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文化部
1975年2月，我从交通干校释放出来以后，边受审查、 批判，边治病。看样子，施义之等人非把我搞臭不可，非把我搞倒不可。
一天，我在南池子公共汽车站等车。公安部一个处长， 这个名声不好的造反派，突然在人群中大声呼喊：“刘复之， 你要老实交代罪行。”这样卑劣的表演，旁边的群众莫名其 妙，没有人答理他。
又一次，我走路去北京医院看病，远处一位公安部的老 处长迎面而来，他不愿与我迎头碰面，在大杨树间躲躲闪 闪，情势为难而尴尬。我扭头过去装着没看见，让他快步通 过了。那个特殊的年代，这是一种反常的现象。
天高地阔，人间真情依然在。 一天上午，我在医院看病 出来走到院子里，碰上邓力群，他大声喊：“老刘，上我的车，送你回家去。”我感到老邓真有点侠气。
1976年1月8日上午，我在北京医院北楼看病，在二楼 过道里碰见朱涤新，他告诉我：周总理今晨逝世了。那时我 被封锁，消息闭塞，乍一听浑身都凉了。朱涤新是原第三机 械工业部副部长，老红军，解放初期曾任武汉市公安局长。
1976年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
1976年10月6日，我们党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王洪文“四人帮”抓起来了。
党和国家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四人帮”被粉碎了，“批 邓”从此停了下来。公安部曾得意忘形的几个人都趴下了， 造反派威风飘零落地。对我的批斗不了了之。
但是，我还靠边站，没有人说解放，没有人找谈话，好 像不存在刘复之这个人似的。这样不死不活地拖了很长 时 间 。
1977年深秋，于桑突然找上我家来，代表公安部党组找 我谈话，要我出来负责一个起草小组，为准备召开的第十七 次全国公安会议写工作报告。
我对于桑说，好几年不接触任 何情况，两眼一抹黑，怎么能办呢。但是于桑说，这是党组 的决定，你不干不行。
无奈之下，勉为其难。我提名陆石、俞雷等同志参加写 作班子。经过一段时间研究写出了稿子。但我仍然处于被冷冻状态。陆石悄悄向我说：你这样耗着干吗?何不请假去休 息呢!
我当时的确被弄得有些懵懂状态。于是，我向于桑“请 病假”,不错，获准了。
1977年11月初，我偕王岫联到了广州。广东省公安局安排住进友谊宾馆。广州市公安局长李广祥、广东省民政厅 厅长郭曼果和广东省公安局副局长宋恕忠出来热情接待。陪 我玩了几天，到博罗农场住了一宿。儿子红森在福建当兵， 赶来广州见面。
1977年11月，刘复之夫妇同宋恕忠在虎门人民抗英纪念馆前。
12月初，郭曼果派郑斌陪着我们到了海南。海南行政区 公安局长赵练很友好，派车送我们到了三亚。祖国南海的水 是那么晶莹碧透，我畅游了两次，身心得到放松。
第三天， 突然传来广东省公安局长王宁的电话，说王镇(音)要我立 即回北京。电话线路不清晰，搞不清是谁，不知道怎么回 事，是“王震”还是“黄镇”都没有搞清楚。
12月8日， 我匆忙坐汽车赶到海口转飞广州，而后坐飞机回到北京。
1977年12月在海口。左起刘复之、赵练、王岫联、刘红森
回到北京当晚就奉约见到黄镇。他告诉我正在组织文化部的领导班子。刘诗昆、傅宁等人告诉他刘复之还闲着。
他 又问了罗瑞卿，刘复之可不可以用?罗说：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嘛!
