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喜欢散步。

通常情况下，每天晚饭后，他都带我们出去走走、转转，大多数时间是在延河边。

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小草从地底下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 散发着淡淡的芳香。

解冻的河水哗哗地急速地流着。

伴着淙淙的河水声，毛泽东向我们提出许多问题，了解我们的家庭，了解我们的经历，了解我们的思想，因势利导，启发教育。

夏天来临，漫山遍野的庄稼长得绿油油的，惹人喜爱，在夕阳的映照下，延河水是半边红来半边蓝，波光粼粼。

毛泽东带领我们爬上山坡，到老乡家走访，与老农促膝谈心，从庄稼的播种到秋收，从一年的收入到柴米油盐，一一问个遍。

回来的路上，他又针对这些情况谈解决问题的措施，由此及彼，深入到全国农民问题；由浅入深，教给我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阵阵秋风把山山岭岭换了新颜，庄稼熟了，田野里金灿灿。

毛泽东又领着我们来到战士中间，与他们亲切交谈，掌握每一个人的思想脉搏。

难忘的岁月，难忘的傍晚，在那一次次散步中，我们和毛泽东的心贴近了，我也更进一步了解了伟大领袖那宽广的胸怀。

记得我刚到杨家岭时，晚饭后毛泽东在门口来回踱着，和警卫员打着招呼，问他们生活怎样。

我跑出屋去。

毛泽东看见我，用亲切的目光望了几眼，就沿着路边向下坡走去。

我急忙招呼李德山跟随而行。

毛泽东放慢了脚步，等着我们一起走。

然而我们没有理解其意，也放慢了脚步，跟在后面。

走出沟口后，毛泽东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举起手亲切地招呼我们，我们急走几步跟了上去。

毛泽东微笑着问李德山:“德山，你是东北什么地方人？”

李德山答:“我是牡丹江人。”

毛泽东又问我:“泽民，你是东北什么地方人？”

我答:“奉天人。”

“是奉天哪个县的？"

“黑山县的。”

“哦，有黑必有白呀，你们东北有个长白山，你去过吗？”

我被毛泽东这幽默的问话逗乐了，说: “去过， 那是我们抗日联军战斗过的地方。”

此时我一点儿也不拘束了，蹦蹦跳跳地跟在毛泽东身边，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就像儿子跟在父亲身旁似的， 一问一答。

“黑山县离哪儿近？"

“黑山县在京奉线上，离奉天240华里，离锦州也是240华里。”

“在什么地方能上火车？"

“在大虎山。”

“你家离火车站有多远？”

“有25华里。”

“不近呀，有公路没有？”

“有一条公路，从黑山县到台安县的，我家离这条路还有5里地。”

“你家是哪个村的？"

“我家住在马圈子村。”

“你们那儿还有草原吗？也放牧？”

“我们那儿没有草原，有苇塘和草甸子，十年九涝，是有名的涝洼塘。据说满清时这里是肥美的草原，皇帝派人在这里养御马，牧马人用木杆围成一个大圈子，晚间把马赶进圈子里，故得名‘马圈子’。”

毛泽东笑了，又问:“你们那儿有地主没有？有几家大地主？"

我答:

“有几家小地主，一家大地主，人称刘家大院。这是一个暴发户，有8辆铁轮马车，800多田地。这些地都是借发大水之机霸占穷人的，也有的是给县土地科长送礼贿赂来的。他家哥儿四个，对待穷人一个比一个狠毒。有个长工叫翟广富，其父给刘家当了一辈子长工，累死在地里，他从十几岁起就给刘家干活，二十八九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刘家对他是朝打暮骂，一次刘四聋子把他活活地打残，刘家见他无用，一脚踢出门外。”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

待我讲完后，他说:“你们那儿有地主，你有感性认识，学习中讲地主阶级，你就容易理解了。”

接着，他又问: “你们那儿一个劳动力能种多少地？"

我答:“我们那儿种高梁，一个劳动力可以种4田地，每田地有15亩，4田地有60多亩。”

“一田地能打多少粮食？”

“能打12担至15担，年成好时还能多些，可以打17担。”

“一担高粱能卖多少钱！？"

“一担能卖7元左右，可是一个劳动力半年只能挣回3担高梁。”

“好年成一田地能打回17担粮食，4田地能打回多少呢？可是农民一年才能挣回6、7担粮食，拿回不到十分之一，那十分之九哪里去了？全让地主剥削了。”

毛泽东讲到这儿停了停，看了看我和李德山，又耐心地向我们讲解什么是剥削，什么是阶级，使我们明白了许多道理。

从此后，每天散步时毛泽东都向我们提出问题。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毛泽东回去后，根据我说的黑山县的地域情况又翻看一下地图，更进一步了解了我的家乡。

