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为了执行党中央黎平会议关于开辟川黔边根据地的决定，采取了积极的措施。

在相继占领施秉、余庆、黄平、瓮安之后，我军一面到处扬言要打下贵阳，活捉王家烈，一面以一、三军团分别向遵义、桐梓开进。

一九三五年一月，我英雄的先头部队打垮了贵州另一个军阀侯之担的阻截，强渡乌江天险，挥兵直捣遵义城，继而又攻下湄潭、绥阳、桐梓等城，使红军得到了休整的良机。

我们无线电十四分队从红八军团回到军委三局不久，就被派到中央先遣队司令部，随张云逸司令员行动。

先遣队司令部的任务，主要是负责为中央纵队开路设营，经常比大队人马提前一两天行动。

当时在这里工作的还有李井泉、李涛等同志。

过了元旦之后，我们中央纵队进抵遵义。

这座贵州的第二大城市，像节日一样欢腾起来，人们高兴的走上街头，夹道欢迎红军，庆贺胜利。

那种热烈的场面，又一次使我们想起了中央根据地的人民群众。

遵义，是我们长征中经过的最大的城市，那繁华的街道，漂亮的建筑，热情的群众，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城中又分老城和新城，我们驻在老城，离毛主席住的地方不远。

在遵义，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著名的“ 遵义会议”。

我们在城里宣传群众扩大红军，打土豪筹款筹粮。

由于红军进展神速，许多土豪劣绅未能逃掉，我们还在城外的山洞里找到了他们匆匆埋藏的好多东西，光是“白金龙” 牌的纸烟就很多，会抽烟的人可高兴啦！

我们搞到的这些“战利品”，都在先遣队没收委员会主任李井泉同志的指挥下，分到各单位，很多粮食和财物都分给贫苦的老百姓了。

这回，我也领到了两双新的力士鞋，解决了大问题。

说实在的，飞毛腿也需要有鞋呀。

从中央根据地出发时， 我穿的是一双不合脚的草鞋，没有半天就把脚脖子磨烂了，气得我把它甩掉了，干脆打着赤脚走。

以后打土豪分到了一双马蹄型胶鞋，我如获至宝，天天穿着，下雨是它， 晴天也是它，睡觉也不脱，一穿几个月。

进了遵义城，我把鞋脱下一看，吓了我一跳，这双脚磨起的一层层老茧，被不透气的胶鞋捂得红一块紫一块，简直不像个脚的样子。

现在分到了新鞋，实在是雪里炭。

两双鞋，一双穿的正好，另一双太大，我见王诤同志的草鞋快穿烂了，就给了他，他那双大脚一试挺合适。

王诤同志高兴地说，我们红军常常是以走致胜，这是件宝贵的礼物，不管再走多远， 也不用怕了。

是啊，有了双新鞋，我们心里都踏实多了。

引人注目的政治局会议一连开了几天，我隐约听到， 这次会议要解决红军的领导问题。

自突破四道封锁线后，部队中要求改变领导的呼声日益高涨，几乎是全军上下一致要求毛主席重新出来领导红军。

那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已经四年之久，它所带来的危害，是我们每一个同志有目共睹的。

在中央根据地，左倾领导老拒绝红军在毛主席领导下形成的运动歼敌原则，指挥红军与敌拼杀一年，始终无法打破敌人的“围剿”，不得不仓促撤离中央根据地，把多少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流血牺牲换来的根据地，白白地断送了。

长征以来，我们看着部队一天天缩小，到贵州后已从原有的近十万人锐减到三万多人，令人痛心。

这种情形，同毛主席过去领导红军以少胜多，以劣胜优，接连打破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一次又一次“围剿” 的大好局面，成为鲜明对照。

事实教育了每一个同志，使大家清楚地认识到:有了毛主席的领导，红军就胜利，离开毛主席的领导，红军就失败。

在我们心中，毛主席是红军胜利的旗帜，这个信念谁也改变不了！

遵义会议一结束，首先在中央纵队干部中传达了有关会议精神。

那天，当我听到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集中地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毛主席重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 心里比吃了蜜糖还甜，激动的心情不是一语能说完的。

是呀，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正确地反映了红军指战员的共同心愿，在最危急的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根本转折点。

