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随大部队撤到蛟河。

组织上让我负责蛟河到延吉这段铁路的运输，把长春、吉林运出的物资通过这段铁路转运到敦化，再把新站、拉法的俘虏运往延吉后转送到哈尔滨。

1947年，蒋泽民担任图们办事处副主任。前排右数第三人为蒋泽民

1946年7月初，我们完成运输任务后，正值东北局责成吉林省委、省政府在图们建立办事处，由吉林省委原则领导。

其任务是:

负责沟通东北局与军队、地方、北朝鲜及驻北朝鲜的苏军之间的联系； 接待前方下来的伤病员和过往人员；接收上拨和外援的物资，将之转运到各个部队；守卫鸭绿江大桥，维护社会治安，担负边境上运输贸易工作。

东北局组织部和吉林省委任命饶斌为办事处处长，我为副处长。

周保中司令员通知我后，认真地说:“饶斌尚在通化主持工作， 暂时不能回来，办事处由你负责筹建，要抓紧时间，克服困难，充分发动群众，艰苦创业，想方设法完成任务。”

根据组织决定，我走马上任。

吉林军区原在图们设个兵站，现在撤消，仅留下几名战士守卫鸭绿江大桥。

这几名战士作为图们办事处人员，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我带领这几位战土开始创业，首先解决干部问题。

其来源于四个渠道:

一是就地选才，从医院的伤病员中，选出那些经过多次战斗又有较丰富带兵经验的人，因身体原因不能重返前线，征得本人同意后，与组织部门联系，将之留下，作为骨干力量，组建警卫连；

二是从东北局及下属各单位的过往人员中物色人选，征其所在单位和本人同意后，留在办事处；

三是从其它单位选来一些年青干部和知识分子；

四是饶斌回来时带回一批干部。

这些干部来自五湖四海，年龄不一，阅历不同，为使他们尽快适应工作需要，我们举办了短期训练班，他们进步很快。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9月初，民主联军参谋长刘亚楼和炮兵司令员朱瑞来办事处检查工作，见我们缺少干部，又从佳木斯东北军政大学调来廖列前、姜永新等九名学生，负责铁路运输，并拨给我们一部电台。

这样，办事处的干部队伍初步形成。

9月，饶斌处长从通化回来，办事处机构正式建立，除管理科、 财务科、秘书科等部门外，还建立了汽车队、招待所和电话班，以后随着工作的展开，办事处的机构逐步完善。

关于经费问题，根据周保中司令员关于可以办一些工业的指示， 我们接收了原敌伪图们木材厂，加工出的木材除我军使用外，卖掉一部分作为经费。

与此同时，我们又与地方联系，办了冰糕厂、牛奶厂、被服厂等，其收人也作为办事处的经费。

这样，又初步解决了财源问题。

没有房子，我们主动与地方有关部门协商，把一些战乱后留下的破房子修理好，作为办公室、招待所、食堂、车库、仓库，又安装几部电话。

经过一番努力，办事处初具规模。

周保中来检查，很高兴，指示我们:“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搞好机关、连队和招待所的生活。”

根据他的要求，我们在搞好机关、连队生活同时，重点抓了招待所，搞好客房卫生和食堂伙食。

使那些从战场上下来的伤病员有一个比较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使南来北往的工作人员办事和生活都方便。

真诚的服务换来同志们的好评。

许多人说:“住进办事处的招待所，如同到家一样。”

我们除了办事处自身建设外，还承担着守卫鸭绿江大桥、押运物资、车站警卫、维护社会治安等卫戍任务。

为此，我们成立四个警卫连，一连负责曲水仓库；二连守卫江桥；三连负责车站警卫；四连负责警备司令部和办事处的警卫。

四个连有两个朝鲜族连队，两个汉族连队。

指战员们昼夜值班，尽职尽责。

在这些卫戍工作中，最难做的是维护社会治安。

日本侵略者统治东北十几年，奴化思想成为社会的毒瘤，而这些东洋鬼子刚走，国民党军队又到。

因此，国民党特务、伪军、宪兵、土豪劣绅、地痞流氓如瘟疫一般，四处破坏，搅得社会不安，人心惶惶。

加之我们来这里时间不长，缺乏群众基础，控制稳定社会局面就更困难了。

图们有个日伪医院，被我接收不久，正是新旧交替中，管理制度尚未健全。

医院中住了许多从前线下来的伤员，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曾是被俘的国民党官兵。

由于编入我军时间很短，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又没跟上去，他们恶习未改，从前线下来情绪沮丧，怨气十足。

