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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利用业已引退的孙中山影响力，袁世凯别出心裁地设立"全国铁路督办"一职，聘他出任，月薪3万元。
热心的孙中山对袁的用心全然不察，竟认真地接受了这个任命。
孙中山从南京来到北京，住进外交部大楼，随行的除了元配卢夫人外，还有许多工作人员。
行装甫卸，每天便有不少中外人士前来大发宏论，看看从他那里能捞点什么东西，像以往那样，端纳总是随侍在侧，避免孙中山被这些人导入迷途。
在崎岖不平和贫瘠的地区修建铁路，显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孙中山决定沿着国内现有铁路网先做一番考察，他向北方各省出发，坐的是以前慈禧专用花车，共有16节车厢。
随行的有端纳和王宠惠博士，此外尚有一大批人员，包括他的元配夫人、美丽迷人的秘书宋蔼龄、卫队和参谋人员。
火车在大城镇都要停下，这时孙中山便下车接见当地要人，有时还赴宴和发表演说。
凡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总是叫端纳坐在身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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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火车隆隆驶过满目疮痍的村落，穿过一个个荒芜草原，在许多秃子似的山丘上行驶时，端纳常与孙中山谈到这个国家经济落后这种普遍存在的情景，还谈到在公私事务方面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端纳直率地指出必须发起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陷于绝望的人民，因为革命本应改变他们的状况，但到头来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
对于这位记者的谈话，孙中山总是倾心静听。
宋蔼龄也往往拿来一张椅子，坐在他们旁边倾听，孙中山这时就会把目光转向她，安静而专注地盯着她，眼睛一眨也不眨，端纳从没联想到这是孙中山内心情意的表达。
"我相信"，有一天孙中山在端纳讲得尽性后问："你对中国问题的分析会胜过你的新闻工作，为什么你对我们这么担忧？"
"我不晓得"，端纳回答："不晓得这是不是已成了一种习惯。"
在发表谈话时，孙中山往往强调与端纳反复讨论过的问题。
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地方官员们对社会道德和国家福利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捞一把，如何弄虚作假，或者搞其他的歪门邪道。
孙中山的训诫令他们生厌，他们对他和他的一大批随员路过那里只想一睹为快。
跟随孙中山乘火车视察之初，端纳已养成了早上7点由人叫醒的习惯，但有一天王宠惠博士却不打招呼就闯了进来。
他睡眼惺忪的摇醒端纳。
"孙先生请您。"
他边说边打哈欠。
端纳赶紧穿好衣服，向花车奔去，只见孙中山已坐在一幅中国大地图前工作。
地图上画满了黑线条，把各个城市都连了起来。
端纳坐下来，听孙中山讲解图上那些黑线的用处。
"我计划10年内修建20万里铁路"，孙宣称："我在图上将铁路都标了出来。省会之间的粗线你看到没有？那是铁路干线，其他的是支线和不那么重要的联运线。"
孙中山一面兴致勃勃地说，端纳一面点头连声地称是。
这位缔造了民国的铁路建筑师每天上午坐在地图前，画了又改，改了又画，一连搞了几天。
他沉浸在那种令人怦然心动、热血沸腾的梦想之中，最后，所有省会之间都由干线联接在一起，县城则由较小的线路联结，此外还有四通八达的支线，宛如榕树的枝杈一样。
端纳好几天不发一言。
孙中山最近的这种努力使他发愁，因为他收到许多外国记者的请求，他们想在铁路枢纽丰台大站访问孙中山。
他知道，一旦这些记者拿到孙中山那幅奇特的地图，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因此必须设法防患于未然。
快到丰台时，端纳对孙中山说："那张铁路地图我不想给记者们看，因为那样会泄露你的特殊计划。"
孙中山和蔼地说："我不介意，我的铁路地图能够拯救中国。"
"几天前你说，要在10年内修建20万里铁路。那是办不到的，要花很多的钱，这是其一；第二，我认为30年内也修不了多少。"
"那很容易。我们会得到所需要的钱，我要用英国资本修建一些铁路，用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的资本再修另外一些。"
端纳尖锐地回答："您知不知道清政府曾想这样干？他们想把铁路国有化，用外国资本来经营，结果反而闹起铁路风潮。"
孙中山曾在地图上划了一条铁路线，从四川向西，绕过喜马拉雅山北边，通向西藏西部境界，转北穿过甘肃，最后进入中国内地。
该线所经之处，地形复杂，悬崖、河谷、高山冰川、森林、沙漠、江河和湖泊比比皆是，可是这些障碍都被孙中山忽略了。
