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毛泽东与群众心心相印的故事，几乎众口皆碑，我在他身边工作的那几年更深有体会。

他经常带着我们深入到群众当中去，体察民情，关心他们的疾苦，为他们生产、生活制订出一系列的措施，为他们排忧解难。

杨家岭的群众差不多都认识毛泽东。

1939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跟毛泽东散步来到了延河边，几个农民正在地里播种。

毛泽东放慢了脚步，来到地头，哈下腰去抓了一把土，放在手里仔细地攥着，看着。

待农民们干到地头时，毛泽东走上前去，亲热地和他们打招呼，问他们种的是什么？

农民们说:“种的苞谷。”

“从哪里选来的种子？”

“从去年的苞谷中选出来的。”

毛泽东笑了笑，接着问:“你们种多少地？能打多少粮？”

农民们见毛泽东衣着朴素，和蔼可亲，又这样详细地询问他们的生产，非常高兴，放下手中的种子和工具，围拢过来，打开了话匣子，七嘴八舌地回答着。

“种地不少，山地多，平地少。山地都种谷子，脱出来的小米人吃，剩下的谷草喂牲口。”

“谷子怕旱，如果雨水充足，打下的粮食除了交公粮外，我们吃不完。”

“如果天旱，山地收不回多少粮食，只能靠山下边的地，打回的粮食仅够口粮。”

毛泽东听后点点头，掏出一支烟点着，又问:“有优良品种没有？ 地里施什么肥？

农民们说:“没有优良品种，地里上猪粪、牛粪、驴粪，掺和在一起上到地里。”

“粪上得还是不错的，可没有优良品种不行呦，得想想法子，你们可以到边区政府找农业厅长高志里要，他会给你们的。另外，种地要倒茬，不倒茬不行，一般情况下两年要换一次。”

毛泽东刚讲完，一位年龄较大的农民走上前去，一把拉住毛泽东的手，激动地说:

“大兄弟，你讲的话在理，一定是种地的老把式吧？ 我按你说的办。”

我在一旁插嘴说:“大爷，这是毛主席。”

“嗯？是毛主席？他就是毛主席？”

这位老农结结巴巴地问，然后倒退一步，用吃惊的目光望着毛泽东。

其他几位农民也都睁大了眼睛望着毛泽东，望着，望着，眼窝湿润了，有的涌出了泪水，有的自言自语地说:“毛主席呀，您真是咱庄稼汉的贴心人啊！”

那位老农平静下来，眼含热泪，又走上前去，握住毛泽东伸过来的手，诚恳地说:

“主席，我刚才的举动您不会见怪吧？您是不是也种过地？您说的每句话可都是咱庄稼人心窝子里的。”

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带着我到附近的农民家走访。

我们来到一户农舍。

这家的孩子认识毛泽东，见我们迈进院门，就在院子里高兴地喊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

孩子的父亲急忙从屋里迎了出来，和毛泽东亲热地打着招呼。

毛泽东就和他俩在院子里聊了起来。

毛泽东问:“这一带有多少户人家？种多少地？养几头牲口？几头猪？有母猪没有？养多少只鸡？”

农民说:“这一带有十几户人家，几乎家家都饲养点啥。一般人家最少养1头猪，最多的养30多头；养鸡最少五六只，最多的养20 多只。以前不敢多养，人少卖不出去，现在行了，鸡蛋、猪肉有多少卖多少，猪肉能卖一角钱一斤，鸡蛋一角钱十个。家家都有副业收入，少的时候一年十几元，多的时候60多元呢，够零花钱了，买火柴和油盐。大牲畜不是每家都有，有的养马，有的养牛，有的养驴，基本上两户用一台车，一架犁。地都种在山坡上，如果风调雨顺，能把粮食收回来，这是最好的年份了。”

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说:“要搞好养殖业，选些优良品种。饲养上要卫生，猪和鸡不能进窑洞，人容易得传染病，猪和鸡也容易得传染病。”

在主人的相邀下，我们进了窑洞。

毛泽东站在窗前望着光秃秃的山坡，若有感触地说了“山坡上有这么多的人家，可是没有一棵树，要植树造林啊！”