在特务的煽动下，七八十个人出来闹事，乃至于冲到火车站，从运送武器的车皮中明目张胆地抢下手榴弹，到公安局偷枪支弹药，拿着这些武器到街上胡作非为。

我们闻讯后，立即着手解决这一复杂棘手的事件。

恰在这时，民主联军政治部副主任周恒下部队检查工作经过这里，他不顾旅途疲劳，与我们一起研究对策。

周恒和我一起带着警卫连的战士到街里把这些闹事者一个个找回来，召集在办事处会议室，动员他们把武器交出来。

他们不同意，有个别的顽固者竟把手榴弹绑在腰上，手拿着导火线，威胁地说:“如果你们硬抢，我和你们同归于尽。”

面对这嚣张的气焰，我的肺都要气炸了，真想命令战士上前夺过他们手中的武器，不服者就地正法。

但是不能啊！这些人虽然过去是国民党的官兵，但是现在已弃暗投明，是人民军队的一员，这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如果处理不好，国民党必定会大肆造谣，造成很坏的影响，甚至影响整个东北战争。

另外，他们当中有个别的亡命之徒，如果处理不当，会出现危险后果。

想到此，我把胸中的怒气压了又压，头脑冷静又冷静，决定用党的政策去教育他们，一定改变这种僵持的乃至一触即发的局面。

周恒副主任和我心平气和地做他们思想工作，让他们先把武器放下，有问题提出来，组织是会解决的，要相信组织。

同时规定:谁放下武器谁马上回去休息吃饭，而且改善伙食，否则，关在屋内谁也别想出去。

我们让警卫部队守好门。

我俩轮番地一遍又一遍地说服劝导，从早上谈到傍晚，又从日落西山讲到月上中天，讲得口干舌燥，声音嘶哑。

大部分人被劝服了， 一个个放下武器没精打采地走了，还有几个顽固不化者坐在那里硬挺着，又困又饿，上下眼皮不自觉地打架。

我们轻轻碰醒他们，劝道: “何必这样自讨苦吃呢？放下武器吧，回去安安稳稳地睡一觉。”

他们揉揉那睡眼朦胧的眼睛，再望望这空荡荡的会议室，那绷了一天多的顽固神经最终断了，无奈地把武器交给我们。

这样，经过我们一昼夜的苦口婆心的思想工作，这七八十个人放下了武器，一场危险的暴乱平息在萌芽中。

事件解决后，我们办事处很快与这些伤兵所在的部队取得联系， 将他们的情况汇报给各部队，建议部队给予教育和适当处分。

与此同时，我们又将办事处的一些物资送给医院，帮助医院改善生活条件，稳定伤员情绪。

通过这次事件，使每个工作人员提高了革命警惕性，工作认真负责，尤其是报务员，每次发报都特别注意其中的杂音。

一次，他们听到另一部电台的讯号，马上报告给参谋邵森亭。

邵参谋反映给我。

我命令他们一定设法查到电台所处的位置。

经过认真工作，很快查到这部电台所处的方位。

我们前去搜捕，当场抓住了国民党派来的特务，然而没有发现电台，他矢口否认。

我和邵参谋领着人，屋内屋外搜遍了每个角落，仍旧没有找到， 最后把床抬出来，床底下也没有。

又急又气的我，趴在床下检查，发现床板上吊着一个包，解下一看竟是电台。

赃物俱在，刚才还强硬的国民党特务耷拉下脑袋，当场被捕。

图们和朝鲜仅一江之隔，边境上物资走私猖獗，尤其是贩卖倒运鸦片和海洛因的毒品防不胜防。

这类毒品多数是从朝鲜南部运来的。

为了保障边境正常贸易，增进两国人民的团结和友谊，我们与朝鲜互通情报，中朝边境附近的海关都设了卡，严加检查。

我方由警卫连负责。

然而，边境线长，人力不足，尤其图们在浅水期和冬季的黑夜里，走私者往返比较容易。

鉴于此，我们发动群众，明防与暗监结合，依靠内线群众工作，及时掌握线索，采取定人、定点、定时打埋伏仗的办法，收效显著，严厉地打击了走私活动。

日历一天天翻过，困难一个个排除，各项工作逐步走入正轨，可是这年秋后，图们发生了霍乱。

这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传染病，来势凶猛，一周左右，全城就死亡几百人。

我们立即汇报给周保中司令员和吉林省委。

他们得到疫情后，指示有关部门紧急送来预防药品，派来医护人员，开展防疫隔离工作。

经过各方面努力，终于控制了霍乱的蔓延。

1947年春，办事处调来政委白总才和副主任孔术三。

组织又将我调到卫成司令部任参谋长。

在图们这一年，是我第一次做地方工作。

回顾反思，我深深体会到离开延安时，毛主席说的:“如果搞地方工作，首先要建设好政权。”这句话的伟大意义。

是啊，夺取政权、占领城市，这只是革命的第一步；而建设政权、管理城市，则任务更艰巨，更伟大。

1947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夏季攻势取得了胜利，歼敌8 万余人，收复42座城镇，使东、西、南、北满连成一片，把敌人压缩在中长路和北宁线少数据点中，我军转入了战略性进攻。

