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第一次记载“不雨”，是鲁庄公三十一年冬，《公羊传》说，这是“记异也”，《左传》并无相应解释。第二次记载“不雨”现象，是鲁僖公二年冬十月。关于这次的“不雨”记载，《公羊传》说，这仍然是“记异也”。但《春秋》中的第二次“不雨”记载，时间从鲁僖公二年的冬天跨越了鲁僖公三年的五月份，持续时间长达8个月！如此长时间的“不雨”现象，《左传》在鲁僖公三年的解释中给出了出人意料的解释，“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为灾也。”

关于“不雨”的现象，笔者在鲁庄公三十一年的相关文章中已经有所论述。但是，对于《左传》作者能把如此长时间的“不雨”现象定义为非旱非灾的天气，笔者还是有所疑虑的。除了对“不雨”这种天气现象的具体成因及其表现特征有所疑虑之外，笔者也对《春秋》之所以重点记载这一天气现象的动机产生了好奇。

比如，如果这样的天气不为灾，为何要列入《春秋》记载？这样的记载，显然与《左传》所提供的《春秋》记载规则不一致，即《左传》鲁隐公元年“不为灾，亦不书”的规则。反之就是说，《左传》作者对于《春秋》的这些反常所记，是知道所以然的，但因有所避讳，不便明说罢了。

其次，鲁僖公二年冬到三年夏之间连续八个月的“不雨”天气之间，为什么没有相应的求雨祭祀活动记载？按道理，如此长时间的反常天气，已经占到了全年时间的四分之三。按照古人对于大自然的恐惧，则在鲁国例行的祭祀活动中就应该有所反映。比如雩祭，就是求雨的祭祀，一般在三四月间举行。按照如此长时间的不雨天气，鲁国应该进行“大雩”祭祀，但为什么没有相关记载？

第三，鲁国《春秋》选择记载“不雨”的时间节点，是不是与鲁国出现的国家困难存在一定的联系？比如鲁庄公三十一年冬，这时的鲁庄公大概已经病倒，国内政治斗争又处于白热化的状况。而鲁僖公二年冬到鲁僖公三年夏五月之间的“不雨”记载期间，正是鲁僖公即位之后不久，鲁僖公和公子友急需稳定国内政治，内政千头万绪，完全顾不上外部事务。

第四，鲁国“不雨”记载的目的，是国内政治需要还是国际政治的需要？按理，从鲁庄公三十一年冬，到鲁僖公三年的五月，鲁国的国内问题十分复杂，需要记载的重大国内事件应该不少，但为什么会在一项无关灾害的“不雨”天气上着力记载？因为在这期间，鲁国面临的国际矛盾十分突出。比如鲁僖公三十一年冬出现的齐国对鲁国的政治压力，尤其还有“城小穀”的国际摊派。鲁僖公二年到三年之间，齐桓公分别在贯、在阳谷举行同盟大会，谋划伐楚事宜，可以看到，鲁国均没有在第一时间参加。这又说明了什么？

笔者看来，合理的解释就是，鲁国在当时情况下，是没有能力参加这些国际活动的，更没有能力向齐桓公提供相关的战争摊派。鲁国当时的国家能力，一方面存在内乱的影响，同时也存在鲁国国库长期空虚的问题。尤其是，由于鲁国内部的政治分裂，有可能存在着国内大夫不愿提供足够战争资源的问题，以致鲁国的粮草、车马供给，乃至丁壮的征发都成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齐桓公一个合理的交代，也为了避免鲁国人的尴尬，更为了鲁国可以休养生息，拿“不雨”的天气作为借口，用抗旱保苗作为说辞，以丁壮难以征发为理由，也许真就是一个不错的借口。

但即使这样，齐桓公仍然不能放过鲁国，所以可以看到，在鲁僖公三年的冬天，公子友不得不前往齐国“蒞盟”！所谓“蒞盟”，就是要鲁国追认鲁僖公二年秋的“贯之盟”以及鲁僖公三年秋的“阳谷之盟”的结果。而这些盟会的核心就是联合伐楚，而联合伐楚就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齐桓公怎肯轻易放过鲁国！

所以，“不雨”的说法，也许就是鲁国人给齐桓公无法参加盟会并参加军事行动的一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