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我给他当副官，这是第二次在他身边工作， 倍感亲切。

他对我也非常关心，经常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和我谈心，从工作一直谈到个人生活问题。

每次我到他的房间，他总是先让我坐下，然后再谈话，真如分别数年的亲人。

9月2日晚，我们保卫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由桂园回到红岩村办事处，已经10点多了。

周恩来和胡乔木在另一个屋子里研究工作。

我把报纸整理好给毛泽东送去。

按常规报纸放在桌子上，可是我刚进屋，毛泽东就站了起来，亲自把报纸接过去，高兴地让我坐下。

他快速地浏览一下报纸后，亲切地问:“泽民，来重庆几年了？都在哪里工作？"

我回答:“主席，我来重庆快4年了，开始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给周副主席当副官，周副主席陪同美国观察组去延安后，我在董老身边工作过一段时间，又去了办事处。”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吸上，又问:“你在杨家岭呆几年？"

“呆了3年。1939年2月去的，1941年12月21日离开的。主席，上午您跟我谈了话，作了指示，下午我就到十八兵站去了。”

“哦，行呀，你记得真清楚！”说完他朗声地笑了。

他轻轻地吐了口烟，慈祥地望着我，声音略微放低了问:“泽民呀，你今年多大了？结婚没有？"

听见毛泽东询问我婚姻之事，心头一热，像儿子在父亲面前似的轻轻地吐了下舌头，毫不拘束地回答:“主席，我今年32周岁了，还没有结婚呢。办事处女同志少，外边女的不了解，不能去找。这里处处都有特务，必须小心谨慎。”

“延安女的也少，可是好审查。贺清华都结婚了。”

毛泽东说到这儿温情地笑了，用充满深情的目光在我脸上扫过， 柔声地说:“泽民呀，不要着急，好找，要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

说完，他用那宽大的手掌在我肩头上轻轻地拍了两下。

这一拍仿佛一股暖流注入肩头，顺着血液流入心里，顿觉心里热乎乎的。

我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只觉得脸上发烧，我想那时我的脸一定像块红布。

说实话，一个30多岁的单身汉哪能不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呢？ 怎么能不渴求爱情的雨露呢？只不过是环境艰苦，工作紧张，无暇顾及罢了。

今晚，毛泽东的关怀像一股春风吹开了我那紧闭的心扉，我好感动啊！世上有谁能如此关心我？是父母？他们离我太远，即使在身边，没有文化的老人也不会如此细腻。

这一夜我想东想西，竟失眠了，然而这又是幸福的一夜。

9月6日晚，我们回到红岩办事处。

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完工作后，又和我谈心，了解办事处周围的情况。

我汇报:“办事处在特务包围之中，上边是宋子文的公馆，那里有宪兵和特务；下边是国民参政会的办公地点，王世杰的公馆在那儿，也有全套的特务机构。办事处周围布满了岗哨，岗哨里有电话，只要我们一出动，特务的电话就挂到下边大门口，门口有汽车和摩托车。如果我们坐汽车，他们派汽车相跟；如果我们步行，他们在后面盯哨。”

毛泽东笑了，幽默地说:“你们也不简单嘛，一出门后面就有‘保镖’。那么，周公馆情况怎么样呢？”

我说:“周公馆周围也是密密麻麻的特务，从胡同口到院内布满了特务岗哨，连我们住的楼房里都有特务。周公馆三层楼，一楼和三楼我们住，二楼特务住，我们一出门，屁股后边就有‘警卫员’相跟。”

毛泽东又笑了，右手轻轻地挥了下说:“蒋介石兵多，给你们派来了‘警卫员’，那周副主席的‘警卫员’就更多了。我来后，已经派到咱们家里来了，开车的拉着咱们跑，宪兵明保暗监，这谁都知道，谁都清楚，这就是斗争。要学会斗争，善于斗争。”