为保证后勤供应，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决定在蛟河成立办事处(后改为第三办事处)，调我任处长。

后勤部部长钟赤兵通知了我，明确交待了办事处的三项任务:

一是将北部根据地运来的物质迅速转运到东南满前线；

二是把前线下来的伤员运往北部根据地延吉、佳木斯、牡丹江、哈尔滨等医院；

三是维护好社会秩序。

他再三强调，任务艰巨，一定要完成好。

我奉命准备去蛟河。

临行前，我的工作伙伴，图们办事处处长兼卫戍区司令员饶斌让我带一个警卫连去，便于开展工作。

蛟河原有一个兵站，站长是马安心，政委是左杰。

办事处成立后，兵站随之取消，马站长为办事处副处长，左政委为办事处副政委。

我到任后，与这两位同志组成领导班子，立即招兵买马，组建机构，相继成立了办公室、财务科、运输科、给养科、备料科、卫生科、管理科。

办事处又下设七个兵站。

兵站分布为:西到江密峰，东到蛟河，南到桦甸。

与此同时，我们又在从图们带去的警卫连的基础上，充实扩编成四个警卫连，负责仓库和车站的警卫。

当时国民党飞机经常侵入狂轰乱炸，为了防空，我们将其中的一个连改为空防连。

没有高射炮，我们就土法上马，自制一些三角架，架在山顶上，上面架起重机枪。

如果敌机袭来，就用重机枪朝它射击，虽然击不落敌机，但有时也能击伤，使敌机不敢低飞，看不清目标，胡乱扔几颗炸弹就溜之乎也，使我们免受大的损失。

当时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每天都有伤员抬下来，送到蛟河办事处。

为了使伤员在中途转运中得到很好的休息，我们与县政府取得联系，得到他们大力支持，帮助我们建立了招待所、浴池和电影院。

伤员送来后，首先洗洗澡，在热水中泡一泡，消除疲劳；然后回到招待所暖乎乎的屋内，吃上可口的便饭，晚间再组织他们看电影。

休息几天后，按着预先的安排，我们把伤员分期分批抬到车站，分别送往各根据地医院。

大部分伤员比较满意，有的伤员临上车前，握住办事处同志的手，眼里噙着激动的泪花，连声说:“谢谢，谢谢！”

然而也有极少数闹事的，他们曾是被俘的国民党官兵，胡作非为，甚至打老百姓和招待所服务人员。

我们发现后坚决制止。

我通知警卫连和招待所的同志:“如果有闹事的立即抓住关起来，与其所在部队联系，请部队派人来，给予处分。”

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我们抓了几个典型，进行了严肃处理，从此后再没有闹事的了。

蛟河，是当时东北地区东部重要的交通枢纽。

从北满往南去有三条铁路干线。

第一条是由哈尔滨经过长春去南满，而长春被国民党占据，此线不通；

第二条是由哈尔滨经拉法、新站去南边，但是，拉法北边的隧道已被破坏，无法通车；

第三条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延吉至蛟河，由蛟河通过水路去桦甸、盘石等地，再由此南行。