于是他提了我的名，得到邓小平的同意。这样，我就跳跃到了文化部。
这个意外，使我马上得到了解放，有工作做了。对我来说，文化工作是全新的，担心难以胜任，但 结束了闲置状态，干什么我都乐于从命。
1977年12月6日，中共中央任命黄镇为中央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兼文化部部长、党组书记，刘复之、周巍峙、贺敬之、林默涵为文化部副部长；
12月25日，任命刘复之、周巍峙、贺敬 之、林默涵、王阑西为文化部党组成员，王阑西为副部长。
1978 年1月，任命我为文化部常务副部长，1980年4月又任命为党组 副书记兼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另外，先后任命了姚仲明、周 而复、司徒慧敏为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曹登益、李子英、 赵起扬、陈播、冯牧为文化部党组成员；
夏衍、徐平羽、周桓、 江丰、徐迈进、徐光霄等老领导为文化部顾问。
我在黄镇家参加了一次文化部的领导班子会议，商量开 展工作问题，而后我立即到文化部上班，开始了新的 生 活 。
文化部曾一度在“四人帮”的控制下，受到严重破坏， 这个部门人皆称之为“重灾区”。
1977年12月13日，干部、群众贴出大幅标语欢迎新部长 黄镇到任。黄镇广泛接触各方人士，倾听意见。我也走访了办 公室和一些住所。我们都表示了要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把 文化部的“揭、批、查”搞彻底，把各项业务搞上去。
我面对全新的领域，文化工作没有做过，文艺队伍不熟 悉。跟我去文化部的有亢顺德、李恢强、尹则曾等几个人。 我努力学习文化工作的新知识，广泛接触，了解情况，倾听 意 见 。
1978年，我住了几天北京医院。胡乔木在病房中同我有 过一次谈话。
胡乔木说，你现在做文化工作了，要好好阅读 作品。他开了一张书单子，全是世界名著。我请他再开个国 内的书单子，胡乔木说，可以看看沙汀的《还乡记》、《淘金 记》。我抽时间读了一些书，但事务缠身，无法摆脱出来， 所以很多该看的书没有能够阅读。
1979年，我收到公安部给我做的平反复查结论。这时我 已出来工作二年了。虽然迟了一些，有一点遗憾，给我做个 结论是完全应该的。冤案也总算结束了。由于把李震自杀错 搞成他杀，使我受到无端的审查，又迟迟不给平反，心头极 感不快，这完全是正常反应。
当年，公安部的直接领导人面对事实，理应承认将李震 自杀搞成“李震被害”是搞错了，因此而错抓错审了许多 人。共产党员，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把李震自杀硬要搞成“他杀”,完全搞错了。这不是我耿耿于怀，而是有这样的 人，没有勇气承认错误，没有勇气面向真理，把个人脸面看 得比真理重要。
1979年，公安部派两个干部到文化部来找我，征求 我对施义之处理的意见。告诉我已经中央批准，公安部要开 除施的党籍、军籍。
我想，既然中央内定了处理方案，还征 求我意见干什么,但我还是当着公安部干部的面表了态。
我 说：这样不合适。
我在文化部也搞清查，“文革”中搞极左 是普遍现象。又过了两个星期，这两个人又来了，并告诉我 施义之的处理中央已经定了。 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说，施义之 不开除党籍谁还开除党籍。既然如此，何必征求意见。
1983年4月，我调回公安部。
施义之问题经过专案组几 年的审查，写出了结论，先后送两届公安部党组审批。我这 届党组审阅后，由我签发上报党中央。党中央于1985年1月 批准了这个报告。
据公安部党组1986年6月27日给中央的报告，施义之 已由北京市委组织部作了生活安置，审查结论和处理不 改 变 。
文化部的“揭、批、查”
我在文化部主持常务工作，主管揭、批、查与“四人帮”有关联的人和事，还分工管办公厅、政治部和后勤部门。
以黄镇为党组书记的新党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 发动群众，揭开盖子，清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部 帮派体系中有牵连的人和事。
1979年夏，看望叶剑英元帅，左为刘钧。
广大文艺工作者和干部、员工提出，文化部遭受“四人帮” 的严重破坏，是“重灾区”,强烈要求清查下列重大问题：
(一)于会泳是“四人帮”的党羽，于会泳一伙参与了 篡党夺权活动，搞特务情报活动，整黑材料诬陷叶剑英、邓 小 平 等 ；
(二)围剿影片《创业》、《海霞》、《园丁之歌》;
(三)炮制《反击》、《盛大的节日》等反动影片，搞 “阴谋文艺”;
(四)利用“初澜”、“江天”写作班子制造反革命舆 论，发表200多篇反党文章；
(五)拼凑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挥舞“文艺黑线专政” 论和“重新组织队伍”论的大棒，把很多文艺工作者、干部 和群众当做“专政对象”,实行法西斯专政等。
文化部机关和直属各艺术团体、工厂、学校等单位众 多，人员过万。“文化大革命”中被于会泳一伙打成“叛 徒"、“特务”、“反革命”的达一千余人。他们使用批斗， 监督劳动，开除团籍、党籍，开除公职，以至私设公堂，酷 刑逼供等，有的人被打致残、逼疯、逼死。不少文艺界知名 人士受到迫害和打击。中国京剧院五分之一的人被扣上“反 革命分子”、“三朝元老”等帽子。
《红灯记》主要编导阿 甲，只因对江青修改剧本有不同意见，就被江青当众宣布为 “历史反革命”、“叛徒”。中国舞剧团有79人被批斗、审讯 和关押。于会泳曾给长期靠边站、不分配工作的三百多名老 干部举办“造谣学习班”。
1977年3月，文化部召开过七千人大会，批斗于会泳， 会场群情激奋。可惜那时的部领导不让喊“打倒于会泳”, 引起群众不满意，认为文化部的清查运动搞得不熟不透，是 “夹生饭”。