又圆又大的月亮渐渐地移上了中天，皎洁的月光洒满了庭院。

我望望天上的明月，又看看坐在灯下谆谆教导我的毛泽东，心情舒畅极了。

我又想起了杨家岭，想起跟随毛泽东散步的情景……

9月20日夜晚，毛泽东忙完工作后又与我谈心。

他热情地让我坐下，询问我这几天工作情况，有困难没有？

然后说:“泽民，你们是1941年末离开延安的吧，你们走后，我看了西安办事处的电报，说你们在途中被扣，有几个人送回了西安。那是怎么回事？去重庆的有多少人？”

1945年10月11日，即“双十协定”签字第二天，毛泽东准备返回延安，重庆各界人士前往机场送行。左起:张澜、邵力子、郭沫若、傅学文(女)、张治中、毛泽东。毛泽东身后戴礼帽的青年为蒋泽民。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1941年末至今已经三年多了，可是一份电报，毛泽东竟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一直记挂着电报的内容，这惊人的记忆力真是让人钦佩！

而他对同志们的关心更使我深受感动。

我把那次在宝鸡国民党检查站被扣留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

“1941年末，我们一共30多位同志由延安去重庆，其中有中央社会部秘书长王中夫妇，有陈家康的爱人徐克丽等。”

“我们刚刚启程，国民党在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也急匆匆地赶往西安，向西安特务组织反映了我们的情况。他们权衡利弊后，决定在西安放行，在宝鸡扣留。原因是西安离延安较近，又有八路军办事处，如果扣留我们，必定引起一场风波，这些共产党人会找省党部的，而且《新华日报》有可能发表文章，提出抗议，弄不好舆论纷纷，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我们一到宝鸡就被国民党检查站扣住了，鸡蛋里挑骨头，胡说一气，这个人与护照身份不符，那个人的护照有问题，尤其对王中等人盘查更严。无论我们怎么解释也不行，硬是不放行。最后，我们只好派人回西安办事处，通过电台向延安和重庆有关领导请示。首长回电，可让王中等人暂缓去重庆，先回西安办事处。这样，我们把王中等5位同志先送回了西安，检查站才放行。他们足足扣留我们7天， 等我们赶到重庆时已经1942年了。”

毛泽东听完舒了一口气，说:“哦，是这么回事，看完电报后很替你们担心啊。”

毛泽东说完疼爱地看了我一眼，喝了两口茶，又问我喝不喝水。

我摇摇头说:“谢谢主席，我不喝。”

毛泽东用慈祥的目光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一遍，问:“泽民呀，东北解放了，你想不想你们家乡的大豆高梁啊？"

想，怎么能不想呢？

我从“九一八”事变后离家出走，至今已经14个春秋了，家中杳无音信，不知父母身体怎样？家中境况如何？

让人挂念，特别是“八一五”日本投降后，这种思乡的心情更切了，有时在梦中都梦见家乡那黑油油的土地，绿油油的豆角，红红的高梁，梦见妈妈在夕阳西料时站在家中的院子里向南眺望，她头发已经白了，脸上布满了皱纹，用衣服襟擦着眼角，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二儿呀，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可是醒后则是一片空茫，有时泪水湿了枕头。

我想打回东北去！

心里早就有这个想法，只是没有机会说，今天，毛泽东的这句话正说在我的心坎上。

我急忙说:“主席，我想回东北。”

毛泽东又问:“办事处有多少人？”

“人不少。”

“可以考虑，但是要服从组织安排，你走时想着点，我和恩来商量一下。”

“行呀，组织上让我去哪儿，我就到哪里。”

我乐得合不拢嘴了。

43天的谈判结束了。

10月10日下午，国共双方代表于桂园在《会谈纪要》上签了字。

毛泽东准备返回延安，我们为他途中的安全担心，后来得知，张治中将军亲自护送，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晚上，我们保卫着毛泽东和周恩来从桂园回到办事处，仍如往常一样，毛泽东和周恩来俩研究工作，商量着走后一些事情的处理。

研究完后，周恩来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工作。

毛泽东吸上一支烟， 把我叫去，亲切地问:“泽民，我明天要走了，你有什么事情没有？"

我说:“请主席和周副主席商量一下，我回东北的事。”

毛泽东笑了，说:“你还没有忘？"