第二天傍晚散步时，他对我说:“你们那儿不错呀，大虎山有去通辽的铁路，大虎山附近的八道壕和阜新都有煤矿。你们那儿还有工业吗？”

我一听很吃惊，毛泽东对我家乡情况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

随之调皮地问:“主席，您怎么知道的？”

“地图上写的嘛。”毛泽东慈祥地望着我笑了。

我如梦方醒，满面通红，认真回答他的问题。

“我们那里有几个煤矿，但是没有工业。”

毛泽东说:“此处通火车，交通不错。你们那儿还有学校吗？有多少孩子能念书？"

“我们那儿没有官办学校，都是私塾，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课本。农村的孩子上学很少。我家那儿往北好一些，但是，能念完小学的是极少数。”

毛泽东听后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用手理了一下头发，透过这普遍的现象讲了一个深刻的社会发展问题。

他说:“一个地区进步快与慢， 关键有两条:一是交通方便，四通八达；二是教育要跟上，文化要提高。陕北为什么落后呢？因为这里没有交通，广大群众见不到外面的新事物，加之没有文化，不能看书、看报，想干点什么都难。”

毛泽东认真地向我们讲解着，既通俗易懂又寓意深刻。

在他循循善诱的启发下，我懂得了交通、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当时，我的理解还是肤浅的，以后随着祖国建设的发展，认识逐步加深，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交通、教育更举足轻重了。

类似这样的散步几乎天天都在进行。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

一天傍晚出去，毛泽东问我们:“你们当地有共产党没有？‘九· 一八'事变时在家干什么了？"

我朝李德山努努嘴，示意让他先讲。

这个小动作被毛泽东发现了。

他朝我笑了笑，说:“李德山先谈，你们家乡有没有义勇军？”

李德山脸红了，瞥了我一眼，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从他汇报中，我也知道了这位同学家乡抗日的一些情况。

满洲一带有义勇军、自卫军、山林队等抗日队伍，队伍名称很多。

北满的领导人有丁超、李杜、马占山等将军，东满的有王德林、 吴义成等人。

李德山参加了吉林国民救国军，在王德林部下的补充团。

王德林曾是东北军张学良部下老三营的营长，“九一八”事变后率领200多人起义，于1932年2月成立了吉林国民救国军，自任司令。

以后，以李延禄为首的一些共产党员参加了这个队伍，李延禄任总参谋长兼补充团团长。

1933年1月救国军瓦解之际，李延禄根据绥宁中心县委指示，率补充团脱离救国军，成立反日游击队。

李德山参加了游击队。

1934年10月，游击队改编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即抗联第四军的前身。

李德山讲完，毛泽东转过脸问我:“蒋泽民，你谈谈吧，你参加了义勇军了吗？"

“主席，我参加了义勇军。”

我把“九一八”事变后离家出走的经过详细地作了汇报。

毛泽东听后乐了，掏出一支烟点燃，吸了两口，说:

“人小志气大，抗日热情蛮高的嘛。那么，你们这队伍打了多少仗啊？"

毛泽东的提问引起我的兴致，颇自豪地说:

“主席，在大虎山一带，我们是第一个与日军作战的小部队。”

接着，讲述了桑林子、粘家窝棚、刚家沟、打江屯等战斗。

毛泽东听得很认真，又问:“你们最大的一仗是在什么地方打的？"

“在新立屯，把交通要塞新立屯大桥炸了，破坏了敌人运输线……”

我津津有味地讲完，毛泽东已经吸完了一支烟，又掏出一支点上，望着远方的天空问:“你们这支队伍坚持了多久？"

我想起了1933年深秋那个血雨腥风的傍晚，更想起寻找“朱毛” 的艰难……

待我讲完已泪流满面。

受我情绪感染，他们也沉默无语，还是毛泽东打破了这沉默。

他指着路旁的小草说:“你们看，春天到了，小草都长出来了。”

我们顺着毛泽东指的方向望去，见到黄褐色的土地上点缀着一片片绿色，那是小草，有刚出土的，有的已长出一寸来高。

我蹲下身去，摘了一棵，放入嘴里，一股股淡淡的清香赶走了心中的苦涩。

毛泽东望了望我，意味深长地说:

“别看这一小草，它破土而出需要很强的生命力呢。它原来是颗种子，在土里发芽，然后冲破那一道道土层，才能拱出地面。人生的道路也不是平坦的，有坎坷，有时也有沟壑，要有勇气冲破它们。”

顿了顿，他又说:“革命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艰难曲折的过程。 泽民，就拿你刚才讲的义勇军小部队说吧，开始轰轰烈烈，可是后来为什么失败了呢？因为大家没有团结起来，没有一个统一的正确领导。在革命实践中人们很快认识了这个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

我认真地听着，认真领会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意义。

突然，毛泽东话锋一转问:“泽民，你是什么时候参加抗联的？”