端纳思忖片刻，决定据理力争：
"博士，绕过西藏那条铁路修不了，铁路经过的一些山隘高达1.5万英尺。"
孙中山皱起眉头，指着地图说："有的是路。"
"没有路，博士。那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它们直插云天，是那样的陡峭，连强健的牦牛也爬不上去。"
"有路的地方就能修铁路。"
孙中山态度很温和，但看得出他不想再谈这个问题。
端纳站了起来，像他早已知道的那样，孙中山有一股执著的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他多年来才能顽强地坚持其革命主张。
多位记者在月台上等候，端纳说声"对不起"便走开了，直至孙中山在接待车厢招呼记者们就座时才出现。
孙亲切地与记者们聊天和开玩笑，然后他宣布："诸位先生，我有一件东西你们可能感兴趣。"
他转过来对着地图，可是它已不翼而飞。
他有点茫然，问："端，你见到地图没有？"
这时，一位秘书走进来，靠近孙中山。
"诸位先生"，端纳开始说："孙逸仙博士一直忙于一个铁路计划，他的地图可以说明这一点。"
说到这儿，那位秘书俯身与孙中山交头接耳结束，孙中山打断端纳的话，对记者们宣布："很对不起，司机收到报告说，土匪要来劫车。他说，必须马上把火车开走。"
记者纷纷离去，火车当即启行，几小时后，孙中山的地图奇迹般地被找到。
到上海，他又埋头在纸上勾画自己的梦想。
3
上海是个大都会，孙中山在那里设立了筹建铁路的总办事处，参与其事的有王宠惠博士和宋蔼龄之父宋耀如等人。
端纳常驻北京，但每月都到上海，因为他应美国人李亚的再三请求，担任了由其所办的上海《远东时报》的编辑，该月刊注重于工业工程学和建设项目，也热衷于东方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一份很受尊重的刊物。
端纳在北京备好稿件，再拿到上海去印刷出版。
有次在上海期间，他对孙中山是否具有谈判借款修路的权力表示怀疑。
"你应该有一份国会授予的特许状，这样才能有权谈判借贷。"
端纳说："由于国民党在国会占有多数席位，现在正是行动的时候。否则在袁世凯的统治下，不晓得这种状况还能够维持多久。"
孙中山问端纳，可否为他写一张特许状，端纳满口答应了下来。
他以前见过英国发给东印度公司和罗得西亚公司的特许状，于是依样画葫芦，为孙中山写了一张，上面注明孙中山有权修建未来的铁路，而且有权发展包括"飞艇和飞机"等在内的运输工具。
孙中山很喜欢这张特许状，但他不大关心未来的飞机发展问题，把涉及这类工具的字句删掉了。
他说："它们除了空气外，什么也装载不了。"
国会批准了这份特许状，孙中山的梦想因而有了法律的依据，可是他仍然面临大量困难的问题。
往日那种对铁路国有化的愤恨，那触发革命的星期日，人们记忆犹新，所以谁也不敢贸然举借外债修建铁路。
孙中山只签了一个筑路合约，这是他想在全国修建纵横交错的铁路的唯一结果，端纳为他进行谈判。
承包商是伦敦的宝林公司，他们曾派人来华考察，但正当他们制订计划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此事只好半途作罢。
在美好的铁路之梦萦绕于孙中山的脑海之际，炽热的爱情之火也在这位受人尊敬的革命之父的胸中燃烧。
有一天在上海，甜美可人的宋蔼龄走出他的办公室之后，孙中山低声对端纳说，他想娶宋蔼龄。
端纳劝他打消这个念头，但是孙中山说，他已对妻子提出离婚要求。
"蔼龄是宋耀如的女儿"，端纳指出："他是你最要好的朋友，没有他，你不知要落难多少次。蔼龄等孩子都把你当作叔叔，他们就像是你的孩子一样。"
"这我知道"，孙中山说："但我还是要与她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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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请端纳当晚陪他到宋家一趟，他想央求霭龄的父亲同意这门婚事。
端纳勉强答应，但有言在先，表示无意支持他这种有违传统的做法。
一听孙中山的要求，宋耀如像是五雷轰顶，不胜惊骇。
他两颊涨得通红，好一会儿才说："逸仙，我是个基督徒，我想你一直也是。我养育孩子，教他们不要像你提出的那样，过着放荡的生活。我看不惯把婚姻视为儿戏的人，我们全家信仰基督，并且遵从上帝的意志，今后也将是这样。"
孙中山不慌不窘，转看端纳，但他不肯帮忙。
宋耀如站了起来，面窗而立。
"我希望你离开，逸仙。"
他平静地说："我希望你再也不要回到这里，你永远不要再进入我的家门。"
不久以后，宋家的二女儿庆龄从美国归来，她长得又白又美，像霭龄一样，也毕业于乔治亚州卫斯礼女子学院。
宋氏三姐妹
这时霭龄已不再当孙中山的秘书，庆龄却执意要在革命之父身边工作，宋耀如对此并不坚决反对，他和孙中山这时又已恢复往来。
宋庆龄年仅20岁，眼睛晶莹，聪明伶俐，抱负不凡。
孙中山很快将其爱情转向她，而她对孙中山也怀着一种始终不渝的英雄崇拜式的感情，后来竟不顾其父的反对，离家追随孙中山，并成为他的妻子。
当孙中山为铁路和爱情而苦思冥想时，袁世凯政府的懒散、无能和贪污腐化等弊病丛生，使大多数人民愈加贫困。
