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王尚荣
这次战斗，我军付出了很大代价。王尚荣团长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身负重伤的，子弹击中他的左锁骨，穿过肺部，从后背出来。他被战士们从战场上抬下来时，已经出现气胸，伤口处随着呼吸向外冒血、出气。
王尚荣是湖北石首人，我们在洪湖苏区的游击战争时就熟悉，是我多年的老战友。在湘鄂西的艰苦岁月里，我们并肩战斗，后来又一起经历了开辟黔东和湘鄂川黔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又一同参加了万里长征，东征抗日。他为人正直忠厚，爱护士兵，团结同志，很受大家敬重。
贺老总电令：想尽千方百计，把王尚荣抢救过来!
得知他身负重伤，我非常焦急。我从前沿阵地赶回团部时，顿星云副团长、朱辉照政委等人正围在他的身旁，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王尚荣看我赶到了，声音十分微弱地说：“我恐怕不行了，部队交给你们了……"
说完，便昏迷过去。那些日子，天气寒冷，王尚荣又患
了急性感冒，加重了伤势。看到这个情况，我的心里万分焦急。顿、朱等团领导表示，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争取。那时战斗频繁，部队机动作战，流动性大，我决定将他就近隐蔽在小村庄里，抓紧时间抢救治疗。
我首先治疗他的肺气外出和急性感冒，使其伤口不再流血。由于西药紧缺，只能中西药结合治疗。3天3夜的抢救过程中，我始终守在他的身边，观察他的病情变化。经过我们的努力，王尚荣的感冒基本痊愈，伤势也得到基本控制，伤口处不再渗血。
这时，部队接到师部命令，要执行新的战斗任务，考虑到伤员留在这一带的小村庄不安全，我们决定将王尚荣团长转移到在岚县的第120师师部。
从驻地到岚县，有约百里路程。我挑选了4名身体强壮的战士，用担架抬上王尚荣，连夜向岚县赶去。
西北多山，叠嶂起伏，蜿蜒难行；时值冬天，寒风摧木，乱云低回，行动十分困难。王尚荣个子高大，担架员抬得非常吃力。为了抢时间，我们5人轮换，虽把棉衣脱下来赶路，也个个累得汗流浃背，脚板都磨出了血泡。就这样连夜奔波，终于到达目的地。
一到岚县，贺龙、关向应等首长都赶来，询问了王尚荣的病情。作为老战友、老朋友，王尚荣向贺、关提出让我留下来，负责对他的治疗。
师首长同意后，又按照王尚荣的要求，让我们在城内住了下来。为了治好王尚荣团长的伤，我和护士可谓费尽心思。药品不足，我到老百姓家中寻求偏方、验方，精心治疗，并在生活上给予力所能及的照顾。
革命者的生命力是旺盛的。 一个月左右，王尚荣团长奇迹般地痊愈了，他向贺龙、关向应要求返回前线。
记得那天是五一节，贺、关首长和甘主任请我和王尚荣吃饭。当时，我在思想认识上仍然希望能有机会离开该旅，便再次向贺总提出将我调出，或去延安学习一段时间。
开始，贺总说，他和关政委商量一下。后经我再三陈述，加上王尚荣也帮我说话，贺、关首长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实现了我去延安学习的愿望。
在延安学习
1938年5月中旬，我到了延安，住在兵站。开始，我提出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总政治部组织部的同志对我说：贺龙、关向应同志已经来过电报，要求将你派到卫生学校学习。当时，贺、关首长不同意我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其他部队去，希望我仍回120师工作，所以提出要我去学习卫生业务。
这样，我就按照组织上的要求，到离延安200公里处的张村驿卫校报到，在该校第12期插班学习。
张村驿一带地瘠人稀，极端贫困，是名副其实的穷山沟。校舍、课堂更是破旧不堪，房间没有门板，门口只挂个草帘子。上课时，教员面前放一张破桌子，学员们则伏在石头上或膝盖上做笔记。学员大多是来自部队的卫生干部，经过革命战争锻炼，虽然文化水平较低，没有进过学校，理论基础薄弱，但求知欲望强烈，因此学习热情很高。
在卫校，我第一次较系统地从理论上学习了内科、急救、药物、护理、卫生等课程。
由于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和顽固派的封锁，卫校学员的生活非常艰苦。为此，我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发扬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大家自己动手，修建窑洞、房舍，上山开荒砍柴，克服了种种困难。我从小参加劳动，又在战争环境中经受过锻炼，加上当时身强力壮，因而学习、劳动我都想争先，常受领导的表扬。
一年后，我从卫校毕业到了延安，仍住在兵站。当时，我要求调到新四军去工作，总政治部领导同志不同意，说贺龙、关向应有言在先，他们要求你学习结束后还要回120师工作。我们要尊重贺老总的意见。
在我即将返回晋西北时，有一天，兵站的同志通知我，说我的老首长任弼时同志让我去杨家岭他的住处谈话。
我赶去后，任弼时热情地接待了我。几年不见，自然有许多话要说。