最后这句话语气很重。

我跟着毛泽东离开了这位农民家。

夕阳已经西下，火红的晚霞染红了山山岭岭。

望着沐浴在晚霞中的一排排整齐的窑洞，我非常兴奋，跟在毛泽东身边蹦蹦跳跳地走着。

毛泽东见我这调皮的样子笑了，疼爱地说:“走路也不老实，像个孩子。”

我吐了下舌头乐了，说:“主席，您刚才和那家主人唠嗑，问得真细呀！"

“不细行吗？走访、调查就要全面详细，越细越好，通过具体的现象才能把握问题的实质。”

顿了顿，他注视着我认真地说:“这十几户农民有一定的代表性，生活也不富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我们的战士来自五湖四海，可以把各自家乡的农业和养殖业的经验传授给他们，还要在他们当中办家庭识字班，晚上派去一个战士教他们识字，一天晚上用一个小时就行，农民们有文化了，接受新事物也就快了。”

听着毛泽东的谆谆教导，记住他一件又一件事情的安排，大至农业生产，小至家庭识字，柴米油盐，事无巨细，他件件都管。

我抬起了头，望着他思考的眼神，崇高的敬意从心底油然而生。

回到住地后，我把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汇报给有关部门。

他们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制订出相应的措施，帮助农民举办识字班，教他们学习文化；

派有经验的战士到农民当中去传授养殖方法；

并组织机关人员和当地农民上山植树。

我离开延安时，光秃秃的山坡都穿上了绿衣。

秋天的一个黄昏，我跟毛泽东散步走到杨家岭沟口外。

正值庄稼成熟季节，山坡上种的谷子熟了，沉甸甸的谷穗羞涩地低下了头，俯视着养育她的大地，在夕阳的映照下一片金黄，十分惹人喜爱。

我和毛泽东一边欣赏着这丰收的景色，一边往前走，忽然背后传来了卖甜瓜的吆喝声:“卖甜瓜了，又甜又脆的甜瓜啦！”

一位大汉挑着一担子甜瓜从我们身边走过。

毛泽东目送卖瓜的大汉走远后，回过头来回我:“泽民，东北种甜瓜吗？”

我答:“东北种甜瓜，但是我家那儿种的不多，那是黑土地，种出来的甜瓜虽然个儿大，但是不甜。”

“你能吃到甜瓜吗？"

“能，离我家20多里处有个山坡，是沙土地，长出的甜瓜好吃， 有时我们用鸡蛋去换甜瓜吃。”

“你在家种过甜瓜吗？"

“种过，小时候跟着大人学着种过。”

“怎样种法？"

毛泽东的问话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便向他滔滔不绝地讲起种甜瓜的往事。

“小时候，我跟老王头学种瓜。他种的瓜又甜又香，可好吃啦。 冬天，他把高梁秸子15根捆成一捆，扎紧后用锄刀锄成一段一段的， 丢进茅坑里泡着，等到来年春天种甜瓜时，先把地刨好坑，从厕所里把高梁秸子捞出来运到地里，一个坑里放一段，再把每段高梁秸扎个口，把瓜籽放入口内，培上土即可。这样种瓜不怕旱，长出的瓜特别甜。”

毛泽东笑了，说:“我还没有听说这样种甜瓜和西瓜的，你把这种方法传授给陕北农民怎么样？”

“行！”我刚答应完，毛泽东又问:“泽民，你说说，为什么要种甜瓜和西瓜呢？"

“这还不容易？西瓜和甜瓜好吃呀。”

我扑哧一声乐了，刚要脱口说出这句话，抬头望见了毛泽东那认真的目光，觉得不是这样简单， 立即把流到嘴唇边的话咽了回去，转而一想，主席是在考我。

我不好意思地红了脸，冥思苦想一会儿后，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有一方人的习惯，像咱们延安地区不愿意种西瓜、甜瓜，可是我去武汉时路过河南，那地方西瓜特别多，而且便宜。另外咱们国家地域辽阔，有热带、亚热带、寒温带、寒带，气候不一样，土质也不同，因此，种的粮食和水果也就不一样。这大概是习惯加规律吧。”

毛泽东点点头说:“咱们陕北出小米，也习惯种小米。”