遵义会议开过后，全军立即进行了整编，补充了四五千名新战士，中央纵队把那些从中央根据地带出来的笨重的机器精简了，战斗部队又补充了不少老战士。

这些同志都是运输员，从长征以来，天天抬着那些沉重的机器，还没有打过一仗，看着周围的战友为了掩护他们而流血牺牲， 这是多难受的事情，其实他们早就要求上前线了。

部队经过整编，得到了休整，又进行了轻装，这就更有利于发挥我军运动作战的特长。

当时，尽管会议精神来不及向下传达，而红军中的每一个人，都十分关心会议召开的情况，就连电台上的几个小鬼，也向我打听。

我知道的并不多，但是大家从一些首长那喜悦的神情中，都明白了八九分。

还笼罩着微微寒气的遵义，在大家兴高采烈的情绪的感染下，气象一新，仿佛春天提前来到了人间。

是啊，一年多来，我们无线电队和全军指战员心头上想着盼着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同志们怎能不眉开眼笑呢？

敌人频繁的调兵遣将，正在组织川、黔、滇的反动军阀和国民党中央军在黔西北“围剿” 红军，来势仍是那样凶恶。

然而，红军战士同过去不一样了，非常乐观:“这一回，该轮到蒋介石倒霉了！”

“看吧， 有毛主席指挥，非打几个漂亮的大胜仗不可！”

大家都感到，红军已经越过挫折和失利的艰苦历程，开始走向胜利的道路！

在遵义会议上，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作出了红一方面军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活动的策应下，由宜宾和泸州之间北渡长江的决定。

那时，红四方面军已打破了四川军阀对川陕根据地的“六路围攻”，粉碎了敌人几百里的堡垒线。

如果红军一、四两个方面军能胜利会合，那对川、陕、 黔、鄂的革命发展将是相当有利的。

我们先遣队司令部从遵义向桐梓出发，到达桐梓城时， 一军团主力已向赤水方向运动，留在那里的部队由一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同志指挥，负责桐梓的警备工作。

我们一到，就分担了向赤水方向警戒的任务。

在桐梓停留四天后， 随一军团部队经松坎、温水向土城、赤水运动。

据侦察， 土城由侯之担的三个团防守。

自我军突破乌江后，王家烈， 侯之担的黔军望风而逃。

这次我们终于有了消灭敌人的良机。

可是，当我红泸一军团的先头部队逼近土城时，枪声刚起，敌人又放奔阵地，整团整营的向土城河西岸溃逃了，过河后还拆掉了浮桥。

等我军修好浮桥，追过河去，敌人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这一次歼灭战又没有打成，只缴获了几十支枪，大家都有些不解气。

当夜，部队在土城镇西边宿营了。

我们无线电队正要吃晚饭时，张司令员把我找到司令部，告诉我说:“今天晚上我们要在这里打一仗，可能会捉到大批的俘虏，电台也会分到一些人。你们明天早晨多烧些饭，准备接收俘虏吧。 打完这一仗，我们就要过长江，到泸州和红四方面军会合。”

我高兴地接受了张司令员交给的任务，心想，离开江西以后，好久没有打过大胜仗，这一次可以听到胜利的消息了。

回到无线电队，我立即向司务长、炊事班长作了布置。

消息一传开，同志们一个个都欣喜若狂。

天黑了，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响起了震耳的枪炮声。

“打响啦！”我们的睡意被那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驱赶得干干净净。

大家都不由得跑到屋外，极目向闪着火光的方向望去，嗬！战斗打得挺激烈呢！

不过，不知怎么搞的，直到下半夜，一个俘虏还没有送来，正在大家等得心焦时，张司令员来了，他神色紧张地对我说:“袁政委，情况变化了，我们要立刻转移，你们电台先走。”

说完，他就匆匆走了。

根据张司令员的指示，我们迅速撤线、关机，很快就整装上路了。

走出好远，那激烈的枪炮声还在不停地响着。

夜，黑沉沉的，大家静静地走着，我心里也象蒙上了一层夜幕，是战斗失利了，还是敌情有了突然的变化？

正在瞎猜乱想时，张司令员带着司令部的同志从后面赶上来了，从他那里，我才知道，原来，在我们正面的青冈坡， 是川军刘湘的郭勋祺师。

该师在川军中号称模范师，战斗力算是比较强的，又先我占据了有利地形，我军多次猛攻， 均未奏效。

在七里坝，敌我反复冲锋，激战五小时后，敌人的援军赶到投入战斗。

后面从湖南赶来尾追的敌中央军又已向我军逼近。

形势非常紧张，连轻易不肯动用的干部团都拉上去打了阻击，军委炮兵营的大炮来不及转移，只好扔进赤水河里。

在这危急时刻，毛主席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渡过赤水西进，才甩掉了追敌，使我军避免了两面受敌的困境。

