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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纳口干舌燥，花了将近两个小时，企图说服伍博士。

可是，这位小个子的中国律师却无动于衷地坐着，一再重复那句话："不，不，那样将意味着向日本挑战。"

端纳无奈，便走进隔壁，与坐在那里等待结果的王宠惠和温宗尧商量了一阵。

端纳再回来跟伍廷芳辩论，当他大声要求"你必须发出电报"时，温及王一起走进室内说道："我们赞成端纳先生的意见。"

闹到将近半夜，伍廷芳疲惫不堪，难受得扭曲着脸，端纳以眼示意温宗尧，要他到伍的办公桌那里，取出外长的公章。

温蹑手蹑脚地把那颗笨重的大印拿来，想抓住伍的手逼他盖章，伍猛地夺过印章，一边大声咒骂，一边使劲往电报上一盖，签署完事。

从那以后，他们焦急地等待结局揭晓。

那些穿着大礼服和条纹裤，互称"阁下"的绅士们在干些什么？伦敦和东京的外交部在搞什么名堂？起义者要日本"谨慎小心"，会不会促使急欲侵吞中国领土的日本军队借机生事？

四天之后，路透社从东京发出电讯，说"日本政府决定在华保持中立"。

不出两天，路透社又报道说："英国政府决定目前对华实行中立政策。"

日本为什么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难道它已被起义者那严厉的警告吓住？还是伦敦和东京的外交当局交换了什么意见？

端纳也不晓得东京和伦敦的皇宫内发生的事情，但对结果却感到满意。

日本的野心已受到压制，英国的中立声明更等于向全世界宣告，它已离弃清廷。

在南京，孙中山正为组建内阁和政府而奋斗。

有一天晚上回到家里，端纳看到这位大总统的一封急电："请尽力说服王宠惠，要他务必接受司法总长一职，中国需要他。"

端纳心想，王宠惠可能因为在上海从事律师业务有利可图，所以对司法总长一职一直坚辞不就。

他给王通了电话，第二天，这位青年律师来到端纳寓所共进晚餐。

他们就政治以及空头的司法总长等问题谈了一会儿，王宠惠将一支雪茄插进长烟嘴，开玩笑式地说："给我找位妻子，我才当司法总长。"

端纳笑了起来，问他要什么样的人当妻子。

王宠惠深深吸了一口，将烟圈缓缓吹向天花板。

王宠惠

他像准备办案那样一丝不苟，将自己的想法精确地归纳在一起："首先她要受过新式教育，她还要长得漂亮，而且能讲英语，或者法语和德语。"

2

"最重要的是"，他接着说，"我要亲自瞧她一瞧。结婚前我要考察她，我们现在是生活在新中国。"

端纳的仆人端来第二杯茶，按照中国的风俗，这是提醒客人天时已晚，该走了。

端纳送王宠惠走到门口，告诉他明天下午4点在这里会见一位漂亮的姑娘。

王笑呵呵地走下台阶。

端纳想到温宗尧的女儿，英文名叫康斯坦斯，她长得娇小，生性活泼，很会应酬，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读过四书五经，比那不落俗套的王宠惠提出的条件还胜一筹。

端纳立即电邀这位姑娘明天下午喝茶。

王宠惠也按时赶到，端纳作了介绍之后便走开，只留下他们两人在场。

青年律师盯着妙龄女郎，紧张得脸红耳赤，欲言又止，直到端纳回来时，他还盯着她，好像遇见了一位活灵活现的仙子。

她口齿伶俐，侃侃而谈，而昨天还夸夸其谈的律师，这回却笨拙地摆弄自己的帽子，张口结舌，好几次向端纳投去求助的眼光。

四五天后的一个上午，温宗尧突然闯进端纳的寓所。

"你以为怎么样？"

他生气地说："姓王的这个饭桶竟想娶我的女儿！你以为我会把康斯坦斯嫁给那个自以为代表社会正义的家伙吗？"

很显然，温宗尧只把王宠惠当作革命中的同志。

初次挫折并没有使王宠惠气馁，他仍坚持由端纳替他物色，并说司法总长的位置仍然悬着。

有一天，他来到端纳寓所，表示他有了一个心上人，那是革命将领陈其美的侄女，但需要帮忙。

"那么还有什么问题？"端纳不解地问。

王宠惠涨红着脸说："我还没有见过她，我要瞧一瞧。"

当晚，端纳暗地做了安排，以便王宠惠可以目睹佳人芳容，王宠惠一见之下，兴奋得浑身发抖，低声说："好极了，好极了，正合我意。"