毛泽东的问话再次把我带回“昨天”，眼前又出现了那起义的熊熊大火……

我向他讲述了大荒沟起义。

随着每天的散步，毛泽东对我们提出的问题逐步深入。

他详细地询问了抗日联军的战斗、抗联战士的艰苦生活；了解我们什么时间去苏联学习的，什么时间归国的，走哪条路线，以及在苏联学习的情况。

问的详细，涉及面也广。

我和李德山向毛泽东一一作了汇报。

一次，我们向毛泽东汇报完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后，他又深入地问:

“你们在苏联学习一年多，收获很大。你们再谈谈，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最差的又是什么？"

我和李德山俩被问住了，面面相觑。

虽然在苏联学习一年多，但对苏联的社会状况没有认真调查过，也没有深入思考过，不知从何回答。

憋了半天，我鼓起勇气说:

“在苏联，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不畏艰难，埋头苦干，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精神是好的，但是苏联肃反扩大化和有些人办事拖拉的作风是不好的。”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在这些天的散步中，这是第一次被毛泽东问住了，张口结舌答不上来，即使谈了一些看法也不一定全对，很惭愧。

我回去后认真思考，把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一个个回忆起来，又将之按顺序连起来。

啊！我恍然大悟了，毛泽东并非和我们拉家常，也不是简单地提出几个问题，他是有步聚有计划地了解我们的经历，掌握我们的思想，然后像启蒙老师那样，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启发教育我们，在不知不觉的聊天中提高我们的认识。

想到此，深深的敬意伴着幸福的暖流从心底涌起。

在这亲切而又极富有教育意义的散步中，毛泽东又把我们带到战士中间，进一步拓宽我们的视野。

一天晚饭后，我们跟随毛泽东散步来到了马厩。

班长高树成正在刷洗马，见毛泽东进来，急忙放下手中的刷子，高兴地说:“主席， 您来了！”

“来了。”

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走上前，紧紧握住高树成的手和他攀谈起来，问马厩里有几个人，喂几匹马，马料是否够吃，从什么地方运料。

高树成说:

“马厩班有7个马伕，喂16匹马和杨尚昆书记新骑来的大骡子。马料够吃，都是从30多里地以外买来的，今年我们自己种地，到秋后就好了，不用去外地买了。”

毛泽东在马圈里四处检查一遍，高兴地说:“收拾得很干净，像个养马的样子。”

然后，他又走到马饮水的地方，指着水槽子对高班长说:

“水槽底下有泥不好，应当拉点鹅卵石把底下垫上，或者把马牵到河里饮水，这里离延河很近。”

毛泽东检查完马圈，问高树成:马伕们生活怎样？工作安心否？ 有时间上课没有？

高树成回答后，他满意地点点头。

这时候，几匹马正在那儿斗架玩，相互又踢又咬。

毛泽东见后扑哧一声笑了，说:“它们呆得难受了，互相活动呢。”

这幽默的语言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接着，毛泽东嘱咐高树成，每天应当把马牵到外面遛遛，要经常训练。

以后，就是在这样的马群斗架中，杨尚昆骑回的那匹四蹄踏雪的大黑骡子丢了。

它是杨尚昆从华北战场上骑回来的，由于不合群，在斗架中挣脱缰绳跑掉了。

第二天，我们才发现，派人去找，然而没有找到。

后来有人看见了，说是跑到绥德，从那里过了黄河，大概返回它的故乡——华北战场。

我们向杨尚昆作了汇报，他惋惜地说:“这个大骡子，在战场上可给我出了大力了。”

现在我一想起这匹漂亮的骡子，就觉得丢得十分可惜。

从马厩返回，路上毛泽东问我，“这些马伕都是哪里人？”

我答:“他们大部分是陕北人，以前四川人多，后来都分别上学去了。现在这些陕北人大部分是从农村来的，在家中养过马。”

毛泽东说:“学骑马容易，养好马就不简单了，这是一门科学。 让马伕们讲，可能讲不出来，但是他们得按照科学规律去办，什么时候喂料，什么时候饮水，他们有实际经验。”

毛泽东总是这样，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件平常事，他都能透过现象抓到本质，找出规律。

而这深奥的道理，他又讲得通俗易懂。

导师的才华展露在任何一件小事上。

秋天的一个黄昏，我跟随毛泽东散步来到管理员李振堂的窑洞。

司机梁国栋正在门前擦洗毛泽东的车。

这台车就是前面讲的，1938 年南洋华侨捐送来的那台救护车。

毛泽东走上前，亲热地同梁国栋打招呼:“老梁，又擦车子呢，这台车怎么样？”

“啊！主席，您来了。”