见主席似乎满意我的回答，心里美滋滋的，急忙插话，“对！咱们枣园出大枣，还产大白梨呢，这是出名的。主席，从长远利益看， 咱们陕北应当多种水果，发展经济作物，种的粮食够吃的就行了。”

“不！从目前看，陕北人一天比一天多，少种粮食是不行的，那样会没有饭吃的。”

听了毛泽东这几句话，我羞愧地低下了头，为自己认识问题不全面而又自作聪明深感不安。

毛泽东似乎没有察觉我的心理反应，颇有兴致地说:“全国各地情况不一样，有的地方先进，有的地方落后，先进之地要影响和带动后进地区。我们刚到陕北时，厨房的同志给我做了猪下水吃。我问他们从哪里弄来的？他们说是老百姓杀猪时扔掉的。当地有个习俗，不吃猪头、下水。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陕北的百姓在我们的影响下，发现猪头、下水不仅能吃，而且很好吃，杀猪时再也不扔猪头和下水了。这就是进步。对于群众的落后习俗，我们不能强迫他们去改，只能用进步的东西去影响他们，让他们去学，从而让他们主动地和旧的习俗诀别。”

一个小小的甜瓜竟能引起毛泽东如此的议论，而议论的中心又是人民生活问题。

我在他身边工作的那几年，他就是这样，无论大事还是小事，是拉家常还是聊天，谈话的核心总离不开农民、战士、生产、人民生活，这似乎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

这次散步回到住处后，我按着毛泽东的指示去办，用从老王头那儿学来的种甜瓜方法，试种甜瓜。

但是，陕北和东北的土质不一样，苞米秸和高粱秸也不尽相同，而且陕北厕所缺水，浸泡不过来苞米秸，没能成功。

1939年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我们开始了大生产运动，首次开荒种地，山坡上、山沟里都播下了种子。

然而天公不作美，都到了5月下旬，还没有下一场雨呢，地旱得厉害，小苗没有出全，即使长出来的禾苗也是枯萎着身子，蔫蔫巴巴的，又黄又瘦。

望着干裂的土地，农民们着急，毛泽东更着急。

一天傍晚，我们跟随毛泽东到地里松土。

毛泽东干了一会儿后，直起腰望着山坡上的地，着急地说:“这么旱的天，山坡上的地就更需要雨水了，快下一场透雨吧！”

这天夜晚天真的阴了下来，乌云越来越浓，到了后半夜竟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

正在伏案疾书的毛泽东，听见了窗外轻轻的雨点声，立即放下了笔，侧耳细听，仿佛在听一首优美动听的音乐，舒心的笑容展现在他的脸上。

一会儿雨下大了，毛泽东索性离开了桌子，推开了房门，笑望着门外的大雨。

正在门口值班的警卫员以为毛泽东有急事，急忙问:“主席，有事吗？要不要喊公务员？"

“没事，不要喊公务员。”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摆手，然后指指天上下的大雨。

警卫员会心地笑了。

第二天，警卫员对我说:“昨天夜里主席看下雨，可高兴了，那样子简直像个孩子。”

翌日雨过天晴，喝足了水的大地湿润润的。

被雨水浇洗过的小苗打起了精神，一个个抬起了头，水灵灵的；没有出来的小苗也破土了，从地底下拱出了嫩嫩的小脑袋。

傍晚，人们三三两两地出来了， 围着自己种的地转呀，看呀，乐得合不拢嘴。

毛泽东也带着我们走出了窑洞，边走边说:“这雨下得真好啊， 就是不知道山上的地里下透了没有？”

我们走出沟口时，碰见一位老农，毛泽东微笑着走上前去，向他打听山上地里的情况。

老农高兴地说:“全下透了。这雨开始时下得又细又慢，可后来越下越大，真是难得的一场透雨啊！秋后收成不会错的。”

毛泽东听后抿着嘴地乐，带着我们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延水河。

河水急速地哗哗地流着，一场大雨过后，河水也上涨了，原来河中间垫着几块大石头，踩着就可以过去，现在河水已经把石头淹没了。

毛泽文东望着滚滚的河水，高兴地问:“泽民，你说这河水里有鱼吗？"

