跟随毛泽东散步时，他认真地说:“泽民，你给战士讲的课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好像很紧张，课讲得不够活，语言也不够流畅，要结合实际去讲，会更好些。”

“主席，您怎么知道的？难道您听过我讲的课？不对呀，我怎么没看见你呢？”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想到自己文化水平低，课讲得不好，顿觉不好意思，脸刷地红了，心也怦怦地跳了起来。

毛泽东慈祥地望着我，幽默地说:

“哦，我是不请自来呦，还不止一次呢！也当当你的听众嘛。我用了‘隐身法’，对于你这位聚精会神讲课的‘先生’',当然是看不清我的了，怎么，你不欢迎？”

说完，他微微一笑。

“不！不……主席，欢迎！我，我讲得可不好呀。”

急得我结结巴巴，说话都连不成句了。

毛泽东温存地说:“不要紧张嘛，要敢字当头，要大胆地去讲课， 多锻炼几回就好了，实践出真知嘛，不过要讲好课，一定要充实自己，平时多读书，读书时要抓住重点，不能走马观花，重要的地方还要画出来，或者抄下来。要当好先生，首先要当好学生啊！泽民，你说对吗？”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此时的我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竟模糊了视线。

我似乎觉得站在面前的不是主席，而是一位循循善诱的长者，他比父亲还亲切，比母亲还慈祥。

父母虽然疼儿心切，可是他们没有这样的体贴入微；父母虽然望子成龙，可是他们没有这样的谆谆教导。

我顿觉心里热乎乎的，不禁流下了热泪。

毛泽东抬起那只温暖的大手，轻轻地，轻轻地，就像父亲揩儿子的眼泪似的，给我慢慢地擦，柔声说:“金豆子可不能轻意掉呦，以后努力吧！”

1939年5月末的一天傍晚，落日的余晖洒进了窑洞，窑洞里金灿灿的。

晚饭后我没有出去，推开窗户，窗前种的花大部分有了花蕾，有的含苞欲放，阵阵清香随着微风飘人屋内，沁人心脾。

我高兴地拿过一张白纸，在上面打格，准备学写毛笔字。

正在这时，毛泽东微笑着走了进来。

我想主席进来找我一定有事，急忙放下笔，向他打招呼，问有什么事没有？

毛泽东轻轻摆摆手，然后走到桌前，看着我打得不太匀称的格笑了，说:

“练习写毛笔字很好，但是打格不好，有时看不清，也没有那么多的白纸，还是废物利用吧，用报纸好。”

说完，他从旁边拿起一张旧的《新中华报》，将它放到桌上铺平， 叠成方格、一边叠一边说:“写大字就叠大点儿，写小字就叠小点。”

然后，他拿起我的毛笔，示范教我，一边讲一边饱蘸浓墨，在叠好的格子中慢慢地写着，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清晰地出现在报纸上。

毛泽东放下笔，讲了一阵用笔、写字的要领后，亲切地说:“你把写出来的字都留着，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看看，比较一下，看有什么进步没有？"

从此，我和一些同志都照着毛泽东写的毛笔字练习，但是我们功底太浅了，尤其是我更差，怎么也学不会。

我将这张毛泽东亲手教我写毛笔字的报纸珍藏起来。

可惜的是，1946年4月，我带领坦克队攻打长春时，战斗激烈而又艰难，为防止意外、我将这张报纸和工作日记放到一位战友那儿保存。

然而不幸的是，我和坦克队员们凯旋后，我这位战友竟在一次小型战斗中牺牲了，报纸和日记也就随着丢失了。

现在每每想起，我都倍感惋惜，我失去了一件历史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