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的王朝，在史书中的记载却少之又少，其中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终元一朝，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史料记载。
《元史》是由明朝学者编撰而成，由于朱元璋憎恨元人，所以对元朝历史大肆抹黑。
其二是因为元朝汉人地位极低，备受剥削，后世对于元朝也都是不愿提及。
但即便蒙元时期汉人处于下等人，但却有这么一位汉人，能在以僧人身份入忽必烈幕府，参与军政要务，活跃在蒙元政坛三十余载，甚至连元朝国号“大元”，也是由他而取，他就是元朝被遗忘的开国功臣，忽必烈最信任的汉人——刘秉忠。
弃官修佛刘秉忠是邢州人，生于官宦之家，他的祖辈世代在辽金两国为官，虽然唐宋时期南方汉人一直认为契丹与女真是蛮夷部落，
即便建朝立国也非我族类，但在北方地区，随着辽金两国先后实行汉化，汉族与契丹女真两族早已相互融合，两族通婚、汉人官员均屡见不鲜，所以刘秉忠自小就没有南方汉人强烈的排外与民族情节。
在刘秉忠十三岁那年，蒙古攻克邢州，刘秉忠父亲便投靠蒙古，继续为官。
虽然刘秉忠一家对于蒙古人并无太多喜恶之情，对于他们而言只不过是换了一朝为官而已，但是蒙古人对汉人始终严加防范，将手下所有汉人官员的儿子压在帅府做人质，刘秉忠也不例外。
幼时的刘秉忠聪慧过人，再加上家中世代为官，从小就心高气傲，立志要赶超祖辈，做出一番大事。
所以寄人篱下成为人质的那几年，刘秉忠时常郁郁不乐。
幸亏他天资过人，在十七岁那年，被调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但这跟他的人生抱负依旧相差甚远，终于有一日，他仰天长叹：
“我家世代为官，难道我宁愿沦为书记小吏吗？大丈夫生不逢时，只有隐退以待时而起。”于是刘秉忠便弃官隐居于武安山中修行。
在蒙元初期，汉人的身份跟奴隶一般无二，即便是书记小吏，也极少有汉人，因此刘秉忠弃官修道的行为在邢州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这样的轰动，正中刘秉忠的下怀。
原来刘秉忠在帅府作为人质那几年，早已洞悉了蒙元官场规则，在蒙古人眼里，汉人作为下等人，永不可能升迁，任何重要官职岗位都被排斥在外。
但是刘秉忠却发现，有这么一群汉人，无论是多么嚣张跋扈的蒙古贵戚，见到他们也会毕恭毕敬，虚心请教，而这群人，就是佛教僧侣。
与蒙古的铁血杀戮相比，蒙古的统治者们大多信奉佛教，经常诏寻各地僧人垂询佛法，
对于蒙古统治者而言，佛教中人是不分种族的，即便汉人僧侣也备受尊敬，所以想要不被“汉人”标签所影响，与蒙古上层统治者建立关系，最好的方法就是遁入佛门。
元朝时期佛教得到了空前发展，寺庙之中僧侣众多，刘秉忠辞官为自己制造声誉，就是为了等待一个机会。
果然，刘秉忠弃官修佛的事情传到了邢州天宁寺，主持虚照禅师听闻了此事后，很是惊奇，于是派人去请，见面相谈后发现刘秉忠果然卓尔不凡，悟性极高，认为刘秉忠有“佛心”，便将他招致门下，收为徒弟！
由僧而仕刘秉忠自此在天宁寺中安心修佛，等待时机，却没成想，机会来的如此之快。
1242年，北方临济宗领袖海云禅师奉忽必烈之命前去讲述佛理，路过天宁寺，
此时的刘秉忠已是天宁寺掌书记，虚照禅师最得意的弟子，在虚照禅师的极力推荐下，云海禅师同意带着刘秉忠一同拜见忽必烈。
刘秉忠见到忽必烈后，给他讲述佛法大意，角度新奇却又容易理解，忽必烈听后，连连称赞，刘秉忠又在讲述佛理之时，不经意间代入天下之事，这让忽必烈更是啧啧称奇，连续几天前来请教，
刘秉忠不再掩饰自己的博学，忽必烈惊喜的发现，眼前这位僧人不仅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天下大事，更是了如指掌。
眼看讲佛之日已到，云海禅师启程返回南方，忽必烈则恳求刘秉忠留下来，成为自己的幕僚，为自己出谋划策，刘秉忠推辞几番，最终还是留在了忽必烈身边。此时的刘秉忠，二十七岁，忽必烈，二十八岁！
此时的刘秉忠，终于站到了历史的舞台前，
对于他来说，只要能让他起舞，无论这舞台是蒙古人搭建，还是汉人搭建，只要能让他施展抱负，家、国、民族、这些对他而言，只不过成功路上的绊脚石而已！
在刘秉忠的影响下，忽必烈对汉文化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对安邦治国之道有了较充分的准备。