这第三条线，是当时南北交通唯一的大动脉。

蛟河办事处担负着繁重的运输任务。

每天晚上，有十几列满载枪支弹药、军用物资的火车从北满根据地开过来，最多时达到17次列车。

每次列车都挂有二十五六节车皮。

为防止敌机轰炸，这400多节车皮的物资必须连夜卸完、运走，或者转移隐蔽，翌日清晨，站台上必须踪影皆无。

这是多么大的劳动量啊！

为了保证完成任务，蛟河办事处充分发动群众，打一场运输物资的人民战争。

从北部根据地运来的这些物资，主要有棉衣、鞋袜、枪支、弹药、医疗器械和药品。

其发货地不同，到货处也不一样，为了使其在转运中不出差错，我们统筹安排，明确分工。

运输科分别负责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和水上运输。

第一步是铁路运输。

白天，他们根据到货的电话通知，按着要求分类制表，件件落实，并通知装卸的民工。

晚上，他们组织民工到站台上卸货。

卸下的物资有急需运走的，安排民工分门别类地装上汽车、马车、牛车，急速开走；有些暂时运不走的，民工们将之搬运至仓库，或者暂放其它地方隐蔽好。

第二步是公路运输。

把从火车站倒运下来的物资，运到蛟河唐家崴码头，这段路途大约有十几里地，由汽车队和民工运输队负责。

第三步是水路运输。

把运到唐家崴码头的物资，装到船上，顺着松花湖运往桦甸、盘石等地，再由那里转运到前线。

办事处共有16 条机器船和几条登陆艇，大船可载100吨货，小船也能装50吨左右。

这些是水上运输工具。

为了多装货，我们把两条小船连在一起，上面铺木板，木板上面放物资。

为了省时间，民工们有时把装满货物的马车、牛车直接赶到船上，船到岸时，直接把车赶到前沿阵地。

通过这铁路、公路、水路的倒运，才能将根据地运来的物资转运到前线。

从卸货到装车，从公路运输到码头搬运，需要大量的人工和车辆。

我们同县政府取得联系，得到他们大力支持，动员广大群众， 组织民工支前。

根据党中央颁发的《五·四指示》和《土地法大纲》，东北广大农村于1947年开展了土地改革，蛟河县附近的农民也进行了土改。

翻身后的农民从心里热爱共产党，拥护民主联军。

当他们接到支前的通知，纷纷报名参加，把家里的牛车、马车、驴车赶来了，把两个轱辘的手推车也推来了。

运输中，他们不怕苦，不怕累，是物资转运的主力军。

在那难忘的日子里，每当太阳落山暮色苍茫时，我们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就提前来到站台上。

接着，民工们三五成群地走来，一辆辆汽车开来，一辆辆马车、牛车赶来，一辆辆手推车推来。大家翘首等待，等待那火车的到来。

“呜……呜……”

随着一声声长鸣，火车头吐着白气笨重地从北边的铁轨上开来，后面挂着一节节装满物资的车皮，一列、二列、三列……先后停在站台上。

物资科的同志们一个个像老练的调度员，手里拿着物资清单站在火车旁，指挥民工们去卸车、装车。

数百名民工在统一指挥下，把那一箱箱枪支弹药、一捆捆军衣从火车上飞快地卸下来，分别装到车上。

小车装满了，马车装满了，汽车也装满了，一辆接一辆地运走。

站台上的灯一个接一个地亮了，照得周围亮亮堂堂。

灯光下，到处是忙碌的身影，到处是装货的车辆。

汽车喇叭嘀、嘀、嘀地叫，马儿一声声嘶鸣，赶车老板们把长鞭甩得啪啪地响，整个车站沸腾了。

人群中，有位黑红脸庞的庄稼汉，正在往牛车上装棉衣，装了一捆又一捆，牛车被压得吱吱作响，他还嫌少，在那高高的货堆上又加上一捆。

他用绳子使劲把货物捆绑好，顾不上擦把汗，扬着长鞭，吆喝着老牛赶车而去。

还有一位老农已有50开外的年纪，岁月的风霜在他脸上刻下密密麻麻的皱纹，可他一人竟扛起三箱弹药从那高高的跳板上下来，疾步如飞，旁边的小伙子也赶不上。

这时候，不知哪位民工高兴地唱起了东北民歌，顿时一唱百应，嘹亮的歌声响彻夜空。

一列列空车鸣着长笛开走了，一列列满载物资的火车又徐徐开进来。

夜深了，天凉了，可是不知疲倦的人们干得更欢了。

高高的天幕上挂着一弯新月，闪着群星，天幕下的站台上，车辆往来如梭，人们挥汗如雨。

近百辆车、上千个人，在这茫茫的黑夜里挑灯夜战，这是一幅多么壮观的画面啊！

每天晚上，我都站在这人海之间，繁忙之中偶尔也望望这沸腾的场面，顿时心潮澎湃，我真想找人把它画下来，只可惜太忙了，无暇顾及，否则留给今天的子孙们，将是多么好的艺术品啊！

从烈日炎炎的夏季到风扫落叶的秋天，我们办事处的同志和广大民工们夜夜奋战在战台上。

在这紧张的抢运中，我们又迎来了雪花飘飘的严冬。

气候寒冷，给物资转运带来许多困难，但是天寒人心热， 我们和民工们干劲十足，运走了一批又一批物资，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受到上级组织的表扬。

1948年2月，为加强办事处的政治力量，后勤部调来政委马绍华。

同年3月上旬，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吉林市，打开了南北交通， 办事处也由姣河迁至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