我被问住了。

我知道他现在的心情特别好，为了不破坏他的兴致，我向过来的几个当地人打听河水里有没有鱼？

毛泽东也走过来，和他们几个拉开了家常，由河水里有没有鱼谈到这场大雨，又转到农业生产这个老话题。

望着谈兴正浓的毛泽东，我感慨万端。

他的情绪，他的喜怒哀乐时时事事都与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

这是毛泽东性格中最大的特点。

北宋文人范仲淹曾为后人留下了世代相传的佳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认为，这正是对毛泽东的写照。

有的人说逢旱必涝。

1939年的延安地区验证了这句话。

秋天下了一场大暴雨，突然山洪爆发，滚滚的洪水咆哮着直冲而下。

洪水来自三个方向，西北枣园、安塞和榆林。

榆林的洪水最凶猛，冲塌了房屋，冲走了一些牲畜，也冲走了百姓的东西，竟把十几吨重的大石头冲出十几里地远。

三段洪流很快在宝塔山脚下汇合。

宝塔山附近南门外有个很大的露天戏台，两边地势很高，盖了不少民房，可是洪水经过，顷刻间房倒屋塌，连大戏台都冲跑了。

洪水到来之前，边区政府已经拉响了警报，可是有的人不相信洪水能到这里，返身往家跑，没跑多远就被洪水拦住了去路，被抢险的同志拉走。

他们一边走一边回头，眼睁睁地望着自家的房屋被洪水冲塌，心如刀扎。

这是延安地区百年不遇的天灾。

我们和边区政府及时地将灾情汇报给毛泽东。

毛泽东心急如焚，立即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挂电话，指示:“要抓紧抢险救灾，组织群众修房，一定把人民生活安排好。”

林伯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迅速组织人力，奔赴灾区，投入到紧张的救灾战斗。

两个小时后，凶猛的洪水退下去了。

当边区政府向毛泽东汇报没有淹死一个人时，毛泽东深深地舒了一口长气，接着又不断地询问救灾情况，指示一定要搞好救灾工作，并当作头等大事去抓。

在那令人担忧的两个小时中，愁云一直笼罩在毛泽东那表情丰富的脸庞上。

他一会儿倒背双手，走出窑洞，向远处跳望；

一会儿问我:“泽民，边区政府来电话没有？”

一会儿又坐到凳子上，一根接一根地吸烟。

群众的安危撕扯着他的心，他坐卧不安啊！

直到洪水过后，他脸上的愁云才消散。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在林伯渠的指挥下，救灾工作快速地顺利地进行着，救济粮发下来了，倒塌的房屋重新建起来了。

当灾民们搬进新居时，激动地说:“还是边区政府好！共产党好！”

1939年秋，党中央决定在杨家岭沟下修建大礼堂，木料从劳山运来，石头就地取材。

从附近招来一些民工，在杨家岭的山坡上放炮采石。

采石场离毛泽东住的窑洞仅一沟之隔，大声说话都能听到，放炮崩石震得窗户框子直响。

为了不影响毛泽东的休息，采石民工根据毛泽东的作息时间，每天上午10时上工，晚8时收工，放炮时间放在下午3时以后。

一天晚上，太阳落山了，黑色的天幕已经抖开，将要徐徐落下， 山坡上朦朦胧胧的。

我跟着毛泽东来到了采石工地。这时已是10月的天气，很凉了，阵阵山风袭来使人感到寒意。

民工们已经停工，三三两两地坐在一块儿唠嗑。

毛泽东走过去，和几个正围在一起唠嗑的民工亲热地打着招呼。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和农民交谈

民工们见健步走来一位身材魁梧面带微笑而又慈祥的中年人，感到可亲，热情地把毛泽东让到他们中间，毛泽东席地而坐，和他们拉开了家常。

民工们高兴地告诉毛泽东，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延安当地人，也有的是附近农村人，出来干活时间不长，给边区政府修过银行，大部分时间是打窑洞。

他们都在边区政府登了记，边区政府记下他们每个人的家庭地址，农忙时让回家种地。

民工们乐呵呵地说:“共产党和八路军来了真好，我们有饭吃，有活干，还有钱花呢，这日子越过越红火。”