1977年12月黄镇到文化部后，亲自调查研究，放手发 动群众，针对文化部当时的特殊情况，采取被喻为用“高压 锅煮夹生饭”的办法，迅速开展揭、批、查运动。
在1978年的大半年内，大张旗鼓地揭发批判林彪、“四 人帮”在文化部的反党阴谋活动，调整了司、局、院、团、 厂、校的领导班子，粉碎了于会泳的帮派体系，基本上查清 了与“四人帮”及于会泳阴谋活动有关联的人和事，分清了 界 限 。
1978年2月起，连续召开过16次党组扩大会议，着重 了解和清查抓起“四人帮”以后的半个月内帮派分子的活 动。在人证、物证面前，重点审查对象陆续交代了问题。
1978年4月4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大会，揭批“四 人帮”,平反冤假错案，伸张正气，打击邪气，出现了安定 团结的局面。
文化部的清查工作，严格执行政策，对人对事的处理持 慎重态度。在立案审查处理95人中，最后证据确凿按“四 人帮”帮派骨干分子结论处理的有于会泳、刘庆棠等8人。 在黄镇进部前，于会泳于1977年8月28日畏罪自杀死亡。 刘庆棠，被人民法院判刑17年；其余6人，都按党的政策作 了从宽处理。
在揭、批、查中，说错话、做过错事的，认识了错误， 就解脱了。对揭发出的167件同“四人帮”在文化部搞篡党 夺权有关联的重大问题和事件，包括他们反对毛泽东、周恩 来、叶剑英，诬陷邓小平，搞特务情报活动，以及拉帮结 派，迫害文艺工作者等，查清来龙去脉，写出专题材料，经 过相关了解情况的群众审查和验收，即算结束。
1978年8月30日上午，文化部召开干部大会，我代表部党组在会上作了“再接再厉，把清查工作搞彻底”的报 告，把文化部清查运动取得的成绩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
(一)调整以后的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大多数都能够坚 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部党组的部署，受 到了群众的拥护。
同志们认为，调整后的领导班子，一是做 到了把揭批“四人帮”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在清查运动中 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确实把一潭死水的沉闷局面打破了。
二是大多数单位的领导都能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 发动群众。
三是做到了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照党的政 策办事。
四是初步实行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领导班子的团结 搞得比较好。像舞蹈学校、北影、东方歌舞团、中国话剧团 等许多单位的领导小组，做得都比较好。
五是工作勤奋努 力，不少年高体弱的老同志，坚持三班工作，有的把病休假 条藏起来继续上班，受到群众的赞扬。
从总的情况看，领导 班子的面貌确实是基本改观了。
(二)广大文艺工作者、干部和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 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清查运动中，广大群众进一步 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重要讲话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 联系文化部和本单位的实际，热情请战，斗志昂扬地投入了 清查斗争。
很多单位为揭批查一个审查对象或帮助一个说清 楚问题的同志，往往要开上几次、十几次劝说会、批评会； 为了查清一个问题，要翻检几万字以至几十万字的材料，不 辞辛劳地到很多单位去外调。这样的事情，没有广大群众的 热情支持是根本办不到的。
北影厂在开批判大会的时候，许多全休病号都自动参加 了。同志们说，过去北影厂开会是“羊拉屎”,看参考片子 是“一窝蜂”,什么时候开会能像看参考片子那样起劲，北影就有治了。经过这次清查运动，北影确实改变了以往那种 松松垮垮的状态，出现了热气腾腾的局面。
中国歌剧舞剧院在一次批判大会上，群情振奋，即席起 来揭发、作证的同志就达五十余人次。有的同志说，这次运 动从群众不愿意说话，发展到知情人起来面对面的揭发、作 证，真是一个大跃进。
群众发动起来了，绝大多数同志都讲话了，许多同志不 顾个人得失，关心文化部大事，有意见就提，有问题就问， 向本单位的领导讲，向司局以至部领导讲，讲对讲错在所不 顾，极大地帮助了各级领导特别是部领导了解下情，这是前 所未有的好现象。
(三)同“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于会泳等一伙篡党 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已基本查清。因为指导思想明 确，重视调查研究，贯彻政策中有宽有严，宽严相济，及时 兑现，从而使大部分重点审查对象感到大势所趋，不再顽 抗，逐步交代了他们的问题。
尤其突破了于会泳等人在粉碎 “四人帮”以后的现行罪恶活动这个要害，推动了清查工作 的发展。在原中国舞剧团、中国京剧团、办公厅、北影、期 刊编辑部、东方歌舞团等单位的有关问题上，以及“初澜”、 “江天”(“四人帮”及其爪牙使用的笔名)的问题上，清查 工作进展都是比较显著的。到9月初，绝大部分专案都已基 本定案。
(四)对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明确属于教育的范 围，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做了细致的政策教育和思想转化 工作，得到了群众的谅解。