后来，端纳应邀参加王宠惠的婚礼，新政府也终于有了一位司法总长。

端纳应孙中山之请前往南京，帮他进行整顿。

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上，孙大总统递给他一幅书卷，它有一英尺宽，一点五英尺长，上面提到端纳已被任命为民国政府的外交秘书，是该政府的对外发言人，并且指出端纳其人"谨慎、沉着，富有外交经验，曾在南京和镇江提供出色的服务"。

孙中山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不是听取重大问题的讨论，就是接见形形色色的前来求职的人物。

有一天，端纳走进孙中山的办公室，不悦地问他，那些求见者究竟是什么人。

3

孙中山显出为难的样子。

"他们都是来求职的。"

他说："我犯了一个错误，在美国等地筹集资金时，我答应所有捐钱的人，待推翻清朝后，他们可在政府里做事，他们现在来要求兑现。"

南京政府越来越紧张忙碌，在政府中任职的人也越来越苦恼。

各个党派为了某官某职而勾心斗角，滥竽充数和尸位素餐已是不可掩盖的事实；各个部、局等机构如何设置仍待考虑，推翻清廷更是急待完成的任务，清帝逊位的条件也还没有签署。

端纳是个大忙人，许多官方的宣言和声明要由他撰写，他跟同事们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才能就寝，到了7点又要起床。

多年来他很少参加社交活动，现在则几乎完全取消，连喝茶小叙的余暇也没有，精力全用于政治上出谋划策方面。

在又忙又乱的情况下，孙中山却不烦不躁，处之泰然；作为一个长期以来追求梦想的人，很难使他采取果断的行动以实现其昔日的梦想。

端纳与他无所不谈，劝他干这干那，然而他很快发现，让孙中山明快下决定的最好办法就是先斩后奏。

由于几位能干的要员迟迟才来上任，身为总统的孙中山就越来越忙，他参加应酬，接见访客，听取无数的人毛遂自荐或发表宏论高见。

即使如此，问题仍是不少，那些花言巧语的人，很容易使孙中山上当受骗，端纳的任务之一，就是防止孙中山太过理想主义。

当然，来访的也有许多新闻记者，孙中山的名字现时成了各国报刊的大字标题，在他曾从事大量宣传工作的英国和美国尤其如此。

有一天在记者招待会上，有位记者问总统是不是社会主义者，孙中山转向端纳，问道："我是社会主义者吗？"

端纳当即回答："您具有社会主义者应有的美德。"

那天晚些时候，在最后一位来访者离开之后，端纳对孙中山说：

"总统先生，我想提请您注意一个重大问题，我们的资金已所剩无几，我想你也许盼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外国的贷款，但这要等到政府被人家承认之后。"

"啊，不"，孙中山回答说："我们不需要贷款。端，我有好办法。"

"我们有许多造币厂，完全能够印铸我们需要的钱。"总统容光焕发地说。

端纳面无表情："从哪里弄来银条？印发钞票的准备金从哪里弄来？"

"银条？我们把那些银茶壶熔掉！"

孙中山若有所思地坐了片刻之后，又说："金条银条这类东西也许能够去掉。购买铜、银、铅、镍太费钱了。"

端纳心想：天哪，这是什么样的新想法。

"我一直认为"，孙中山继续说："我们可以使用纸币，省下这些金属的费用，我们能印所有需要的钞票；钞票磨损了，可以再印。"

很显然，他的这种想法是审慎考虑过的。

4

1912年2月，有一天袁世凯通知南京："如在48小时之内选我当总统，我可迫使朝廷签署清帝退位条件。"

毫无疑问，袁世凯是个握有实力的武人，他控制着一支真正的军队。

所以有人反对袁的建议时，端纳提出忠告说，如果对袁的话置之不理，他们就要打内战，再花几年才能获得政治上的控制权。

革命党人最后达成协议，同意接受袁世凯的条件。

2月12日，溥仪被抬下皇帝的宝座，清朝统治从此宣告结束。

2月13日，孙总统及其内阁辞职，但坚持南京必须定为政府所在地。

他们希望，迁新都可使民国免受旧都那种污浊空气的侵蚀。

15日，孙中山率同政府高级官员驱车城城外，拜祭明孝陵。

几百年来，明孝陵及其崩坍的祭坛，第一次被打扫了一番，并且饰以青枝绿叶和细长的旗子。

在一大堆倒塌的砖砌建筑物中间，有一幅巨大的明太祖画像，他脸庞瘦削，凝神俯视这批神情严肃的子孙。

孙中山因为激动而脸色苍白，端纳跟他走在一起。

到了画像跟前，孙中山引人注目地行跪拜礼礼。

“啊,太祖在天之灵”,他缓缓地说:“我们终于推翻篡代的的清廷,权柄又还我国人。”