毛泽东听后笑着说:“你们不错呀，出来干活，家里有零花钱。 你们村子里的农民怎样呢？也有零花钱吗？”

民工们说:“在农村平时没有零花钱，只是秋后卖粮能换回钱。 有的人家养猪，秋后卖猪也能换回一些零花钱。总之，家家都有些零花钱，有的多些，有的少些。”

毛泽东又询问他们种地情况。

他们说:“只要天不旱，可以得到好收成。自从边区政府成立后地主不敢要粮了，地都是国家的了，如果开荒，政府两三年内什么也不要。这日子越过越稳当，越来越好啊！”

“你们村子里的孩子能上学吗？"

“大部分孩子上学了，只是偏远地方人家少，路又远，有的孩子还没能上学。”

停了会儿，毛泽东指着山坡问:“在这里修大礼堂行吗？山水下来能不能冲坏呢？”

民工们乐了，说:“这里山水不大，山下的河沟很宽，保险没事。”

附近的几个青年民工见毛泽东坐在这儿唠得很热闹，悄悄地说: “这是哪儿来的老爷子，这么会唠嗑，话说得头头是道，还这样关心人，咱们也看看去。”

说着围拢过来，毛泽东身边坐了一圈人。

毛泽东问他们修这个大礼堂干啥？

一位黑红脸膛的中年人说:“给毛主席开会用的。毛主席就住在北边山上，站岗的地方就是，只是我们没有看见过。”

“是呀，我们还没看见过毛主席呢。”

民工们随声附合着，显得很激动。

毛泽东轻轻地看了我一眼。

我明白他是让我点破，介绍给民工，但是天已经黑了，身负保卫重任的我不能这样做，这个哑谜要继续打下去。

我冲毛泽东微微摇了摇头。

毛泽东会心地笑了，话锋一转问:“你们为什么白天不干晚上干呢？”

一位青年民工说:“老爷子，你还不知道呢，毛主席上午休息， 夜间工作，他可忙啦，指挥千军万马打日本鬼子，我们有今天的好日子全靠他了。他太累了，我们怕影响他休息，让他安静地睡会儿觉，所以他睡觉我们休息，他办公我们干活，盖好大礼堂，好让毛主席给大家开会呀！”

说到这儿，这位青年把话停住了，脸上露出了激动而又自豪的表情。

天幕完全落了下来，一轮明月从东方升起，皎洁的月光碎银般地撒在山坡上，给打出的石头踱上了一层银色，好似一个个大圆宝堆积在那里。

石堆旁边坐着和毛泽东拉家常的民工们，在月光的映照下，他们那被风吹日晒变得黑红的脸庞显得明净、安详。

这天上人间真是一幅美丽宁静的图画呀！

夜渐渐地深了，民工们还不肯离去，围着毛泽东唠这唠那。

一位民工悄悄地问我:“这老爷子是干什么的？"

“他是管盖房子的，没有经验，到这儿向你们取经来了。”

“不对！你说得不对。这老爷子经验多着呢，一唠嗑就知道他是盖房子的行家。”

这位民工大声地和我争辩着，急得他满面通红。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这几个民工在路上碰见了我，想见毛主席。

我认真地说:“你们已经见到了，那天晚上和你们唠嗑的那位‘老爷子’就是毛主席呀！”

“什么？和我们坐在一块儿拉家常的人是毛主席？"

“是的，他就是毛主席。”

“哎呀！我的妈呀！和我们唠那么长时间嗑的人竟是毛主席！我怎么没仔细地看看他呢？后悔死了。”民工们急得直拍大腿。

平静一会儿后，他们激动地说:“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毛主席！他是那样慈祥，那样和善，和我们庄稼人一样，他的心和我们庄稼汉的心紧贴在一块儿呀。”

有的民工嘴嗫嚅着，眼里闪着泪花。

是啊，毛泽东的心永远和群众的心连在一起，无论是繁忙之中还是休息之时，或是站在地图前指挥千军万马之际，或是在静静的夜里伏案疾书之中，他想的是人民，说的是人民，做的还是为人民，心里装的都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