这时，四川军阀唯恐我军入川，沿长江两岸加强了防御，并集中十二个旅的兵力向我军追来。

红四方面军又未能南下策应，红军原定的北渡长江计划已无法实现。

面对这种局势，毛主席和军委首长决定，暂时放弃渡江计划， 红军改在川、黔、滇边区实行机动作战。

过了赤水河，我军挥兵进入四川的叙永(永宁府)，又转向云南境内的扎西(威信)，并且在扎西地区集结休整。

为了充实战斗连队， 提高我军战斗力，红军及时地进行了有名的扎西改编，撤消了各军团的师级单位。

在宣布整编命令的同时，正式向全军广大指战员传达，毛主席已经重新开始领导红军了，同时要求全军同志加强团结，奋勇作战，争取在云贵川一带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这样一来，红一方面军不仅人心大振，而且队伍也更加精干，为今后的机动作战和夺取胜利创造了条件。

二月十八日，红一方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突然回师东渡赤水，向敌人力量薄弱的桐梓、遵义进军。

这一着棋，又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的。

在我军的前进路上，只有王家烈的一些黔军，这些大烟鬼根本无法抗拒红军前进的步伐，我军再次攻克桐梓之后，又攻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娄山关，随后迅猛击溃遵义之敌。

经过几次连续作战，消灭了王家烈的两个师，遵义这座历史名城又重新回到红军手里。

当地的人民群众欢呼雀跃，男女老少箪食壶浆，热烈欢迎子弟兵。

自遵。义会议后，由于红军恢复了过去做群众工作的传统，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搞得热火朝天， 使我军回师途中，所到之处都得到了群众的有力支援。

那些受苦的干人，不仅争着为红军带路、抬担架，而且有不少青年参加了红军，加上我军第一次在桐梓、遵义活动时，留在群众家里的伤员，有不少伤愈纷纷归队，部队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在我军二进遵义的同时，蒋介石急令他的中央军从乌江南岸驰援遵义。

我们进入遵义的第二天，敌吴奇伟纵队的两个师已进至遵义城南，与我红一、三军团的阻击部队交火，我军以宽正面防御节节抗击敌人，有计划地将敌诱至遵义城外，即依山固守。

敌人火力很猛，曾一度攻下城南老鸦山主峰，但始终未能再前进一步。

经过一天的激战，敌人被吸在我军阵地前沿，进退不得。

黄昏时分，我红一、三军团全线反击，一举歼灭了敌主力，接着乘胜长追，直到乌江北岸，吴奇伟丧魂落魄，自己一过乌江，不等残部渡江，便下令斩断浮桥铁索，一千多敌人被隔在江北无路可逃，都为我军生擒。

这一仗，敌中央军近两个师全部覆没。

我军缴获的枪械、物资堆积如山，红军指战员欢欣鼓舞，这个说:“吴奇伟真够交情，从江西追了几千里路，送来这么多好枪，连个收条都不要。”

那个说:“还是蒋介石听话，乖乖地按照毛主席的调遣，把中央军派来了。”

我军在黔东北先后歼敌四个师，是长征以来首次的大胜仗，捷报传出，云贵川的敌人魂飞胆裂，再不敢轻举妄动了。

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毛主席又指挥红军由遵义向仁怀经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

茅台镇是出产茅台名酒的盛地。

红军抵达时，土豪劣绅们早已逃之一空，一座座巨大的酒窖里堆满了陈年佳酿的美酒。

据说，行军之后用酒擦脚是保护脚的灵验妙方，我们的红军战士还真用茅台酒擦过脚哩。

我军重入四川，蒋介石又以为我军将北渡长江，继续执行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便匆忙调集川、黔、 滇军沿长江和黔滇边布防，妄图构成新的封锁线，将红军聚歼于长江南岸。

然而，等敌人刚刚部署停当，我军又经二郎滩、太平渡东渡赤水，乘黔中敌军空虚之际，经枫香坝强渡乌江，主力插向息烽，直逼贵阳。

这时，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深恐我军攻打贵阳，或东进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师，急令云南军阀龙云火速驰援贵阳(当时贵阳城内只有一团兵力)，并叫薛岳和何键调集部队在湘黔边界布防。

当滇军赶到贵阳时，惊魂未定的蒋介石自以为得计，实际上他的这一切不成章法的军事行动，都是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意图而疲于奔命的。

记得在红军回师黔境时，毛主席就提出:调出滇军就是胜利。

当滇军入黔之后，我军除以一军团一部包围贵阳东南的龙里城佯逼贵阳外，主力则在贵阳附近突然越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了贵州。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这一系列的灵活机动的行动，使我们始终牢牢把握着主动权。

部队仍是天天走路、打仗，和过去同样紧张、艰苦，但是，大家在长征初期的那种忧虑心理已烟消云散，斗志日益高涨。

毛主席神机妙算的军事指挥艺术，给红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一路上，人欢马叫，歌声不断，我们无线电队的同志，也放开喉咙唱了起来:

云贵川，红旗飘，红军志气比天高，江山从此归穷人，土豪劣绅好心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