他轻轻地吸了一口烟，接着说:“你是东北人，东北工作正需要东北人去做。东北地方大，人口也不少，是国民党和我们必争之地。 你去好，我同意。”

正在这时，周恩来拿着电报走了进来，把电报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完电报后对周恩来说:“蒋泽民是东北人，东北解放了，他要求回东北。这里情况怎样呢？他能不能离开？东北人回去工作方便些。”

周恩来说:“可以，同意他回去。”

然后转过身来对我说:“泽民，你准备一下，明天上午跟主席同机回延安。”

说完，亲切地看了我一眼。

我心里很不好受，自从1942年初来到重庆，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两年多，得到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循循善诱的教导，在他亲自教育下，我很快适应了统战工作。

这一点一滴的进步，凝结了他多少心血啊！多少次促膝交谈，多少回鼓励鞭策，多少个黄昏，多少个黎明……

然而，明天我就要离他而去了，以后还能见到他吗？

我觉得鼻子发酸，眼窝里盈满了泪水，一个劲儿地往外涌。

我垂下了眼帘，极力地抑制着自己，把这泪水一点点咽回去。

周恩来离去后，毛泽东像父亲关心儿子似的，轻声问:“泽民， 你临走前还有什么准备的没有？"

我喃喃地说:“没有。”

毛泽东深情地望了望我，语重心长地说:“回东北是好事，但是那里的困难是很多的，工作很艰苦，你可要有思想准备。”

钱之光根据周恩来的决定，找我谈话，正式通知我回延安。

他拍拍我的肩，满含深情地说；“泽民，你说走就走了，工作上还有什么交代的没有？是否需要带点钱和东西？"

望着这位在武汉就相识的老首长，我的眼睛湿润了，喉咙里像卡了什么东西似的哽咽看，离别之苦难于言表，只轻轻地回答:“没有，不用。”

这时候，同志们听说我要走，都前来道别，感情真挚地说:“老蒋，要打回老家去了，回去后代我们向你们家乡的亲人问好！"

望着朝夕相处的战友，依依惜别之情再次袭上心头，真有些恋恋不舍呀！

我激动地说:“我来了几年，工作也没有干好，请首长和同志们批评指正。”

钱之光说:“办事处、《新华日报》馆和曾家岩50号，这都是我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公开代表机关。我们在周副主席统一领导下工作，大家工作得都不错，你工作得也不错，我们是在特务重重包围下工作的，这是很不容易的，在周副主席的领导下，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得到了锻炼。”

钱之光把脸转向我，作最后一次指示:“泽民同志，艰苦的工作还在后面，我们是从统战区走到真枪真炮的战场上。你们老家是好地方，但那里也是我们同国民党必争之地，要有思想准备，毛主席说的寸土必争就是那里。你去那里有许多优越条件，当地人，地理风情都熟悉。那里的人民对于我们还不太了解，要多做工作，把困难想得多一点。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是能够吃苦的，我们一定能战胜敌人。”

1945年10月11日早饭后，我告别了在重庆风雨同舟的战友， 离开了战斗三年多的红岩村办事处和曾家岩50号，与陈龙、贺清华一起坐上汽车，跟着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等首长驶向九龙坡机场。

国民党的张治中将军亲自送毛泽东回延安，他的副官张立钧也和我们同行。

9时多，我们来到了九龙坡机场。

机场上早已等候着众多的为毛泽东和中共代表送行的人们。

他们当中有郭沫若、茅盾、章伯钧等民主人士；有新闻界、文化界、戏剧界等各界人士；我们协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的同志们早已等候在这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陈诚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和夫人，也到机场为毛泽东送行；还有许多中外记者，他们胸前的照相机早已拉开了机头。

人们怀着依依惜别之情耐心地等待着，等待毛泽东他们到来，祝他们一路顺风。

毛泽东、周恩来他们依次走下汽车，人们立即围了上去，把一双双手伸过来，与毛泽东话别。

毛泽东微笑着和大家打招呼。

在人群中，他一眼望见了张澜和鲜英，立刻排开围着的记者，急步走到他们面前。

张澜握着毛泽东的手，高兴地说:“二天(四川方言，即日后) 中国实现民主了，我要到延安看望你。”