到了1249年，刘秉忠因父亲去世回家守丧，一年之后回到忽必烈身边，在这一年里，他沉下心来分析当今局势，建议忽必烈采用汉法，减免赋税。
想要统治中原就要了解中原，想要统治汉人就要了解汉文化，刘秉忠写下十多万字的建议上呈忽必烈，忽必烈看后大喜过望，所有意见全部采纳！
通过采纳刘秉忠种种亲汉的举措，忽必烈受到了不少汉人知识分子的支持，深受忽必烈器重的刘秉忠并没有嫉贤妒能，
而是不断为忽必烈网罗人才，推荐名士二十余人，又建议忽必烈延请四方学士，创建了名为 “金莲川幕府”的谋士集团为自己出谋划策！
月盈则亏1260年，忽必烈称帝，刘秉忠虽然作为忽必烈最重要的幕僚伴随他左右，但还是穿着破旧僧袍，
刘秉忠知道，蒙元内部势力错综复杂，虽然忽必烈对他十分信任，但有不少蒙古臣公对汉人依旧抱有敌意，穿着僧袍表明自己依旧是“僧人”的身份，这时的这身破旧僧袍，就是他最好的保护。
到了1264年，忽必烈对于刘秉忠近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中书省和宣抚司的设立，各地官员的选用，甚至国家的礼乐典章制度都要刘秉忠参与设计，其他臣公也借奉承刘秉忠来博取忽必烈的欢心，大臣们多次上奏要求嘉奖刘秉忠，
于是忽必烈不断给刘秉忠加官进爵，甚至翰林侍读学士窦默的女儿许配给刘秉忠为妻。
此时的刘秉忠深知“月盈则亏”，作为一名汉臣，他的地位太高了，几年前的“李璮之乱”让忽必烈对于汉人的信任到谷底，伴君如伴虎，刘秉忠怕了。
此时忽必烈正有迁都的打算，他想在燕京城东北建造一个规模宏伟、工程浩大的新都城——元大都，刘秉忠于是主动请缨，规划建设元大都，忽必烈欣然应允，刘秉忠借机逐渐远离元庭官场。
对于刘秉忠来说，营建元大都是他急流勇退前的最后一项任务，也是他为了报答忽必烈知遇之恩，送给他的最后一个礼物。
刘秉忠为了给都城寻找水源，确定皇宫方位和建城的中轴线，甚至连一个城隍庙的具体位置也是由他来亲自确定，在元大都的营建过程中，刘秉忠遵循着《周易》的理念，将元大都建成了一个“状如棋盘”的城市，他予了这座城市真正的灵魂，
1271年，忽必烈正式迁都，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
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他的笔记中写道“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房舍。
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囿而有余......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此往来。
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
1274年，刘秉忠觉得时机已到，于是对忽必烈说“南屏山上风光宜人，臣希望在此清修，皇上如果想臣，臣就回去，皇上如果不召见，臣就再也不回大都了”，忽必烈明白刘秉忠的心思，虽然心中有万般不舍，还是应允了他的请求。
同年八月，刘秉忠在南屏山精舍之中无病端坐而逝，星陨南屏山，享年五十九岁。
是非功过刘秉忠作为蒙元的开国重臣，忽必烈最信任，最器重的汉人，但在中国历史上却并不如刘伯温、姚广孝等人出名，要知道史书中记载，刘秉忠的阴阳术数更胜于刘伯温，而姚广孝更是把刘秉忠作为毕生学习的偶像。
有人说他是汉奸，身为汉人却毕生辅佐蒙元政权，有人说他是圣人，在他的影响下忽必烈推行汉化，提高了汉人地位，也有人说他是矛盾的，既体恤汉人疾苦，却又贪恋蒙元权位。
其实纵观刘秉忠的一生是无法用好坏来判定的。
他只是一个聪明人而已，一个有着远大理想的聪明人，蒙元也好，大汉也罢，都是他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台阶，他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自己的成功所做的铺垫。
以他的死后 “文正”，追封常山王，引无数后辈推崇来说，他无疑是成功的，但作为一代开国名臣，如今却鲜有人知，日渐被世人所遗忘，是如他所期望的成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