他说：“总政的同志讲，你想调到新四军工作。可是，贺龙、关向应早就给我来过电报，希望你回晋西北去。无论是新四军，还是八路军，都是党的军队；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我看你就不必去新四军了。
不愿回原部，原因我清楚，也很理解。我可以告诉你，1937年红军改编时， 一些人在红4师搞反对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那是很不正常的，是错误的。特别是在干部战士大会上，指名道姓批评领导干部，更是错误的。
当时，冬生同志来向我谈了事情的经过，说你制止了他的冲动，防止了事态进一步扩大，这就很好嘛。后来，事情已经解决了。
你受党培养多年，组织上对你是了解的，我们一起从江南打到大西北，我对你更是了解的。希望你一如既往地顾全大局。”
我同意弼时同志的意见，并说，前天我去看望了原在湘鄂西工作的谢觉哉老人，他说中央党校的学员中，也有不少军队的同志。我希望能进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提高一下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
任弼时想了一下，说：“贺老总率120师主力现在冀中，还要过些时间才能回晋西北。趁此机会，你去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也好。”
说罢，他就给中央组织部打电话，安排我到中央党校干训班学习。这样，我在弼时同志的直接关怀下，到中央党校插班学习了。
中央党校校长那时是董必武，由李维汉代理校长。中央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邓华等，都曾来党校讲课。党校发的教材、讲义和理论书籍不少，还能经常听到中央首长的报告，因此学习内容非常充实。我们一边看书、听报告、听讲课，一边组织讨论，学习针对性强，又能理论联系实际，效果很不错。
当时，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最艰苦的阶段，由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陕北的生活十分困难。因此，我们中央党校学员除了学习讨论，还组织生产劳动，开荒、种地、施肥、浇水、砍柴等农活，我们都干。这些农活对我来说是轻车熟路，毫无困难。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同志们来自各个部队，经历大致相同，学员间关系非常融洽，可谓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转眼到了1940年3月，贺、关率八路军第120师从冀中返回晋西北后，给总政治部来电报，要我提前结束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回师卫生部主持工作。
几天后，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即找我谈话说：“贺、关率第120师主力已于2月回师晋西北，继续进行反顽作战。现在部队扩大了，卫生工作也要跟上去，除了战场救护外，还要抓好部队及根据地群众的卫生防疫等工作，任务非常艰巨。贺龙、关向应已经来过电报催我们，中央组织部和党校领导经过认真考虑，决定让你提前结束在中央党校的学习，速返晋西北。”
我向王稼祥主任表示：服从上级决定 。
创办第120师卫生学校
王稼祥主任同我谈话后，我去中央组织部办理了离校手续。贺龙、关向应特派359旅副旅长郭鹏到延安接我，还顺便将我的大白骡子带到了延安。
一见面郭鹏就说：“贺总和关政委是不会同意你到其他部队工作的。我听说，你走后，贺总就对副官处的同志说，把贺彪的牲口替他喂好，不能出了差错。他学完了还要回120师来。”
我从参加红军起，就在贺总的领导下工作，感情自然是很深的。第二天，我同郭鹏一行离开延安，赶往晋西北。
到了绥德，受到第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热情接待。稍事休息后，王震和我同行去晋西北。到了黄河渡口，要等候渡船，大家便在黄河岸边散步。
放眼望去，但见高原漠漠，万壑纵横；黄河之水，浩浩北来；风起波涌，山鸣谷应，大西北壮美的景色，令人心胸开阔，我不禁随口吟出唐人李白的诗句：“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王震听了，对我说：“大好河山，却遭日寇践踏。你来写个诗，抒抒革命者的胸怀。”
我爱好古诗词，但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爱好也放到一边去了。
1941年与战友们在延安。
前排：第120师政治处主任李贞；
后排左起：新四军第6旅旅长谭友林，贺彪，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聂鹤亭，第359旅副旅长郭鹏
在延安学习期间，我才从同学手中借来一些词选本看看。这次触景生情，当即填了《满江红》词一首：
浩浩黄河，冰排涌、浮丘滚碧。河东岸，鼠奸蠕蠢，贼兵横逆。奋汲天河推浪势，清除鬼蜮雪污迹。问苍天，血泪印斑斑，争消得!