(五)同“四人帮”及其党羽、亲信于会泳等一伙在文 化部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重大事件，计有30项，已基本查清。
这些事件是：疯狂反对毛主席；疯狂反对周总 理；反对叶剑英副主席；打击诬陷邓小平副主席；搞一大批 党政军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拉帮结派，炮制《反击》等所谓 同“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围剿《创业》、《园丁之歌》、 《海霞》等电影；用“初澜”、“江天”名义发表大量文章， 制造“主题先行”、“三突出”等反动文艺理论；制造批 《三上桃峰》和“黑画”、批“无标题音乐”等事件；制造 孙维世、王昆、郭小川、陶钝等事件以及所谓“追谣”等 等，迫害文艺工作者、干部和群众。
根据各单位汇报，经过群众性的揭、批、查，已经把这 些重点事的来龙去脉基本查清了。正由部运动办公室陆续印 发给广大群众审阅。
(六)路线是非已基本分清。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清查 同“四人帮”一伙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的过程 中，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 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联系文艺战线的实际，批 “文艺黑线专政”、“重新组织队伍”、“主题先行”、“三突 出”等等谬论。从大的方面讲，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 的，基本上分清了，清算了其流毒和影响。
(七)在复查平反，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上， 取得显著效果。据7月底统计，文化部需要进行复查或昭雪 平反的有2011人，已复查了1620多人，约占复查总数的 80%多。经过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积极工作，使受迫害的 同志得到了昭雪平反，恢复了名誉，回到了工作岗位，调动 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也推动了清查运动的健康发 展 。
(八)通过清查运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业务工作
有了一定的开展。党组就恢复剧院、剧团建制等问题作出了 决定，采取具体措施，已经实现了相当一部分，对各单位的 工作面貌起了促进作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当前存在的问 题，主要有下面几点：
(一)我们对清查工作中某些问题抓得不够紧，布置多， 检查少，抓落实少，以至于使某些工作没有能很快地促上 去，下面发生的一些缺点和问题，应该由部领导来负责。例 如，我是分工具体掌握运动的，对于说清楚问题的同志的解 脱工作，就抓得不够紧，一般号召多，具体检查落实少。互 通情报不够，集体研究不够，使一些问题未能及时地妥善地 解 决 。
(二)还存在着少数后进单位。后进单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有的任务重，有的领导班子的改组比较晚；有的领导 成员心有余悸，在处理问题上顾虑重重，不敢大胆负责工 作；
有的不敢落实政策，怕被说是右倾；有的批评和自我批 评开展不够，领导成员中打肚皮官司，有点意见不能摆到桌 面上，不能主动地展开谈心活动；
少数同志还沾染了派性的 灰尘，党性、原则性不够强，问题处理得不是很好；
有的勤 奋学习不够，深入群众比较差，工作面貌改变不那么显著, 正气没有完全压倒邪气。
甚至有个别单位，还发生冲击党支 部会议，蛮横地辱骂领导人的事件。有的单位甚至出现审查 对象殴打革命群众。这样一种越轨的行为，必须严肃处理， 要使极少数存心捣乱的人头脑清醒一下。
(三)在这次清查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积极分子，这 些人深受“四人帮”的迫害，坚强不屈，有硬骨头精神，他 们在不同岗位上踏踏实实地工作，任劳任怨，作出了贡献。 但由于工作做得不够，不会很好地爱护、培养积极分子，有
时对他们求全责备。对优秀分子还没有积极地做发展党、团 员的工作，有的没有把他们选择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去锻炼， 有个别单位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积极分子队伍，影 响了广大群众的发动。
有的同志问，有些人虽然在清查运动 中很积极，在“文革”中表现也很好，但过去也做过点错 事，说过点错话，怎么看待?我说，看一个同志表现好坏， 通常看重在斗争紧要关头的表现。现在，在“文革”中关键 时候的表现作为鉴别的重要尺度。
(四)半年多来，抓了清查工作，对业务工作抓得不够， 照顾得不够全面。揭批“四人帮”斗争的胜利，最后应该体 现在思想上、作风上和业务工作的成果上，踏踏实实地抓 工 作 。
(五)少数单位中各种错误思想有所抬头。例如搞派性， 无组织无纪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特 别是派性有反映，比较明显地反映在对一些同志的解脱上， 在调级调薪工作上，在干部使用上，甚至在业务工作上。
