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蒋介石把战略方针由对外转入对内，由被迫抗日转向消极抗日，反共反人民。

国民党顽固派在不断制造摩擦事件的同时，又从重庆、西安等地向陕甘宁边区、向延安派遣特务。

当时在延安有两名以联络参谋身份出现的国民党高级特工人员。

一个叫郭亚生，是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后来升为少将，改名郭仲容；

另一个叫周励武，是中校，后升为上校。

周励武负责收集情报，郭亚生负责往西安、重庆传送情报。

他们直接受军统局领导，也与西安特务机关发生横的关系。

由于他们有公开的合法的身份，活动比较自由，有时也可以提出见毛泽东，但必须经过我们保卫部门同意。

对他们，我们一方面提高警惕观其行踪，另一方面从统战工作的需要出发，安排好他们的生活。

对于监视这样公开或半公开的特工人员，我们保卫工作还是比较好做的。

1939年末，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蒋介石派胡宗南部包围了延安。

国民党绥德警备区的反共专家、“摩擦专员”何绍南也趁机暗中大搞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在各县组织了暗杀队、石头队、棒子队，对我边区和驻军搞暗杀和破坏活动。

这是一些暗藏的直接从事破坏活动的敌人，非常凶狠残暴。

由于他们有一层伪装，不易被识破。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每次跟随首长出去都特别提高警惕，每到一处，首先用敏锐的目光观察周围的环境和人们的活动，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逐渐形成了职业习惯。

1940年2月，绥德警备区的何绍南带人哗变逃跑。

经过边区政府林伯渠主席和留守兵团肖劲光司令员的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同意王震旅长兼任绥德行政督察专员。

王震上任后，首先召集地区各界代表会议，共商地方事宜，按“三三制”的原则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到秋天绥德地区已面貌一新。

9月中旬，绥德地区有位副专员在去西安的途中来到了延安，在这里参观了几天。

他被延安人民火热的斗争生活深深地吸引住了，很受感动，同在黄土高原，同在一个省区，延安和西安竟是两个世界，天壤之别。

他从心里佩服共产党，向我们提出要见毛泽东主席。

我们汇报给毛泽东。

毛泽东微笑着说:

“副专员来了，我们欢迎，我明天下午去拜访他，留他吃饭。你们告诉有关同志，要服好务，有什么困难帮助解决。”

停了一会儿，毛泽东幽默地说:““摩擦’专员跑了，抗日专员来了，这是喜事啊。”

听毛泽东这一说，我们都笑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二天下午1点左右，我和叶子龙来到大边沟青年食堂。

这在当时是条件比较好的一个食堂，一般招待外来的客人都在这里。

我们通知食堂管理人员，下午3点左右准备两桌饭。

将近2时，毛泽东带着陈伯达和政研室的两位书记员，由叶子龙和我跟随，坐一辆救护车去接见绥德来的副专员。

秋后的阳光从车窗射了进来，暖融融的，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我们更有一种温暖亲切之感，心里甜滋滋的。

我们来到了南门外交际处，大家下了汽车。

毛泽东迈着稳健的步子笑容满面地走在前面，轻轻地推开了房门。

屋中的副专员见进来的竟是毛主席，立即起身迎了上去，激动得睁大了眼睛，说:“啊！毛主席！"

毛泽东紧走两步握住了他的手，亲切地说:“你来了，我们欢迎啊！”

副专员握着毛泽东的手，乐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连声说“谢谢，谢谢！"

他们坐下后，经过简短的相互问候，转入了正题。

副专员提出一些问题。

毛泽东态度和蔼，认真解答，有的问题讲得既透彻又详细，副专员不住地点头。

陈伯达在旁边偶尔也插入几句，作为补充。

谈话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两位书记员在旁边迅速地记录着，准备当天晚上整理出来，第二天送报纸发表。

3时左右，谈话结束。

毛泽东微笑着说:

“副专员，想请您吃顿饭，尝尝我们大生产种的菜，喝喝我们自己酿的酒，怎么样？"

“行！行啊！”副专员高兴地连声答应着。

毛泽东陪着副专员出了屋，有礼貌地先将副专员让进车，然后自已坐到车前司机老梁旁边。

陈伯达、书记员、叶子龙和我等人也相继上了汽车，汽车向大边沟青年食堂驶去。

汽车还没有开到青年食堂时，我从车窗望去，远远看见食堂东厅的小空场上聚集着二三十人，有大人，也有小孩，警卫排的冯永贵班长正领着五六名战士在那儿站岗，维持秩序。

按常规，食堂这时候早已经开完饭了，这些群众到这儿来干什么呢？谁让他们来的？难道他们知道主席要来这里吃饭？他们怎么知道的？我脑海中立即闪出一连串的问号。

汽车在离食堂几米处时，我让司机老梁停了车，然后跳下去，问旁边的一个警卫战士:

“这些群众到这里来干什么？”

战士回答:

“不知是谁传出今天下午有重要首长来食堂吃饭，有的人猜测可能是毛主席要来，这样相互传开了，这些群众到这里等候。无论我们怎么劝，他们也不走，说等见了毛主席后再走。”

我听后觉得还属于正常情况，又向人群扫视了一遍，都是当地一些群众，青年人颇多，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迹象，我心里踏实了。