龙虎啸，风云激；千古恨，心头织。有红旗指引，人民奋起。荷锐持锋争日月，仆前继后鬼神泣。只齐心、烈火焚群魔，孰能敌?
到临县后，见到了贺师长、关政委、周参谋长、甘主任等。
贺师长和关政委高兴地款待我们吃饭。席间他们向我介绍了情况。120师在冀中和晋察冀的一年里，坚决贯彻中央关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的指示精神，完成了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赋予的任务。
其间，粉碎了敌人1000人至10000人以上的“扫荡”约20次，作战200余次，打了齐会、上下细腰、陈庄以及黄土岭等不少胜仗，毙伤敌人13000余人，部队得到了壮大，可谓战果辉煌。晋西北地区，地瘠人稀，经济本来落后。
特别是晋西事变后，八路军虽然粉碎了伪顽军的猖狂进攻，但由于日军的军事侵略，日伪军的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发生了极大困难。
从晋察冀根据地返回的师主力部队，由于连续征战， 一些医务人员牺牲了，医疗卫生材料也消耗殆尽。晋西北地区的新军暂编第1师，决死第2、第4纵队，以及工人武装自卫旅等部队，卫生组织机构还未健全，缺医少药，环境艰苦，指战员们普遍营养不良，体质下降，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看得出，贺、关首长对此非常焦虑。我也深感肩上这副担子份量不轻。
当时，师卫生部长是曾育生，政治委员刘运生。曾育生正因病休息，我到晋西北后不久，领导上即安排他去延安治病，卫生部工作由我主持。
我到卫生部后一摸家底，只有两个药驮，药品少得可怜。野战医院还在晋察冀根据地，没有返回，但反顽斗争以来晋西北的伤病员却不少。
至于各旅、团，不仅医疗卫生机构不健全，医务人员严重不足，而且缺少药品，有的团卫生队连碘酒、纱布之类的战场急救物品也十分缺乏。走到哪里，哪里的领导都异口同声地向我要卫生人才、要药品。经过对各旅、团卫生工作调查研究后，我深深感到：组建医训队，培养卫生干部，是当务之急。只要组织上健全了，有了医务技术人员，才能更好地办好医院、药材厂等，从根本上改变缺医少药的状况。
为此，我把调查情况和意见向贺、关首长作了汇报。
贺龙听了我的汇报后，说：“你的意见我完全同意。抗日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党中央指示我们要做长期抗战的准备。我军担负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要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保卫千里河防，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就要准备同敌人打大仗、恶仗。
因此，卫生工作要大力加强。开办医训队，筹建后方医院，办好药材厂，派人采购药品，都按你们的计划、设想，抓紧时间办理。经费问题虽然困难，我们也要给供给部打招呼，尽可能地支持你们。”
按照贺、关首长的指示，4月中旬，我在兴县黑峪口主持召开了全师卫生工作会议，大家回顾抗战以来卫生工作的情况，总结经验，制定措施，并安排了全师卫生工作，还就克服当前的困难、开办医训队等问题组织大家进行了讨论研究。
会后，医训队即在兴县碧村正式成立。队长是谭道先，政治指导员由卢长岭担任。
晋西北地区经济文化落后，新入伍战士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文盲占大多数。因此，医训队成立后，首要的问题是学员不足。这期间，我得知贺炳炎、余秋里率领的120师第3支队，从晋察冀地区扩大了一大批新战士，想必其中会有一些有文化知识的青年学生。
于是，我带上警卫员，骑马来到第3支队驻地，向贺炳炎、余秋里说明要从这个部队招收一批学员的意图。
贺、余是我红军时期的老战友，也都是爽快人，当即表示全力支持。贺炳炎同志更是说干就干，命司号员吹集合号。
部队集合起来后，我到队前讲话说：“同志们辛苦了!贺龙师长、关向应政委要我代表他们问候大家。现在请同志们注意，有小学文化水平以上的同志向前三步走!”