“欢迎，欢迎！我要用延安的川菜招待你。”

毛泽东笑着说完后，离开了张澜和鲜英，与送行的人们一一握手。

他特意来到在桂园担任“警卫”任务的几个宪兵面前，握住他们的手，真诚地说:“这次你们辛苦了，谢谢你们大家！”

宪兵们又惊又喜，激动得满面通红，用感激的目光望着毛泽东。

在人们满含深情的目光下，毛泽东再一次向人们道谢，然后在张治中的陪同下，一步步登上深绿色的双引擎飞机的舷梯。

王若飞和胡乔木随后，张立钧、陈龙、贺清华和我也跟着上了舷梯。

我回头望去，一眼望见了站在飞机前面的周恩来，他负过伤的右手依旧放在胸前，左手潇洒地向我们挥动着，明亮的大眼睛充满了惜别之情，秋风微微掀起了他的衣角，吹拂了他头上的一缕黑发。

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敬爱的周副主席，再见了！”

9点45分，飞机起飞了。

当飞机脱离跑道升入高空时，我用泪眼从机窗向下望去，欢送的人们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拼命地挥动着胳膊，有的人似乎在擦眼睛。

人影越来越小，瞬间消失了。

飞机越飞越高，越飞越远，奔腾的嘉陵江渐渐地远去了，眼前片片白云。

飞机载着我们穿过云层，在空中平稳地飞行，越过秦岭，直飞延安。

机上阳光灿烂，机下白云缭绕。

那巍巍的宝塔山，清清的延水河渐惭地进入了眼帘。

已经近4年没有看见它们了，第一眼望见特别亲切，“啊！延安，我又回来了。”

大约下午1点左右，飞机抵达延安。

毛泽东离开延安45天，延安人民为领袖的安危担优了45个昼夜，天天都在翘首相盼。

10月11日上午，当他们听说毛泽东从重庆飞往延安的消息时， 那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纷纷涌向桥儿沟飞机场。

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十几岁的娃娃，从党政军领导干部到浑身泥巴的老农，人人眼里闪动着喜悦的泪光。

他们静静地等候在飞机场上，望着天上一朵朵的白云，他们的心仿佛也飞到了天上。

当飞机停在跑道上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起涌向飞机，高兴地欢呼着:“毛主席回来了！毛主席胜利归来！”

机场上一片欢腾。

2万多名群众为毛泽东归来在机场上举行了盛大集会。

毛泽东满面笑容，向欢迎的群众作了简短讲话，说明这次谈判取得的成果，虽然前面还有困难，但是困难还是可以克服的，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毛泽东在讲话中，感谢前次陪他去渝这次又陪他回延的张治中将军，并把张治中介绍给大家。

机场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顿时， 2万多人的集会又变成了欢迎张治中将军的大会。

在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中，张治中讲话。

他说:“能够欢送毛先生，实在是一生之最大荣幸！”

是日晚上，党中央和延安军民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迎晚会，欢迎张治中将军到边区来。

毛泽东亲自到会，中央各部委负责同志、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及美军观察组的包瑞德上校和一些中外来宾全都到会，还有机关、团体、学校的代表。

会场气氛非常热烈。

晚会由叶剑英参谋长主持。

朱德总司令致了欢迎词后，张治中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讲话，赞扬了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丰功伟绩。

他说:“毛先生此次去重庆，造成了普遍的最良好的印象，同时， 也获得了很大成就。此次谈判是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所期望的，没有毛泽东去重庆，便不会有今天的结果，不但解决了两党间的一些问题，并初步奠定了中国国内和平、建立新中国的基础。”

晚会后，我们把自己大生产出来的土特产品赠送给他们。

毛泽东和江青送给张治中两张狐狸皮、两件羊羔皮袄和毛毯、呢料；我和陈龙送给张立钧副官毛线、毛毯、呢料；我们又分别送给驾驶员和飞机上工作人员许多东西。

延安人民真挚的感情，使张治中更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和解放区。

他带着边区人民的深情厚谊，于12日上午离开延安返回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