梁国栋急忙放下手中的抹布，直起身望着毛泽东，激动得满面绯红，把毛泽东让进屋内。

屋里，李振堂正在炒菜，见毛泽东进来，急忙擦擦油渍渍的手， 搬过一个方凳让毛泽东坐下，高兴地说:“主席，您来了，尝尝我炒的菜。”

“好！老李，我吃你做的饭，坐老梁的车。”

毛泽东说完冲李振堂笑笑，又亲切地看了梁国栋一眼。

“为首长服务，服务得不好。”李振堂激动地回答着。

“服务得不错嘛，要说服务得不好，我们服务得也不好。咱们大家都是革命机器上的零件，各自发挥着作用，你让大家吃得饱，吃得好，同志们工作起来有干劲，这就不错。”

毛泽东说完，从兜里掏出香烟，递给李振堂一支、梁国栋一支， 自己也点一支，又接着问:“现在的伙食搞得怎么样？"

李振堂说:“今年自己种地，什么菜都种了，吃不完，又喂了许多猪，猪肉吃不了，送给老百姓一部分。”

毛泽东微笑着点点头，接着说:

“许多地都是第一年种，地生有劲，明年就不行了，必须施肥。马厩里有粪，要早做准备，埋起来发酵，还有猪圈里的粪、厕所里的粪，都要很好地利用起来。”

事后，李振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我们两个参谋找去，把警卫排、文化教员也找去，大家一起商量，提出了具体落实措施，广泛收集粪肥，第二年又喜获丰收。

毛泽东和我们散步时，谈得最多的是农民和战士问题。

记得一次散步中，又谈到农民问题。

毛泽东问我们:“你们说说， 农民问题到底是个什么问题？”

“农民问题是……是……，是不是土地问题？”我结结巴巴吭吭哧哧地回答着。

毛泽东笑了，说:“对！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这个问题与我们目前的统战工作是紧密相联的。我们到达陕北后，国共开始合作，实行统一战线，对土地问题进行减租减息。以前土地都在地主手里，农民种地，或者种点好地，都很难，要花很多钱。实行减租减息后， 农民们种地容易了，种好地也容易了。但是地主贪婪，总怕农民不给钱。在减租减息上，边区政府有明文规定，农民种地要给一些钱，但是不准地主多要钱。这样，地主心里踏实了，社会秩序稳定了。而广大农民通过减租减息后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支援边区政府，积极参军参战，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战。”

毛泽东散步到哪里，就把工作做到哪里，更把思想工作做到我们心坎里。

他问我们，干部、战士都有哪些思想问题？

我不加思索地说没有问题。

毛泽东笑着说:

“这次回答的好快呀，没有问题就好。蒋泽民、 李德山，你们两个也没有问题吧？问你们也会说没有的。不是没有问题，而是现在没有法子解决。你们都是东北人，难道不想打回老家去，看看家乡是什么样子？男大当婚嘛，都20多岁了，按道理该结婚了，但是许多人不想结婚，想到前方去。有的人说生活艰苦，有了孩子不好抚养。我看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原因是延安女的少，才十八比一，这对象就不好找。条件差的么，不想要；条件好的么，又没有。"

说到这儿，毛泽东把话停住了，朝我们笑笑，问:“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我们被他笑得不好意思了，他那敏锐的目光仿佛射到我们心里， 把我们心中那点不为人知的秘密观察得清清楚楚。

他说的这些话正是我们心里想的，可又是难以启齿的。

我们被问得满面通红，可是心里却像吃了蜜一样甜极了。

毛泽东接着说:

“大道理要管小道理，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我们要把战士的生活搞好，让他们吃饱、睡好，对他们学习要抓紧，你学的好，我学的要比你更好，展开学习竞赛。红军长征时，战士的背包上有块小木板，上面写三个字，一路行军一路认字，一天要完成三个字的学习任务。”

毛泽东又说:“现在的伙食怎么样？每天要把饭菜做得好些，尽量让战士们满意。”

我说:“开展大生产以后，食堂伙食搞得不错，机关党支部组织的也很好，想家的人少了，想请假回家的人没有了。现在主要是学习问题，青年战士多，有的基础差跟不上，不愿意学；有的想进学校学习，一般都是两年以上的战士要求上学。”

毛泽东说:“现在机关有多少人，如果人员够，可以考虑，抽出几个战士去学习。”

真诚的话语，慈父般的关怀，似润物的春雨滋润我们成长。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很快有的战土就被送去上学了，当他们得知这是毛主席的安排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从1939年初我到杨家岭至年终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这近一年时间，基本上都是我和李德山俩陪毛泽东散步的。

延河边上，杨家岭旁，山山沟沟里处处撒满了我们的脚印。

在这一串串脚印中，我们成熟了，进步了，这是一串串把我们引向新的未来的脚印，在我们心田中留下了深深的永不磨灭的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