在北京，通常是大投机家的外国人则虎视眈眈，中国现已一蹶不振，老态聋钟，正好为他们提供了扩张的理想机会，这种状况跟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时简直是一模一样。
1913年春，在北京使馆区，英、德、俄、法、美、日六国的外交官和银行家会商对华借款问题，在各自政府的支持和怂恿下，这些强国的银行成为当时历史上最大的国际财团。
只有两个国家后来没有加入国际银行团，一个是美国，它认为对己不利而退出；另一个是日本，因受银行团的排挤而放弃。
像海关一样，盐政也是中国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银行团因而视其为一块肥肉。
银行团提供袁世凯政府一笔巨额借款，要求以盐税为担保，并且安插一名总监人员进行控制。
这个计划还有更阴险的目的，借着贷款可让更多的外国"顾问"坐镇于中国政府的各个部门，使中国的经济更严格地服从外国的需要。
该项贷款共有2500万英镑，对于中国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增加了一笔可怕的债务。
孙中山及其国民党愤怒地提出抗议，但袁世凯却置若罔闻，他渴望这笔贷款，不是为了挽救中国的财政危机，而是为了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巩固自己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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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密谈判这笔贷款的消息走漏后，端纳也为之大怒。
因为这个计划公然漠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其结果肯定使中国更深地陷入政治与经济的困境，银行团将以很高的利率收回本息，而中国却要长期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
在签订所谓善后大借款之前数小时，端纳偕同国民党议员、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拜访熙礼尔先生，他是汇丰银行北京分行经理，该行是英国的一家公司，是银行团成员之一。
端纳企图说服这位英国人，要他中止善后大借款，可是没有成功。
离开熙礼尔的办公室之后，端纳和王正廷只好前去布置成群雇来的示威者采取行动，这些人拿着反银行团的旗子，发表激烈的演讲。
端纳从"二辰丸"案引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学来的策略，现在又派上了用场。
第二天凌晨，袁世凯政府秘密签订了善后大借款的合约，国民党籍议员占多数的国会拒绝通过这笔贷款，然而，袁世凯和银行团对此并不予理会。
国民党怒不可遏，积极筹划着推翻一心想当独裁者的袁世凯；
袁也等待时机，欲将国民党一举消灭掉，于是在全国各地，从明亮的茶座到漆黑的密室，都成了密谋策划的场所。
端纳向来小心谨慎，他建议孙中山保持超然的态度，只用宪法手段进行斗争。
"我不能这样"，孙中山眼睛噙满了泪水说："他们要求我一起走，前几年我要求的时候，他们也同样与我在一起。"
1913年6月，即袁世凯和银行团订立善后大借款之后不久，袁将通电反对其违法借款的三省都督免职。
7月间，南方一些省份宣布独立，二次革命从此开始。
袁利用银行团的大量资金，很快镇压了这场起义，孙中山再次遭到失败。
孙逃往日本避难，与他一起逃避袁氏魔爪的，还有宋耀如一家和蒋介石等人。
在日本，庆龄、蔼龄的爱情均已瓜熟蒂落。
1915年，已跟前妻离婚的孙中山与宋庆龄结为夫妇；
宋蔼龄则爱上了另一个避难者孔祥熙博士，他们两人也在日本结婚。
孔祥熙是孔子的七十五世孙，长着一副圆方脸，他出身于山西一家富有的钱庄，曾在中国的政治活动中扮演次要、但令人侧目的角色。
在青年时代，他还参与过暗杀慈禧太后的密谋。
在北京，袁世凯加紧推行帝制，自以为计，他宣称，他有充分根据证明国民党是个叛乱组织。
1913年11月5日，他从居仁堂正式颁布命令，宣布解散国民党，并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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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这是解散国会，袁世凯此举使国会只剩下不足法定人数的议员，从而使圆头圆脑的他，成为绝对的独裁者。
他颁布通告的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因为那些挑选出来的议会法规专家在袁的授意下，已拟好总统选举的条款，不仅保证他任职终身，且使他能选定自己的接班人。
在袁世凯发表通告的当晚，端纳回到使馆区那间兼做办公室的寓所，看到参议院副院长王正廷博士的一张便条，从中得悉袁氏这个突然的行动，看了那张便条后，端纳与他通了电话。
"袁派来带枪的歹徒，在我的屋外。"