只当了44天民国总统，这就是孙中山奋斗多年的收获，20年的计划、梦想和宣传，霎时全都化为乌有；

而袁世凯，这位曾是改革和自由主义的大敌，却坐上了第一把交椅。

端纳对孙中山的人格得到进一步的体认。

没几天，革命党人的一个代表团前往北京，迎袁来宁。

代表团由唐绍仪率领，他们想得很简单，没有考虑到袁世凯及其军队的心理与意图，也忽略了在北京设有豪华使馆的列强心态。

袁是个北方人，生来爱讲排场、摆阔气，喜欢锦袍、顶戴花翎和色彩斑斓的小装饰；南京方面则显得那么寒碜、邋遢、肮脏和破败。

当唐绍仪恳求袁世凯南下时，这个老武夫举起双手说：“我的军队不让迁都。”

唐企图劝服袁的部下，得到的回答却是傍晚时分兵变的枪炮声。

虽然这场兵变被平息了下去，但南京代表团也已无心再行谈判。

5

在北京发生兵变的2月28日晚上，端纳正与孙中山交谈，一位秘书走了进来，送上一份关于兵变和代表团使命失败的报告，那是用电报发来的。

"我对你说过"，端纳说："袁这个人不好对付，他的鬼点子多得像个魔术师。"

"袁氏不过是个纸老虎。"孙中山回答说。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领兵去北京。"

"长江那边积雪盈寸，再往北天气更冷，你的军队缺吃少穿。"

端纳顿了一下，又说："还有，顺便问一下，资金问题怎么办。"

"资金！"

孙中山生气地大声说："那是我最后考虑的问题。"

然而，孙中山并没有对北京采取行动。

"纸老虎"袁世凯呆在北京的决心不再受到挑战。

南京政府于4月迁往北京，共和国在清朝的余烬中建立起来了。

端纳回到上海，准备前往北京接管《纽约先驱报》分社。

离沪之前，端纳与孙明甫花了一个晚上讨论中国的情势，端纳显得心灰意懒，愁眉不展。

他对中国革命曾寄予莫大的希望，但革命的收获却微乎其微，新的领袖们寻欢作乐，过着奢侈的生活，情况一点也没有改善，各省暗地里进行的夺权行为，与昔日推翻清廷时所持的理由背道而驰。

端纳详细地谈到中国仍然存在的丑恶现象，如政治腐败、怠忽职守和贪污受贿等等；但他也对孙明甫说，他不能把这些弊端揭露出来，不能公开抨击自己的朋友，他们大都在政府中担任要职。

"如果我在报纸上全抖了出来，这种作法对年轻的共和国只会造成更多的损害。"

他解释说："最好是什么也不说，大号铅字和墨汁不是万应灵药，那不是走向公平和正义的唯一办法。时间自会带来贤士能人，自会治愈这个国家的创伤。"

"那可能是真的"，孙明甫表示同意："但是，倘若伤口化脓发臭，单靠时间会治得好吗？"

"不，像机器一定要有润滑油一样，时间一定有其助产士和保姆。时间一定有其艰苦的工作，有其汗水，有其悲痛；而且我想，有时还有其流血牺牲。"

端纳点燃一支雪茄烟，停下来沉思。

"前途险阻，充满艰辛，但我要尽力而为。"

端纳接着说："我想，我的任务是从事改革而缄口不言。"

离别上海前，端纳接到孙中山写于3月21日的两封信。

第一封这样写着："国家统一，伟业告成。你曾力将我们的主义宣示天下，使革命获得成功；南京一役，你更是奔走宁沪之间，尽力助我军民。每念及此，不胜感激，值此谨致谢忱。"

随信还附了一枚特制金勋章，上刻孙中山和端纳的名字。

此外还有一份简短的嘉奖令，赞扬他在革命中的作用。

第二封信的内容是："2月27日来信已由王宠惠博士交给我，阅知你想在民国政府赞助下，撰写一部关于革命的书，并要求使用政府掌握的原始文件。这是一项值得赞美的事业，因此我高兴地答应你的要求，授权你可以自由使用政府掌握的原始文件，以便撰写一部可由民国政府出版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书。"

端纳与孙中山的关系日益亲密，离别也无法把端纳从孙中山的世界里带走，离别只是重聚的开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