我的话音刚落，忽拉拉站出了六七十人。我一看都是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心里很高兴，经与贺炳炎、余秋里商量，让这批战士回去整理行装，吃过饭后，马上同我赶往兴县。
饭后，我带上这批同志，辞别了贺、余两位老战友，回到120师师部驻地。贺老总听了我的“招生”汇报后，笑着问我：“你挖了贺炳炎的‘墙角’,他们没有同你吵架?”
我回答说：“我是代表你们两位首长去慰问他们的，顺便挑选了一批学员。你说过，部队要打仗，卫生工作急需加强。再说，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贺炳炎、余秋里很支持我。”
生员问题得到了解决，医训队很快便因陋就简地办起来了。
这年夏季，卫生部从临县迁到兴县，分驻在高家村、碧村一带，由于这里的环境相对比较安定，我们又办了第3期药剂训练班，学员10名，学期为半年。
这时，从延安卫生学校第11期毕业的刘鲁、田荣彬等人来医训队工作，加强了教学力量。
11月，晋西北军区成立，以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续范亭为副司令员，周士第为参谋长，甘泗淇为政治部主任，陈希云为供给部长，我为卫生部长，刘运生为卫生部政治委员。晋西北军区机关由120师机关兼。
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各军分区。晋西北军区的成立，标志着晋绥根据地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是对日军事斗争的迫切需要。这一举措，加强了对全区武装力量的统一领导，推动了地方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促进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考虑到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根据地后方相对稳定，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及部队建设的需要，我们决定将医训队升格为卫生学校，并得到贺龙、关向应的支持。
为了寻找一个安定的办学环境，我到黄河以西的神木、府谷两县考察情况，选中了神木县贺家川。这一带虽然也很贫穷，但环境比较安定，群众基础好。
我找到中共神木县委的领导同志，提出将卫生部机关和卫校设在贺家川，他们开始面露难色，说当地太贫穷，供给上有困难。
我当即表示：粮食、物资均从河东解决，绝不增加当地群众的负担。
他们欣然同意，并保证在人力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援。
11月，卫生部移驻贺家川后，我们又组建了一所医院(即手术医院),医训队也正式改为卫生学校，学校校长由和平医院院长祁开仁兼任，教员大多由医院各科医生兼任。
卫校每年开办两个班，每个班40人左右，学制为一年。教学课程有外科学、内科学、妇产科学、儿科学、药理学，以及英语、日语、拉丁语、政治课及大众哲学等。
那时的教学，实在谈不上正规，但严酷的环境要求我们必须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让学员把在课堂上学到的医学基础知识，带到医院中实习，尽快掌握临床经验。坚持这一方针和教学方法，使学员毕业后，均能胜任营、连卫生救护工作。
另外，我们还办了两期一年制的高级班，专门培养团卫生队长以上的卫生干部，如董家龙、杨鼎成、章德炎、张金等，均是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的老同志，都在高级班学习过，后来都成长为军地医疗卫生战线上的领导干部。
卫校初创时，教学设备极其简陋，最现代化的家当是一台显微镜，一台血压计。
贺总、关政委等首长始终关心卫校的建设，在经费、物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多次找供给部的同志商量，帮助卫校解决困难。
贺、关还多次就教学问题、毕业学员分配问题作出指示。卫校的教员、学员大多经过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教者认真负责，学者刻苦努力，他们深钻细研，勤于实践，边干边学，学用结合，教学很有成效。
1942年9月，晋西北军区改为晋绥军区，由120师兼晋绥军区，军区领导人中除增加林枫任副政治委员外，其他领导人基本未变。
晋西北军区卫生学校，亦改称晋绥军区卫生学校。卫生学校从1940年冬到抗日战争胜利，在5年内共招收了10个班的学员(包括高级班、军医、护士、药剂等班),培养了350多名各类卫生干部。这样，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队卫生干部不足的问题，也提高了基层的医疗技术水平。
与此同时，358旅、359旅、各军分区等所属卫生机构，也与所辖医院、医疗所结合，办有医训队，主要培养医士、护士和司药。各团卫生队也相继举办营、连卫生员短期训练班。他们使用卫生学校编印的统一教材，结合实践，边干边训，医疗护理技术提高很快。卫校的成立和发展，促进了晋西北军队和根据地卫生教育工作，培养了一批医疗卫生干部，保障了民族革命战争的胜利进行。
1940年，与晋西北军区卫生部战友张汝光(左1)、何曼秋(左4)、章德炎(左5)、张金(左6)、张汉斌(左7)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