王正廷在电话中说："他们还不想进来，我想他们要等到天黑。"
端纳迅即答复："把你手头所有重要的文件销毁。"
端纳又叫他扮成老太婆，戴上常见于老妇的黑色束发带，再让几位仆人领着，故作步履蹒跚地登上四轮马车，直奔卫理公会教堂，再从后门出来，偷偷地逃往使馆区端纳的办公室。
为了安全起见，端纳和扮作老妪的王正廷，又连夜乘坐火车前往天津。
夏去秋来，天气开始由热转凉。
端纳到电报局向《纽约先驱报》发了一篇报道后，买了一份《京津泰晤士报》，第一版头条新闻是欧洲的一件大事："巴尔干地区之争：奥国向塞尔维亚宣战！"
那是1914年7月29日，端纳相信巴尔干地区最近这一响爆炸声，将使欧洲其他地方一触即发的战争机器开动起来。
但是，欧战爆发之后，会对亚洲产生何等重大的影响？
几天后，欧洲的战火像连锁爆炸似的遍地燃烧。
由于俄国无视德皇威廉的警告，加上沙皇尼古拉进兵东普鲁士，德国便向俄国宣战；
德国横扫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法国人和英国人先后被击退。
在远东，伺机而动的日本不久也决定了他们的方针。
首先，德国是逼迫日本放弃甲午战争时占领的中国领土、几年后又参与干涉还辽、致使日本受辱的列强之一；
第二，英国参与欧战后四天，日本便利用为期十年的英日同盟，派遣军舰到青岛附近海面进行恫吓。
不出几天，日本又要求德国交出山东胶州；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考虑对德宣战，以便收回这块领土，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德国军队的防御工事不堪一击，袁世凯的军队可以战胜。
日本有鉴于此，抢先采取了行动，8月23日，对德宣战，很快夺取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特别是铁路，且向不受德国控制的中国领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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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对此感到焦虑，他了解日本的真正企图是针对中国而不是德国，因而端纳特意前往美国现任公使芮恩施的寓所拜会。
芮恩施正在阅读美国致日本的一份照会，在该照会中，美国对日本保证无意在华扩张领土的声明表示满意。
"我认为，我们可能对日本有点过于敏感。"
芮恩施博士说："人们有一种习惯，一朝被蛇咬，十朝怕井绳。"
端纳毫不迟疑地回答："决不能认为日本是条井绳，要把它当作阴险凶恶的敌人，你们决不能丧失警惕而犯错误。山东问题我们还不晓得如何收场，这是日本加紧掠夺中国的新开端。"
日本已巩固其在德国占领地中的地位，而德属西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岛群———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和帛琉群岛，最后也落入日本之手，事实的演变证明端纳的预言正确。
在北京，记者的惯例是，在时髦的饭店和俱乐部痛饮威士忌苏打消磨时光，或在那些使馆里混日子，有时跟外交官的妻子和女儿混在一起，以便搞到免费的新闻。
但是，当需要揭开奇怪和复杂的政治内幕时，他们便去找端纳，因为唯有他掌握秘密，并且深得中国人的信任。
端纳很少为了新闻消息而走访使馆，他通常活动于中国政界圈内，因此，他总是能跑出令同行吃惊的新闻。
在中国政府内部，端纳有许多朋友。
他们在革命年代与他志趣相同，其中有些人是他在清政府时就认识了的，这些人只是辫子一剪，就摇身变为共和主义者。
端纳对袁世凯也非常熟悉，他俩曾作过多次长谈，他也曾向他进言，劝他重用为数很多的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青年才俊。
袁世凯的回答是："我的政府里已有顾维钧博士，他就是个青年人，是我在外交部里的顾问。"
袁世凯认为，有一个青年人作为新中国的代表，那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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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官员中，端纳最喜欢的是财政总长周自齐。
他在清朝期间曾任中国驻纽约领事，后为山东都督。
他为人和蔼、能干，大概是颓废的中国政界里最机警的人；他富有幽默感，对政治总抱着冷嘲热讽的态度。
周自齐
周自齐常对端纳讲述当年的政治是非、阴谋诡计，尽可能说明种种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在谈到自己时，他曾这样说："别的总长都认为我是傻瓜，他们有什么事都告诉我，也不介意我听他们的谈话。"
端纳决不认为自己的朋友是个傻瓜，他知道没有什么事情能逃得出周自齐大智若愚般的眼睛，包括日本正在策划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