我又跑回车前，打开了车门，毛泽东先下了汽车，副专员和陈伯达他们也相继下了车。

蒋泽民

群众见了毛泽东，立即站起向前拥去，激动得一遍又一遍地欢呼着: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好！我看见毛主席啦！.……”

小空场上一片欢腾。

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我又向人群望去，发现一个青年人也从地上站起来，双手倒背在后面，挤在人群里。

他为何倒背双手呢？

我立即调了个角度向他身后望去，只见他背在后面的手里拎着一根一米多长有茶杯口粗的柳木棒子，棒子拖在地上，看样子是新砍下来的柳树修理而成，沉甸甸的。

啊！他是谁？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急速地审视着。

见他有20多岁，比较清瘦，穿一件旧衬衫，一条旧裤子，当地人打扮，两只眼睛贼溜溜地乱转。

我的神经立刻绷紧了，紧紧地站在毛泽东身边，我又下意识地摸摸腰上的手枪，严密地监视着这个青年。

这时候，走在前边的副专员已经进了屋。

毛泽东向群众微笑着点点头，挥挥手，也向门口走去，我紧紧跟随。

正当毛泽东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这个青年猛然两个箭步窜到了门前，抡起大棒子就向毛泽东的后脑海狠命地砸去。

他用足了所有的力气，大棒子都带着呼呼的风声，而且动作又快如闪电，眨眼之间，棒子已经往下落。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呼喊、开枪都来不及了，我急速地抬起右臂，挡住了凶猛飞来的大棒子，棒子重重地落在了我的右臂上，像大石头沉沉地砸下，我险些被砸倒，身子晃了两晃，感到胸口发热发闷，右臂失去了知觉。

我急忙稳住了脚跟，就在他要抡棒重起时，左手一把抓住了棒子，使尽全身的力气夺了过来，随着飞起右脚把他踢倒，由于用力过猛，夺过来的棒子落在了地上，我也险些摔倒。

刺客一翻身站了起来，凶恶地向我扑来。

正在这时，冯永贵领着两个战士赶到了，冯永贵飞起一脚向刺客踢去，这一脚踢得又准又狠，刺客扑通一声摔个嘴啃泥。

两个战士扑上前把他按住。

冯永贵又从兜里掏出一团东西塞进他的嘴里，防止他喊叫，这团东西是布还是毛巾？我没有看清。

我低声对冯永贵说:“把他抓起来送走。”

刺客已经摔得满嘴流血，用鳄鱼一样凶狠的目光瞪着我们。

冯永贵带着这两位战士用绳子迅速地把他捆好，装进救护车，押送到公安厅，交给厅长周兴。

后来据说，此人是国民党顽固派派来暗杀毛泽东的刺客。

好险啊！

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的一二分钟内。

冯永贵他们动作迅速，又无声息，做得干净利索，没有惊动屋内的副专员，毛泽东平安地进了屋。

周围的群众被刚才的情景惊呆了，直愣愣地站在那儿，但转瞬间又醒悟过来，扑向救护车，扑向刺客，高喊着:“打死他！”

“打死这个坏蛋！”

“谁敢动毛主席一根汗毛，我们和他拼了！”

也有的人问我: “主席伤着了没有？"

冯永贵向愤怒的人们摆摆手，示意不让他们喊叫。

危急时刻的人们特别敏感，马上理解了冯永贵的意图，喊声立即停止了。

他们向食堂里面望去，知道里面有毛主席，也有毛主席请来的客人，不要惊动他们。

此时的我只关心毛泽东的安危，心中油煎一般，哪顾得上回答群众的问候，嘱咐完冯永贵后，就三步并作两步冲进食堂。

我来到屋内，见毛泽东安然无恙，正坐在桌旁和副专员说话呢。

“啊！没事了。”

我一下子瘫坐在凳子上，心里像打鼓似的怦怦直跳。

我似乎不太相信自己的眼睛，用左手揉了揉，再次向毛泽东望去，见他谈笑风生，他讲的什么，我没听清，感到耳朵嗡嗡响，这是极度紧张所致。

但是，毛泽东亲切慈祥的笑容已清清楚楚地映入了我的眼帘，感官神经向大脑汇报:一切平安！

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悬到嗓子眼儿的心落了下来，豆粒大的汗珠也从额头上滚落下来，右臂刺心地疼痛。

我这时才想起被大棒子砸的右臂，不知砸断没有？

我低头看了看，趁毛泽东没注意，又用左手摸了摸，胳膊和手腕完好地联结着，没有断，我又舒了一口气。

可是，右臂疼得面积越来越大，越疼越厉害，右胳膊一动也不敢动了。

我的眼前突然发亮，似乎有缕阳光慢慢地射了过来，我抬起头望去，啊！这哪是阳光呀？这是毛泽东投来的目光，他正关切地望着我，他的眼睛好像在问:“泽民，你怎么啦？”

我心头一怔，莫非主席知道了？难道他从我的表情上看出什么了？

我咬了咬下嘴唇，暗暗告诫自己:“不能让主席发现异常。”

我慢慢地活动一下右臂，站起身，微笑着向毛泽东走去。

事情过去多年了，每当同志们用赞许的语气提及此事时，我觉得这是一个保卫参谋应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